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苏州市文艺创作中心联合出品的小剧场昆剧《竹林三昧》，是继苏州首部小剧场昆剧《千年一叹》之后，由同一中青年主创团队推出的又一部实验作品。此剧2024年12月于南京国民小剧场完成首演，在第五届紫金京昆群英会斩获表演、舞美相关奖项后，于2025年10月走出国门，赴日本参加了中韩日国际戏剧节展演，实现“源起日本文本，回归日本舞台”的跨文化对话。此后又入选了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中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于近日开启巡演。

一、主创团队与剧目创作历程

这部作品的缘起并非简单的名著移植。导演吕佳与舞美钟婉靖对《竹林中》多视角叙事的人性命题产生兴趣，提议将其转化为昆曲文本。编剧周琰研读原著后意识到，小说中大段人物内心独白，恰好契合昆曲以唱、做外化心理活动的艺术特质，但直接照搬日本武士、公堂审讯的故事外壳，会造成文化语境的割裂。创作团队没有选择简单做“昆曲外壳套外国故事”的表层改编，而是确立了“保留人性内核，彻底置换文化土壤”的创作思路。

在文本结构上，编剧借鉴北杂剧一人一折主唱的传统体例，强盗、书生、女子各占一折，同一套曲牌之下，唱词、身段却呈现完全矛盾的叙事，以此模拟不同角色互相冲突的证词。同时舍弃电影《罗生门》的樵夫视角，引入中国民间阴司审判的叙事模型，把现世命案改为亡魂在地府受审，用佛教“贪、嗔、痴”统摄三个人物的谎言动机，定名“三昧”，取破除执念、勘破心障的禅意。整个创作过程兼顾曲牌格律、戏曲程式与现代悬疑叙事，在小剧场有限的空间中完成文化转译，避免先锋实验消解昆曲本体，是一次带着明确问题意识的创作实践。

二、《竹林三昧》本土化重构的主要路径

从小说《竹林中》到电影《罗生门》，再到昆曲《竹林三昧》，是同一个故事母题不断生发出的文化位移。芥川的原作依托日本武士社会背景，七份证词并列，把真相悬置，指向武士道体系下个体的名誉焦虑；黑泽明的电影增加乱世罗生门的现实外壳，用镜头光影区分不同版本叙事，底色是物哀式的人性虚无。而《竹林三昧》的本土化，不是简单改换人物姓名，而是叙事框架、人物伦理、舞台美学、精神哲思的整体性置换。

叙事层面，主创把日本世俗公堂审讯替换为中式地府亡魂对质。强盗、书生、女子全部化为鬼魂，在地府主簿面前各自陈情，以民间幽冥信仰搭建全新叙事框架，用因果轮回替代日本平安时代的乱世背景。人物身份完成改写，日本武士转化为江南书生，武士对武道名誉的执念，转变为古代文人对功名、脸面的看重；武家妻子的困境，转化为封建礼教之下女性的生存控诉；强盗不再追逐武士式勇武名声，欲望落脚于江湖虚名与私欲。伦理评判标准从武士道的荣辱逻辑，切换为中国社会儒释交融的善恶观。

舞台美学上坚守昆曲写意传统。摒弃电影实景密林、暴雨残城的写实影像，以戏曲的假定虚拟为基底，枯竹、枯枝意象象征人心迷局，舞美做减法，依靠水袖、甩发、跪步等程式动作外化人物的狡辩、痛苦与不甘。曲牌严格遵循南北曲规范，唱词化用禅语古典，用戏曲本身的形式语言完成心理叙事，而不是依靠大段念白或者多媒体堆砌。

精神内核的成功转化更是编剧的笔力所在。原作与黑泽明电影的基调是日式虚无：真相永久湮灭，人性本恶，结尾仅存一丝微弱的世俗善意。而《竹林三昧》以本土化禅宗思想重新解读，谎言来自每个人内心的贪嗔痴，悲剧根源不在乱世环境，而在于人心执念。剧目不去强行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不设置非黑即白的善恶判决，把判断权交给台下观众，将日式物哀虚无，转化为向内自省、破除心障的中式禅悟，完成精神内核的文化转译。

三、本土化重构实践对当代昆曲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竹林三昧》作为小剧场昆剧跨文化改编的实验性作品，它的价值并不局限于一部剧目的成败，而是为陷入题材固化、创新两难的昆曲行业，提供一份可参考的实践样本，其影响体现在剧目创作、本体坚守、受众市场、跨文化传播、人才建设多个层面。

第一，拓宽昆曲的题材边界，建立外来文本本土化改编的可行范式。长期以来，新编昆曲大多取材于唐宋传奇、明清小说，改编外国文学的成熟作品并不多见。不少外来题材改编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完全照搬外国情节，人物、伦理全部异域化，和昆曲审美格格不入；要么为迎合传统，把现代故事强行套入才子佳人老套路，消解原作精神内核。《竹林三昧》提供了“保留人性母题，置换文化外壳，重构伦理逻辑”的改编路径。它证明昆曲完全有能力消化世界经典文学，不必局限于本土古典故事库。小剧场体量小、试错成本低，可以充当昆曲创新的“试验田”，先在小剧场完成文本、舞台的探索，再反哺大剧场创作，缓解行业新编剧目同质化、原创故事匮乏的现实困境。

第二，厘清创新的边界，重申“守本体再谈创新”的创作原则。当下戏曲创新领域，一直存在两种对立倾向：一部分创作者固守复古，排斥现代叙事与外来题材；另一部分一味追求先锋，丢弃曲牌、行当、表演程式，把戏曲变成话剧加唱。《竹林三昧》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做现代改编的同时守住昆曲本体。它借鉴北杂剧的传统结构，严守南北曲曲牌规范，人物心理冲突不靠台词说教，而是依靠水袖、身段、唱腔完成表达；舞美上延续戏曲写意精神，拒绝过度堆砌特效。这部作品用实践说明：所谓创新，不等于抛弃传统；本土化改编，不是把故事改得“中国故事”就万事大吉，声腔、程式、写意美学这些剧种本体，才是昆曲区别其他戏剧的根本。这种平衡，为行业提供了现实参照。

第三，更新昆曲的精神向度，让传统戏曲具备回应当代社会的思辨能力。传统经典昆曲，多聚焦才子佳人、忠孝节义，长于抒情，对人性的复杂性、真相的相对性这类现代命题触及较少。《竹林三昧》借跨文化改编，把“后真相”、个体记忆的主观性、受害者困境等现代议题带入昆曲舞台。它不再一味输出古典道德说教，不强行给出善恶结局，把思考留给观众。这让600年的昆曲不再仅仅是博物馆式的古典审美遗产，而能够映照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升昆曲的思想厚度，实现传统艺术精神的当代激活。

第四，拓展受众圈层，缓解昆曲观众断层的现实困境。传统昆曲老戏的叙事逻辑、价值观念距离当代青年存在距离。《竹林三昧》采用大众熟知的“罗生门”悬疑叙事，又通过本土文化符号消解外来文本的理解门槛。小剧场近距离的观演环境，拉近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更加契合年轻人的剧场消费习惯。从演出反馈来看，该剧吸引大量高校学生、青年文艺爱好者走进剧场，短视频平台片段传播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它证明，吸引青年观众，不需要一味迎合网络快餐审美，把现代思辨和传统美学结合，同样可以打动年轻群体，培育新一代昆曲受众。

第五，开辟跨文化传播新路径，改变昆曲对外输出的固有模式。以往昆曲海外传播，大多以《牡丹亭》《长生殿》这类传统经典为主，输出古典情爱与江南美学。《竹林三昧》走出一条“外来母题、中国表达”的路径：故事源头来自日本，经过完整本土化昆曲改写之后再回到日本舞台演出，形成双向的文化对话。海外观众看到的不只是昆曲唯美唱腔身段，更能读懂中国儒释道融合之下看待人性、看待虚妄的思维方式。这拓展了昆曲对外传播的维度，证明非遗昆曲既可以输出古典，也可以通过改编世界经典参与全球艺术对话。

第六，锻炼中青年创作力量，完善昆曲人才梯队建设。这部剧从编剧、导演到舞美、主要演员，以苏昆中青年骨干为主。小剧场项目规模小，创作氛围更加宽松，给青年主创提供施展空间，不必受制于大剧场宏大叙事的压力。在整个本土化改编过程中，主创既要吃透昆曲曲牌程式，又要处理跨文化文本的冲突，锻炼了文本改编、舞台综合创作的综合能力。对于行业来说，这样的项目有利于打破主创思维固化，实现老演员传技艺、青年主创输出想法的传帮带模式，为昆曲储备兼具传统功底和现代视野的新生代力量。

当然，小剧场昆剧《竹林三昧》的本土化改编实践，也并非完美无缺。把外来文学经典转化为昆曲，如何平衡原著的精神张力与戏曲格律篇幅，如何在地府叙事框架中进一步深化人物的现实痛感，依旧还有继续打磨的空间。但瑕不掩瑜，它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完成一部完美的改编剧目，而在于实实在在回答了一个行业命题：昆曲该如何面对世界文学资源，传统戏曲如何处理外来题材。

它告诉我们，所谓创造性转化，不是简单贴传统标签，也不是盲目追逐先锋。一方面牢牢守住昆曲声腔、程式、写意美学的本体根基；另一方面主动打开题材视野，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消化外来母题，让古老戏曲既能接续传统文脉，又能回应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在小剧场的试验土壤之上，这样的实践，也为整个昆曲乃至传统戏曲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值得持续观察的样本。

作者：胡磊蕾，一级编剧（专技二级），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