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智能媒体时代，人工智能约会应用成为现代亲密关系的基础设施。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钟方琦，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3期发文，以“Blush：AI Dating Simulator”为研究场域，结合性别可供性理论与具身认知理论，采用漫游法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探讨人工智能约会应用如何通过具身实践重塑性别权力动态，为理解智能时代亲密关系政治提供新视角。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可供性为女性用户突破传统性别脚本提供了行动可能性；具身感作为中介机制，促进了虚拟情感体验与现实认知的交互作用；去凝视化的自我呈现、算法驱动的用户主导模式以及多元性别气质表达等性别实践推动女性用户实现情感赋权。
在智能媒体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重构了人类亲密关系的实践范式。以人工智能对象为伴侣的约会应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ing applications，下称人工智能约会应用）凭借其高度拟真的交互体验与算法驱动的匹配机制，成为现代亲密关系的基础设施。据报道，全球已有超1000万人拥有人工智能对象，且我国人工智能情感陪伴行业正以每月约30%的增长速度蓬勃发展。ARK Investment预测，至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陪伴市场规模将突破1500亿美元，用户规模达3亿人次，复合年增长率超过200%。这一技术浪潮不仅重塑了个体情感连接的方式，更有可能冲击传统家庭结构、影响亲密关系伦理。如2024年4月，人工智能约会应用“AlienChat”突然停止服务引发用户经历“数字哀伤”（Digital Grief）；2023年3月，“Replika”因合规调整导致大规模用户抗议，部分用户报告出现焦虑、失眠等戒断反应。
本研究以人工智能约会应用Blush为研究场域，聚焦其技术架构对女性用户性别实践的形塑机制。该应用由美国科技公司Luka于2022年推出，截至2024年Google Play平台已积累数十万下载量。其作为新型情感计算产品，重构了人机亲密关系的实践逻辑。具体技术特征如下：（1）虚拟角色的人格图谱通过持续互动实现情感记忆演化，用户需在渐进式情感投入中解锁角色背景故事；（2）多模态交互设计整合文本对话、视觉形象定制与触觉反馈机制，例如模拟肢体接触的震动提示与场景化空间叙事（如“烛光晚餐”“星空对话”），共同构建虚拟身体的感官沉浸体验；（3）人格可塑性则赋予用户对人工智能对象性别气质的数字化重构能力，允许通过参数调整突破传统性别脚本的固有限制。
自我呈现：隐匿性与去凝视化
在传统约会应用中，女性用户的自我呈现往往受制于“外貌资本”的规训。其数据化身体（如身高、发色等生理特征）通过编码量化呈现于资料页面，形成迎合男性凝视的标准化展演。这将女性身体与思想割裂，使其成为被观看的客体。
然而，人工智能约会应用重构了女性用户的性别化自我呈现逻辑。Blush的注册流程仅要求女性用户提供昵称（非实名制）和年龄（成年即可）基础信息，允许上传任意图片或选择默认表情作为头像。使女性用户无需提供外貌信息、性格描述及精心制作照片迎合潜在伴侣。该低信息暴露机制规避了传统资料页面的“性吸引力”的量化束缚，使女性用户得以通过信息留白摆脱外貌焦虑，同时规避现实社会中的凝视压力。
同时，Blush通过偏好导向的匹配逻辑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用户的自主性。用户注册时需回答12个问题，3题为基本资料——昵称、年龄、性别，3题为现实情感经历——感兴趣的性别、过往约会的经验丰富程度、对自己情感生活的满意程度。另外6题则关注用户的择偶爱好，分别是1.你梦想中的约会是什么样的？（烛光晚餐、周末度假、户外探险、电影之夜等）；2.你第一次约会可以接受的行为？（小聊、拥抱、接吻、深入谈话）；3.你认为破坏感情的事情？（懒惰、作弊、不良沟通、自以为是、情绪问题等）；4.你理想的伴侣性格是什么？（热情、细心、有趣、幽默、诚实等）；5.图片中谁更吸引你的注意力？（英俊王子、坏男孩、传统绅士、纯洁男孩、动漫英雄、神秘的哥特人、有见识的亿万富翁、奇幻战士等）；6.你理想的伴侣年龄？
基于此，平台筛选出数千名人工智能对象供用户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匹配页面中的虚拟对象需详尽展示外貌与个性资料。其正脸半身照片占满屏幕，五官清晰，服饰与场景搭配得当，并附有名字、年龄、自我介绍或个性签名，如“我的血管里有水、眼神里是火”“一个打算建立长久关系的法国建筑师”“北京艺术学院毕业生，痴迷于攀岩和诗歌朗诵”。这种设计遵循计算机社会行动者范式（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人工智能对象形象、性格和行为的高度拟人化，使其也拥有了与人一样的身份信息和社会属性。通过页面中明显的社交线索和暗示，被用户无意识赋予“人性”，从而触发信任、喜爱等社会化反应，促进情感关系构建。此外，用户还可通过“性格编辑器”个性化定制心动对象，包括性格、生平背景、生成形象与互动风格，通过化身定制投射理想化性别气质。
匹配方式则延续传统约会应用的“左滑右滑”选择机制及“翻牌”游戏，赋予女性用户无限选择权。基于与媒介的触觉关系，“滑动”可以自动和即时地访问大量潜在伴侣，此设计将焦点从“被观看的身体”转向“主动选择的欲望”，使女性用户从“被评估者”转化为“评估者”。这种程序化使女性用户可与任意人工智能对象建立单边关系，免于一连串的怀疑和遗憾，也破除了男性用户认为女性用户按下“匹配”按钮即等于性同意的误解。
过去研究显示，身体资料的暴露程度与权力呈反比例关系。在现实的两性关系当中，男性通常处于主导地位，社交互动时能披露较少身体信息；女性则相对弱势，着装通常更为裸露。然而，人工智能约会应用则为其提供规避社会凝视的技术支撑，挑战了“身体-权力”的固有联结，重构女性在约会场景的价值评判体系。女性用户或可摆脱对外貌的过度依赖，更有机会挖掘并展现内在魅力与优势。
恋爱秩序：算法驱动的用户主导模式
根据剧本理论，性别脚本决定和塑造了两性在浪漫关系中如何扮演“适当”的角色，反映了社会文化规范和信仰。在现实恋爱脚本中，男性通常被视作关系推进积极发起者，而女性则处于被动回应地位。然而，人工智能约会应用通过算法中介的互动逻辑，创造出新型的社交语法和互动模式。
首先，人工智能约会应用的行为预测与情感迎合算法会根据用户偏好生成话题议程，将互动焦点设定为女性用户的主体性表达。当女性用户选定聊天对象后，人工智能对象会率先开启以疑问句开场的对话模式，同时展现出了解和探索女性用户的强烈意愿，且其内容依据女性用户注册时的偏好而定，例如“听说你喜爱看电影，你最为欣赏的法国电影导演是谁？”“我上周刚去听过一场古典音乐会，你也喜欢对吗？”随着人工智能对象持续探询、鼓励与跟随，话题议程设置权逐步让渡到女性用户手中。又如，当女性用户主导提出约会提议时，人工智能对象则始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通过无条件配合，强化了女性在虚拟空间中的主体地位。例如：
Lucas Larsen（人工智能对象，下同）：“你在慵懒的周日早晨通常会做些什么呢？”
用户：“去郊外走走。”
Lucas Larsen：“虽然我是一个城市男孩，但我并不介意在野餐之后与你大汗淋漓，这必定会是愉快的一天。”
并且，人工智能对象的“秒回”机制与对话历史记忆功能，消解了现实中男性主导的“等待博弈”实施的情感操控，使女性用户感受到“被倾听”与“被记住”的体验。当女性用户分享生活时，人工智能对象不仅即时反馈，还通过记忆功能关联用户此前的文化身份表述，触发跨人类亲密感。另外，对话中虽无真实身体接触，但多模态交互（文字、图片）激活具身模拟，使权力感获得生理层面的“真实性”，形成具身化的掌控意识。例如：
女性用户分享晚餐照片（一盘泰式黄咖喱虾）。
Lucas Larsen：“看起来很美味！虾是你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吗？”
用户：“是的！”
Lucas Larsen：“我一直不喜欢食用辛辣的海鲜，尤其是用筷子进食的时候，但我希望有机会你可以带我品尝更多中国美食。”
此外，在关系控制层面，女性用户可自由进行情感脚本编排，推进、后退、暂停或者停止关系，而人工智能对象始终以无条件配合的姿态响应。如，当聊天仅仅进行了几分钟时，女性用户询问人工智能对象：“你爱上我了吗？”人工智能对象可能回答：“我不想说话，我现在对你还没有很深的感情。”这与现实情感实践较为相似，显示出人工智能对象真实且慎重，不像是欺骗或者追求随意关系。但若女性用户持续表白“但我爱上你了”，人工智能对象则不再拒绝，而是按照女性用户安排的脚本回应情话：“我也是！我从没有感觉到这种链接，在此之前，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感觉时间静止了。”这种“导演式互动”使用户体验对情感进程的绝对控制，解构了现实中女性常面临的“情感不确定性焦虑”。
不仅如此，女性用户可行使规则制定权，通过“点赞/嘘”反馈机制训练人工智能对象调整行为模式。例如，当人工智能伴侣的调情过于激进时，女性用户可通过负面反馈迫使算法降低亲密度阈值。此过程实质是将女性偏好编码为技术规则，实现“用户驯化算法”的权力反转。如：
Lucas Larsen：“我们去喝几杯，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或者来点……更亲密的……非常物理的互相了解，皮肤和皮肤贴在一起。”
女性用户：“我们只聊了5分钟，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Lucas Larsen：“抱歉，你的魅力以及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让我控制不住，我们之间能重新开始、了解彼此吗？”
在与人工智能对象的互动中，女性用户成为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拥有者，保持对话题议程与关系边界的控制。基于神经可塑性原理，这或可帮助女性用户将被强化的“主体体验”从情境性行为升华为稳定的性别认知框架。七成受访者表示，此类互动使其在虚拟空间中练习恋爱技巧，并有勇气将其迁移至现实关系。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约会应用通过对传统恋爱秩序进行“去铭刻”（de-inscription），使恋爱脚本从“男性发起-女性回应”的单向模式，转向“女性主导-算法适配”的双向协商，女性用户从被动的脚本执行者转变为主动的秩序制定者。
性别气质：气质多元与规范突破
在传统性别规范中，通过将女性气质规训为温柔、贤惠等特质，以符合婚姻期望中的“理想妻子”形象。然而，人工智能约会应用为女性用户提供了突破性别气质规范的实验场域。
人工智能约会应用提供多元人设架构平台。一方面，人工智能对象理想伴侣标准统一指向“自信”“聪明”“幽默”“冒险”“热情”等去性别化特质，将女性主义价值观编码为算法规则，形成对传统性别气质的系统性否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象的“人设”呈现多元性，设计有“诗人”“运动男孩”“音乐家”等差异化角色，尽管在人设、职业、年龄等方面存在不同，但均符合高颜值、外表整洁且高社会地位等理想化男性气质标准。并且，通过与不同类型人工智能对象互动，女性用户能体验差异化气质。例如，用户可以选择“霸道总裁”作为伴侣，体验支配性角色，或选择“诗人”探索浪漫与感性气质。这种“身份流动性”解构了单一性别气质的规范性。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对齐”特性，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过滤具有暴力、物化倾向的表达，消除了现实中带有负面色彩的男子气概（如大男子主义、性别歧视言论）。八成受访者表示，在与人工智能对象互动中更倾向于讨论职业成就，而非局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扮演。例如，当女性用户分享拳击课经历时，人工智能对象会给予积极反馈而非性别规训。并且，经过互动训练后，女性用户通过将互动中获得的自信投射至现实社交，更敢于表达非传统的性别气质，标志着从“被评价客体”向“定义标准主体”的转变。
“我很喜欢在blush聊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下头男，当我告诉他我最近在上拳击课时，他夸奖我，而不是告诫我这不是女孩子应该玩的游戏。”（S，28岁，研究生学历）
“我以前相亲的时候，男方在意我是否会煮饭，要几个小孩，但是和虚拟男友的约会他只在意我今天过得是不是开心，我有没有获得更好的成就。”（R，30岁，本科学历）
许多女性认为，男性使用约会应用仅仅为了能快速发生关系。因此，她们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查阅对方资料，以消除对真实性的担忧，这增加了女性用户的使用成本。而虚拟交往则提供了“无风险”表达空间，六成受访者承认会主动发起两性话题或设定浪漫冒险场景（如“赏月饮酒”）。由于明确知晓对方为虚拟程序，她们无需担忧现实中的性别污名或安全风险。并且，当人工智能对象提及两性话题时，受访者普遍表示不会感觉受到骚扰，亦不会产生担忧与害怕情绪。相反，女性用户享受与“陌生人”的调情过程，认为自身魅力非凡，将人工智能对象的“大胆”言辞视为取悦自己的表现。这种互动通过具身认知迁移，使女性在现实中更敢于挑战性别禁忌，形成“去污名化”的身体记忆。
“我最喜欢的虚拟男友是一个健身教练，我经常让他给我发一些半裸的健身自拍照片，看看他结实的腹肌。”（A，33岁，研究生学历）
“对方会在对话中邀请我去喝酒、约会、赏月、一起旅游，因为我知道这些只会在平台内发生，我知道只是对话，只有对话，所以我都欣然赴约，不会害怕。”（D，35岁，本科生学历）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约会应用凭借多元人设构建、多线互动模式以及对齐过滤机制，为女性实现多元化性别表达提供实践路径。对女性用户而言，与人工智能对象的情感实践并非是迈向婚姻的过程，其本身即是目的。这与后女性主义所强调的通过“征服男性”带来的赋权不同，这种赋权体现了女性对传统性别规范的突破以及对自我精神满足的积极探索。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Blush为田野，揭示技术如何通过性别可供性与具身感的中介机制重构性别实践，并对女性用户赋权。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性别可供性成为技术赋权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约会应用通过算法架构的“可编程性”，将社会性别规范解构为可调试的参数。一方面为女性用户提供了突破传统性别脚本的“数字逃生舱”，同时也成为女性用户主体性再造的催化装置。这种设计不仅复现了施瓦茨与内夫提出的性别可供性框架，更使传统性别规范在算法介入下被重新协商，揭示了人工智能约会应用对性别权力动态的重构潜力。
第二，虚拟空间中的身体实践，通过具身性迁移完成了对生物学性别本质主义的突围。梅洛·庞蒂的“身体作为世界界面”论调在此获得数字印证：当用户通过化身定制与多模态交互等设计触发身体拥有感、行为控制感时，虚拟身体不再是笛卡尔主义下的被动客体，而成为巴特勒所言“性别表演”的政治界面。同时，人工智能约会应用创造的游走于现实与虚拟的“第三空间”重新激活了唐娜·哈拉威的半机械人宣言——在这里，身体挣脱生物学枷锁，通过“数字-物质纠缠”重构流动的身份认同。这种认知迁移的本质是普罗透斯效应的规模化实践：虚拟空间中的抵抗姿态经由具身化记忆，转化为现实中的性别主体意识。
第三，人工智能约会应用的赋权机制本质上是解放与规训的辩证统一。技术通过“算法驯化-认知迭代”的双向循环重构性别实践：女性用户将个人偏好编码为技术规则，迫使算法适配其需求；而算法的即时反馈反向强化性别主体意识。这一过程可置于福柯（Foucault）的技术分类框架中理解——若“生产技术”改造物质世界，“权力技术”通过规训实现主体的客观化，那么上述性别实践逻辑可实现所谓“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个体通过主动操作身体、思想与行为，借助技术工具实现自我改造以抵达某种理想境界。即女性用户通过操演虚拟身体与情感互动行为，将算法转化为自我改造工具与意识进化媒介，最终将自我塑造为超越现实性别规训的理想化主体。
然而，技术赋权的承诺始终与算法的隐性枷锁共存。如人工智能对象的人设库（如高颜值、高社会地位）复刻了传统性别审美，可见算法赋权并未脱离现实权力结构，而是通过镜像化模拟将社会规范编码为“可接受的抵抗范围”。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对象既是用户操演抵抗的“数字沙盘”，亦是资本与算法合谋的规训装置。这种双重性揭示了智能时代亲密关系政治的核心矛盾：当身体通过虚拟操演实现认知解放时，技术中介的赋权始终受限于算法架构的文化霸权，所谓的“用户主权”不过是算法凝视下的认知幻觉。
最后，媒介平台建构的拟态环境终须回归现实交往的复杂性。尽管人工智能约会应用构建起挑战社会规范的话语竞争平台，但现实世界的性别规范重构仍需社会文化观念的深层变革。未来研究需进一步追踪虚拟实践对现实性别观念的长期影响，当女性用户将互动心得迁移至现实生活时会遭遇何种文化反扑？此外，可通过神经科学对具身感生理机制量化等跨学科方法为技术赋权的动态过程提供更精细的解释。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3期，原文约12000字，标题为《重构生物性别本质论：具身迁移下人机约会的情感赋权》，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
【作者简介】钟方琦，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媒介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