文/魏良正

父亲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时候，腰杆挺得笔直，像一根被风压弯又弹回来的竹篙。我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死死攥住他汗湿的衬衫下摆，能闻到他背上那股混合了汗味、机油味和劣质烟草味的复杂气息。

那是1996年8月，苏北老家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田里的棉花烂了大半。父亲把家里最后两头猪卖了，凑了三百块钱，决定带我到南京“看看世面”。“看看世面”是他的原话。后来我才知道，那年他四十二岁，在村里已经算“老”了。村里比他年轻的男人，有的去了上海工地，有的去了广东电子厂。父亲不会说普通话，只会种地，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但他听说南京长江大桥上能过火车，桥下能过大船，“比咱村的河宽一百倍”，就动了心思。

我们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浦口，然后父亲不知从哪打听到，骑自行车可以从大桥上过去。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是1983年买的，锈迹斑斑，铃铛早就不响了，父亲用一根红布条系在车把上，说是“醒目”。上桥的时候，坡很陡，父亲站起来蹬，我听见他粗重的喘息声，像一头拉磨的老牛。桥上的风很大，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我低头往下看，江面泛着银灰色的光，有轮船在底下慢慢移动，像一片树叶漂在水盆里。

“爸，桥在动。”我说。

“桥不动，是船在动。”他头也不回地说，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那是我们第一次看见长江。那个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弓着背，自行车链条发出咔咔的声响，长江大桥的钢梁在头顶交错成巨大的网，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在我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们在南京待了三天。父亲舍不得住旅馆，我们在鼓楼附近一个桥洞里睡了两晚。他买了两个烧饼，我们一人一个，就着自来水吃。第三天，他带我去夫子庙，在秦淮河边站了很久。河面上有游船，船上的人在唱戏，他听不太懂，但一直站着不动。我问他要不要坐船，他说：“不坐，看看就行了。”

回去的时候，我们从浦口坐轮渡回苏北。轮渡上，他忽然说：“南京好，以后你要来南京。”

我说：“好。”那年我十二岁，不知道这句话会改变我的一生。

1999年，我真的考上了南京的大学。父亲送我来报到，还是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但已经骑不动了，他把它扛上了长途汽车。到了南京，他在学校门口的小旅馆住了三天，每天给我送饭，送的是他从老家带来的咸鸭蛋和炒花生。临走时，他把那辆自行车留在了学校，说：“你骑着，方便。”

那辆自行车我在学校骑了四年。2003年毕业时，它彻底散架了，我把它卖给了收废品的，卖了十五块钱。

2006年，我在南京买了第一套房子，在城北。父亲来帮我搬家，他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忽然说：“变了，全变了。”我问他什么变了，他说：“以前这里都是菜地，我骑车经过的时候，还能闻到粪肥的味道。”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1996年他骑车带我穿过的那片郊区，如今已经全是高楼。他记忆中的粪肥味，被汽车尾气和烧烤摊的油烟取代了。

2016年，我换了一套大房子，把父母接来同住。父亲已经六十二岁，头发全白，背也驼了，走路开始蹒跚。他很少出门，每天在阳台上看楼下的车，一看就是一下午。有一天我问他要不要出去走走，他说：“不去了，南京我不认识了。”

我心里一酸。这个城市对他而言，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记忆中的南京，是1996年的长江大桥、夫子庙的烧饼、鼓楼附近的桥洞，是那些他用自行车轮胎丈量过的土地。而现在，地铁修到了家门口，高架桥纵横交错，他连过马路都要犹豫半天。

上个月，我带父亲去了一趟长江大桥。桥已经修缮过很多次，但钢梁还是那些钢梁。我们步行过桥，他走得很慢，我搀着他。走到桥中间，他停下来，扶着栏杆往下看。江面上有轮船在移动，像一片树叶漂在水盆里。

“爸，桥在动。”我说。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露出那几颗残缺的牙齿：“桥不动，是船在动。”

风很大，把他的白发吹得乱七八糟。我攥住他的胳膊，像三十年前攥住他的衬衫下摆一样紧。

我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兜兜转转，还能跟老父亲站在同一座桥上，看同一条江，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三十年了，江还是那条江，桥还是那座桥，只是看桥的人老了。

“爸，晚上咱爷俩喝点？”我说，“就喝你爱喝的今世缘，我特意留了一瓶。”

父亲转过头看着我，眼睛有点亮，点了点头。

他说：“好，喝点。这辈子能跟你再走一趟这座桥，这酒，喝着肯定香。”

这就是缘分吧。三十年前，他骑车带我穿桥过江，是想让我看看外面的世界；三十年后，我扶着他重走旧路，是为了陪他看看走过的岁月。有些缘分不需要惊天动地，就是风里雨里，你还在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