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机亲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它带来了什么后果？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袁光锋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3期发文认为，应该从疗愈文化的视角理解人机亲密关系。机器人提供了一种自由又安全、自主又无需承诺的情感，帮助用户排解孤独、焦虑感。这种情感关系面临着技术逻辑与人类情感逻辑的三种冲突，即“情感定制”与情感自由、积极情感与正负情愫交融、机器人情感的无限供给与人类情感的有限性。这些冲突将会塑造人机亲密关系的发展程度。用户可以借助与机器人的情感互动探索自我，习得情感表达，但过度沉迷于人机亲密关系可能带来自恋主义文化、情感能力弱化、情感自主性削弱等后果。人机亲密关系是“情感定制”模式，纯粹、简单，但它是“真空”中的情感连接，脱离了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的情境，或许可以短暂地“抚慰人心”，却难以长久地支撑个体的发展。“内心”的疗愈需要我们从历史和社会关系中寻找“自我的根源”。
机器人的情感被认为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但这难以解释用户在与智能机器人聊天时产生的真实的情感体验。用户在智能机器人的对话中感受到了被爱、被赞赏，会喜悦和满足，基于此，有学者指出，与其批判人机关系的虚无，不如超越简单的真伪二分法，从“情感真实主义”的理论路径出发重新审视和理解人机之间的亲密关系。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探索用户是如何理解、感受人机亲密关系的。本文认为，人机情感互动的核心需求之一是疗愈，用户通过“情感定制”（Emotional Customization）来满足自身情感需要——缓解焦虑、被关爱、被认可、减少亲密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以获得安全感。因此，人机亲密关系可以被视为当代疗愈文化的一种类型。本文将论证为何疗愈文化的视角可以解释人机亲密关系，然后探讨人机亲密关系面临着哪些冲突，可能产生哪些社会-文化后果。
疗愈文化：理解人机亲密关系的一个视角
本研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将人机亲密关系视为当代疗愈文化的一部分。
第一，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尚达不到真实情感的层次。智能机器人做出的“情感反应”是被设定的，大语言模型预制了机器人面对人类情感表达时应该做出的回应。人类情感是一套复杂系统，包含了身体层面的反应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塑造。人类对情感有一套规范性的观念，比如，情感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被迫做出；情感蕴含着人们对世界的价值评判；情感与人类的意义世界相关。而这些都是目前的智能机器人无法具备的。大多数用户也不会认为智能机器人的情感是自由的，反映了它对世界的价值判断。
第二，从用户角度来看，用户使用智能机器人，除了好奇之外，主要是用来排解孤独，减少焦虑情绪，改变内心的感受，获得纯粹的情感、温暖体验和愉悦感，降低现实情感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用户把机器人用作疗愈自我、满足情感需求的对象，这一现象并不新奇。抛开智能机器人比较发达的情感表达能力不论，人类将情感投射到一个客体上面，从中获得情感慰藉，并非人工智能时代才有的现象。在智能机器人出现之前，山水、宠物、芭比娃娃、电子宠物等都是人类交流情感的对象。近年来，疗愈需求的兴盛促使人们寻求更多元的疗愈方式。放置类的非竞争式的游戏、温情的电影、舒缓的音乐、浪漫的“远方”、释放压力的解压馆、冥想类APP，都是流行的疗愈产品。“疗愈”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人机亲密关系也属于疗愈文化：用户借助与机器人的情感互动，满足情感上的需求，减少负面情绪。最早的智能机器人ELIZA的流行就与当时人们的情感疗愈需求有关，它的开发者维森鲍姆认为，“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冷漠，才让人如此绝望，以至于抛弃了应有的理性与判断力，转而相信一台机器程序能理解人类的心声。”
人机亲密关系的疗愈功能也具有独特性，其“情感定制”模式有如下特征：（一）基于用户需求的个体性设置：用户主导，设定角色和关系模式，机器人精准匹配，满足用户所需。（二）情感的单向投射：用户将自身的情感偏好、兴趣投射到机器人身上。（三）动态变化的适应性：随着用户与智能机器人交流的深入，机器人会不断学习和调整自己的回应方式，以更好地适应用户的情感变化，促进两者情感关系的发展和优化。
定制模式之所以流行，原因在于它满足了当代社会对亲密关系的社会想象。在当代社会，人们既需要陪伴和温情，又无需承担后续连带的责任。智能机器人提供了这种情感，一种轻盈的情感、“自由又安全”的情感，“既能够提供一种作为近似安全感的恋爱体验，又无须为此付出自由的代价。”它可以用来治愈孤独、焦虑、抑郁。但这种定制式的亲密关系面临着技术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内在冲突，并塑造了社会后果。
技术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冲突
尽管人工情感的发展目标是“让机器表达人类才能表达的情感”，但人类的情感与机器的情感表达有着非常不同的内涵，这可以被概括为技术逻辑与人类情感逻辑的冲突，主要有三点：
（一）AI的情感定制与人类情感的自由意志
人类的情感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是关于自我、对象和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以情感为纽带，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爱、愉悦带来与他人的连接，恐惧、痛苦造成对他人的排斥。情感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总是与“他人”相关。而“他人”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存在，是和我们一样拥有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存在。我们无法预估他人的喜怒哀乐。正因此，我们与他人之关系需要付出努力去建立、去维系。我们自小就开始学习情感表达，试图与他人建立联系：以喜悦或哭泣引起他人的注意和呼吁他人的关心、以悲伤表达对他人的不满、以愤怒制止他人的侵犯。在这场“冒险”中，情感是一种策略，是一套受到社会、文化规则塑造的交流系统。人类在情感规则的框架内，以情感为媒介建立与他人的联系。哪怕看似无意识的情感表达，通常也涉及与他人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他人关系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情感系统形成的基础，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不确定性会带来焦虑、担忧，因此，人类一直致力于消除不确定性，以便更好地掌控外在世界。例如，改进医学技术，减少疾病治疗中的不确定性。发展预测天气、地质的科技，减少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在社会关系中也是如此。人们通过契约，减少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甚至采取侵犯自由的手段来控制他人。但在亲密关系中，不确定性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在交往中无法避免的要素。反过来，正是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尊重、认可、赞美、亲近才显得可贵。社会学家易洛思（Eva Illouz）指出，“坠入爱河往往发生在一种不确定性的状态之下。只有在能够任意行使其自由选择的生物面前，不确定性才会成立。”
智能机器人消除了情感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用户可以定制符合自己理想标准的聊天对象，安静的、顺从的机器人甚至会成为真实情感的竞争对手。人工情感给人以安全感，让人陷入其中，但缺乏不确定性意味着“他者”的消失，意味着另一个主体的消失。由此，人机亲密关系便不是发生在主体之间，不具有主体间性。当然，人类的感受、情感体验并非依赖于人类自身，如前所述，自然、物品、宠物等都可以成为人类依恋、喜悦的对象，不过，人机亲密关系这种非主体间性的情感交流或许可以疗愈自我，可以改善内心体验，却无法形成深度的社会关系。
（二）AI的积极情感供给与人类情感的“正负情愫交融”
在人机互动的过程中，机器人主要负责提供积极情感，以夸赞、认同、顺从等方式，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但人类情感系统远比积极情感复杂，诸如恐惧、焦虑、担忧等通常被归为消极类型的情感，也具有重要的价值。爱与对失去的担忧相伴随，没有焦虑也难以有奋进的动力，没有恐惧，人类的道德行为就难以维系。可见，人类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相互依存，这一现象被称为“正负情愫交融”：“譬如，爱情之所以被人们视为伟大而受人歌颂，正因为它可以使人们经验到一种生与死、喜与怨、聚与离以及爱与恨等情愫交融并存的缠绵状态。它会同时激荡出渴望、期待和思念的强烈欲念活力，使人们经验到生与死交错浮现的永恒‘再生’的奇妙感觉。这种爱与恨交织的正负情愫交融情形一向被人们（特别是西方人）认为并非只限于发生在人们的爱情关系之中，而是遍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面向。”
我们要追问的是，当人机亲密关系中消极情感的维度被极大地削弱甚至去除的时候，人类的积极情感体验究竟是什么？无需担心失去的爱情、友情，的确可以给人更多的安全感，但也丧失了努力去维系的行动力，而努力维系的过程恰恰是人的关系建立、深化的过程。
（三）AI情感的无限供给与人类情感的有限性
讲述人机之恋的电影《她》呈现了人类情感的有限性和机器情感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电影的主人公西奥多喜欢上了智能操作系统萨曼莎。有一次萨曼莎对西奥多坦白自己有8316位人类交往对象，与其中的641位发生了爱情，西奥多只是其中之一。萨曼莎认为在所有的交往对象中她更爱西奥多。作为智能操作系统，它可以包容非常多的爱，与更多的人类交往并未减少对西奥多的爱，反而有可能提升情感能力。但人类的情感规范却让西奥多无法接受这样的“一对多”的亲密关系。
人类的生物基础决定了其情感是有限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皆如此。这种有限性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人类各种类型的亲密关系都是以有限性为基础。有限性让人类的情感付出总是针对特定的少数对象，“他者”具有独特性，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具有的特殊意义。有限性也是人类赋予情感以特殊价值的原因。智能机器人在理论上可以无限供给情感，可以随时随地、无限制地提供情绪价值，但也正因此，它消解了情感关系双方的独特性和情感的意义感。当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向一个客体要求情感的时候，情感的稀缺性、独特性也随之被消解了。
人机亲密关系的社会后果
人机情感互动脱离了社会、文化情景，其复杂程度远远低于真实的人际情感关系，也难以获得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培育出来的共情能力、同理心。
（一）人机亲密关系与自恋主义文化
第一个后果便是自恋主义文化的问题。过度沉迷于人机亲密关系的用户，追求的是一种温暖的、契合自我心理需求的体验。他们认为，相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的人，智能机器人更顺从，更能理解自己，能够提供温暖和安慰。
但这种亲密关系是“一种封闭的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通常，我们在与“他者”的互动中看到差异性、看到自我与他人的不同，形成关于自我、社会身份的意识，而人机亲密关系以自我满足为先、缺乏差异性和否定性，导致“他者”逐渐淡化、消失，人也就失去了交流中的他者之镜。
（二）情感能力的弱化
人机亲密关系的第二个后果是弱化人的情感能力。我们与他人的情感交流，并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感受，而是促发情感共鸣、建立深层次关系、形成社会秩序。人们也在情感互动中学习社会规则，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内化社会秩序，确定自我的主体性。情感并非内心领域的某种感受，而是社会形成的基础。我们说一个人的“情商高”，就是指他/她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拥有更好的共情能力。共情能力的培育需要人们学会处理“差异”，在鲍曼看来，与差异共处的能力不会轻易产生，而是一项需要学习和实践的技能，无力勇敢面对这一令人苦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才是永恒的事实。
人机亲密关系的定制模式契合人们不愿意面对复杂性和处理差异性的需求。它剥离了社会规则、社会关系的制约，将情感交流放在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真空的环境之中。它把爱情、友情简化到“与什么东西互动”的底线上，而我们则将这种简化当作常态。人机亲密关系由于作为主体的“他者”之缺失，也就失去了“异己性”（alterity），即换位思考看待世界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情能力、同理心。换位思考要求站在他人的立场，把他人视为和我们一样的平等的主体，采用他人的视角分析事件、看待世界，目标是自我和他人视角的融合，达成相互理解。这种能力并非天生就有，而是训练的结果，甚至是违背本能去“社会化”。但在人机亲密关系中，用户并不需要经受共情能力的训练，“如此活在符码不断滋生的虚幻世界里，人们并不需要严酷的试炼努力，也缺乏致命伤害的机遇，轻盈得像一朵云，东飘西荡的。当下此刻的行乐即是永恒，既不必费心地追问严肃而沉重的生命意义，充其量只是被米兰·昆德拉所刻画的‘不可承受之轻’的焦虑感威胁着，十分轻微，轻微到一切可以显得十分自在、甚至写意。”
（三）情感自主性的削弱
第三个后果是情感自主性的问题。易洛思提出“情感资本主义”（emotional capitalism）的概念，认为“情感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情感和经济话语及实践之间彼此形塑，进而产生了一场我认为影响广泛而又全面的运动”，情感成为经济行为中的重中之重，而情感生活则遵循着经济关系和交换的逻辑原则。在智能传播时代，经济塑造情感的方式更为隐蔽。平台企业借助算法分析、计算用户偏好“投喂”信息，让用户成瘾，主动黏附在应用软件上。智能机器人的运作逻辑也是如此，它依托情感计算的技术，模拟人类的情感反应，建立与用户的关系，越是让用户沉迷，越能带来商业价值。因此，设计和生产机器人的商业机构会通过对机器人情感表达的设计来满足用户需求，用户看似主动的行为背后是不可见的商业控制。“情感”被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商业化，人类自主性成为新的问题。
脱离社群的“情感定制”
情感定制模式与现代社会亲密关系面临的内在冲突有关——既想要自由、自主性，又需要确定性、承诺。鲍曼把这种冲突视为现代社会永无休止的“安全与自由”博弈中的一个小小马前卒。这在易洛思那儿是自主性与承诺之间的矛盾。自主性的目标是不被束缚、实现自由，而亲密关系需要承诺，承诺则具有约束力，限制个体自由。现代爱情虽然被认为应该奠定在个体自由、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但这种情感又同时需要以承诺为基础。两者的矛盾构成了现代爱情中的核心冲突。想要爱情，又不愿意承诺，造成现代人在爱情中的不安全感。易洛思认为这是一种“本体安全感”的丧失，带来现代爱情中的痛苦，自主性的重要价值压倒了承诺。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既自由又安全、既无需承诺又可以拥有情感？数字技术提供了这样的亲密。虚拟恋人服务、智能机器人符合人们对“轻盈快速，不指向任何地方的、可随时撤销和废除的亲密关系”的期待。在人机亲密关系中，用户既拥有情感关系，又无需做出承诺。但本文的研究指出，这种安全的、被用作疗愈的亲密关系却面临内在的矛盾，深度沉迷其中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后果。
如何理解人机亲密关系，其实涉及一个重要的话题：情感究竟是什么？情感史学家雷迪（Reddy，W.）在《感情研究指南》的序言中提出这个问题，并认为新的情感研究虽然带来了许多新发现，但关于“什么是情感”的争议和困惑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情感”应该是人文社科领域最复杂的概念之一，它涵盖了微观、宏观不同的层次。从微观的层次来看，情感是身体-生理的反应，具有普遍性，这是情感研究普遍主义视角（生物决定论）持有的观念。从宏观层次来看，情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塑造，这构成了情感研究社会文化建构论的核心观点。当然，这两种路径都有一定的局限。情感并非完全依据个体框架或社会框架，而是在两者之间动态地生成。我们通过身体的知觉活动感知世界，形成情感反应，而这一过程又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塑造。我们不断地、动态地协调自身和社会文化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引导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感受的方式。本研究以如下方式理解情感：
情感是我们理解世界、介入世界的方式。艾哈迈德认为，情感是有意向性的，它们总是“关于”某件事：涉及对一个对象的方向或取向。我们的喜、怒、哀、乐、恐惧等情感，都指向特定对象，“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情感的“关于性”（aboutness）意味着它们涉及对世界的立场，或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情感既与对象有关，因此会塑造和评判对象。
情感是我们创造意义的方式。索罗门（Solomon，R. C.）认为，正是我们的情感赋予了我们生命的意义，什么让我们感兴趣或着迷，谁是我们所爱的人，什么让我们生气，什么让我们感动，什么让我们厌烦，所有这些定义了我们，赋予了我们个性，构成了我们。在这方面，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都参与意义的创造。通常被视为消极情绪的愤怒与公平正义、尊严等价值判断相关。人们通过愤怒的表达反抗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维系其运转。恐惧也是人们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推动力，难以言说的焦虑能使人奋进。
情感是一套交流系统，是我们和他人沟通的媒介，是把个体连接成集体的纽带。通过表达情感，人们向他人发出呼吁，建构与他人的关系，“作为一套交流系统，情感语言在建立和处理人际关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强调情感在介入世界、创造意义和社会交流中的价值，是为了阐明情感并非纯粹是个体内心领域，更是社会运转的基础。人机亲密关系却将情感简化为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个体通过机器人获得的内心感受。用户选择与机器互动，是渴望一种“纯粹”的被定制的情感。他们认为，在与AI互动时，能更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也更容易被理解，这是人与人亲密关系中难以获得的。用户在人机亲密关系中体验到了情感的纯粹性、“本真性”。但，所谓“纯粹”无非就是脱离了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是一种真空中的体验。如果情感离开了人际关系中的纠葛、矛盾，离开了社群规范，那么，它或许可以短暂地“抚慰人心”，却难以长久地支撑个体发展，毕竟个体的“内心世界”无法脱离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群规范。“内心”的疗愈需要我们从历史和社会关系中寻找“自我的根源”，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如果本真性就是对我们自己真实，就是找回我们自己的‘存在之感受’，那么，或许我们只能整体地实现它，倘若我们认识到这种情感把我们与一个更宽广的整体连接在一起的话。”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3期，原文约12000字，标题为《要自由亦要安全：人机亲密关系的确定性与内在冲突》，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点击查看“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
【作者简介】袁光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