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生物媒介化是跨学科的概念，它将健康新闻视为批判性的研究场域，提出生物可沟通性以强调健康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文化模式。论文从知识生产、传播过程和健康意义等方面对生物可沟通性的三种模式进行系统比较，然后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实践性建构两方面对该理论路径进行拓展，包括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边界实践和健康话语的框架及其对社会健康观念的塑造，并阐述了该理论路径对新闻学与健康传播研究的启示。

生物媒介化与生物可沟通性概念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视角，在更为宏大的生物医学化和媒介化过程中考察健康新闻和健康记者的角色。概言之，生物可沟通性是指健康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前者涉及不同的社会主体，后者则是对社会的实践性建构。本文分别从健康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实践性建构两方面对其进行拓展论述，进一步关注以下两个问题：（1）不同知识生产主体之间有哪些边界实践？涉及哪些维度？（2）媒介化健康知识如何实践性地建构有关健康/疾病的社会文化观念？最后，作者讨论了生物媒介化理论路径对新闻学和健康传播研究的启示。

划界与调适：生物媒介化的边界实践

首先，生物媒介化的实践过程涉及多元的行动主体，包括不同的个体、群体、组织/机构、市场/国家等等，其中的划界工作不仅是专业主义的差异，还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其次，不同行动主体在强调边界的同时，也试图在多方主体间进行协调与修复，并拓展了健康知识传播的媒介语境，关注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可沟通实践。

（一）划界：专业主义与利益群体

所谓“边界”，源自Gieryn的“边界工作”概念。它旨在考察科学领域的划界工作是如何通过日常的、实践场景下的“边界工作”而实现的，以探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它通常被用于扩张专业领域、垄断专业权威、保护专业自主权等。在生物媒介化的实践中，边界工作涉及不同的专业主义和利益群体。一方面，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新闻学/新闻行业和医学/医疗健康行业遵循各自的专业规范与价值准则；另一方面，生物媒介化深深卷入其他社会制度的实践逻辑之中，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这直接关乎不同主体的诉求与行动，以及健康议题的媒介呈现。

生物媒介化语境的专业主义边界涉及三个维度，即专业知识、公共职责和价值导向。从专业知识来看，大多数健康记者没有专业的生物医学背景，这导致他们比较依赖医学专家的信息，同时也降低了公众对健康新闻的信任度。有学者建议健康记者接受科学和医学主题的培训，以便更加准确地报道健康相关的研究。从公共职责来看，健康记者存在主动的划界行为，通过强调公众健康“不是他们的问题”使新闻和医学看起来是相互分离的，即使他们致力于将循证医学和有效的公共传播作为记者角色概念的一部分。从价值导向来看，媒体报道通常以具有吸引力的特定事件为中心，强调充满轰动性、冲突性和戏剧化的新闻价值，其可能加剧与健康/疾病相关的文化刻板印象，尤其是精神疾病；这不但会使精神疾病患者蒙受不必要的羞耻感，还可能导致公共安全在精神健康政策中受到不恰当的关注。

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边界则是更加多元的，涉及对知识权威、经济利益、政治势力的讨论。首先，医学领域内部存在不同的认知偏向。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及其行动者极力倡导与主流生物医学的区别，他们呼吁有关替代医学的报道应当被置于专业的新闻环境中，而非不加批判地接受生物医学的消息来源。其次，记者的对抗者角色使其对商业/经济和政治相关的主体保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新闻从业者逐渐意识到科学家试图通过媒体报道来获取研究经费或者影响力，从而认为揭露可能的利益冲突是自己的责任；同时，生物医学-健康产业模式的兴起加剧了不同逻辑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尽管健康记者能从政府部门轻易获得信息来源，他们也会反思其动机，比如媒体活动是否与竞争性资金和资源相关联。此外，对于特定社会团体而言，即使政府试图与患者、照护者和社会活动家的主张保持一致，这些权力较弱的群体仍然受制于政治力量，因此他们反对此类势力的介入。由于生物医学世界的内在复杂性，健康记者寻找中立的消息源和追求客观性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调适：从媒介语境到社会结构

即使不同专业领域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边界，不可否认的是，健康记者、医学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精英公共领域。他们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接触到彼此，以及如何评价彼此的声望——如果有一定地位的健康专家拒绝与记者合作，后者的工作可能难以开展；同样地，如果公共卫生官员被记者描绘成无能、无知或者对公众不负责任的形象，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边界调适不仅仅是各自立场同时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还需要不断适应彼此的生物媒介化日常实践。

健康记者/媒体从业者是生物媒介化的主要行动者之一。他们不仅传递知识，并且要在不同知识领域，或者在健康和医学领域有关真理和价值的竞争性观点之间进行协调（mediate）。在生物可沟通性的三种模式中，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生物医学权威模式中，记者倾向于遵循医学专业知识来定义和建构健康问题，并将其传播给“非专业”的大众。在患者-消费者模式中，记者在报道时会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为大众提供其他可能的选择；大众在权衡不同健康信息之后进行自我决策。在公共领域模式中，记者的职责是协助公众掌握议题的范围、相关性和潜在影响，促进公共参与讨论，并解释复杂的健康问题。一方面，健康记者处于新闻学专业规范之中，具有四种不同的专业角色概念（four professional role conceptions）：传播者（disseminator）、解释者（interpretive）、对抗者（adversarial）和促进者（facilitative）。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在健康和专业领域之间保持平衡，在坚守准确、平衡和独立等传统新闻价值观的同时，提升公众健康认知，以及在整体层面促进公共健康。

然而，健康记者的边界调适也可能是被动的实践。媒体从业者常常感受到边界的模糊，以及失去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权，尤其是健康记者。他们通常在不同立场之间摇摆不定，时而对生物医学知识充满信任，时而又需要修复其缺漏，比如互联网健康谣言或者彼此矛盾的医学研究。与此同时，医疗产业、国家和政府在健康卫生领域的相互渗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记者找到可靠的消息源和理解广泛流传的信息和观念。在这一过程中，生物医学行动者开始将媒介逻辑的某些方面内化于自身的实践之中，比如在决定传播哪些议题以及如何呈现时，他们往往会考虑到记者的需求。此外，国家或政府通过与研究人员、媒体工作者和精神卫生部门等行动者的合作，持续修订、更新与发展对媒体专业人士的指导建议，以达成规范性的边界调适。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准则会对健康新闻报道产生积极的作用；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在媒体实践中过于遵循这些规范，可能威胁到其他社会行动者与媒体从业者之间的关系。

在媒介之外，边界调适的实践也被拓展至社会结构语境。作为对生物可沟通性概念的补充，Andersen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民族主义语境中讨论了医学主体性和医学公民身份的议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受过良好教育者和农村地区的人们在学习、理解、整合和传播有关健康和疾病知识的能力方面有所差异，因此公民主体按照其与医学知识的关系被划分为不同层级，比如从医学研究者到患者，这与Briggs的观点类似。在这一背景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护士被看作是“中间人物”，在培训中需要采取“双重视野”。他们需要同时扮演两种不相称的角色，既要能“向上”与医生和管理人员对话，又要能“向下”和社区卫生工作者、患者和大众交流。全球南方的护士往往被视为国家转型的推动者，负责提供一线的医疗照护，并为大众树立负责任的医学公民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生物可沟通性已经超越了媒介化的范畴，继而关注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结构语境中的健康知识可沟通实践。

媒介化“健康”：传播的实践性建构

下文既分析了健康新闻的文本/话语呈现，也关注其在社会语境中的作用，包括影响健康平等（health equality）和塑造健康/疾病的文化观念。

（一）健康新闻的文本呈现

根据新闻报道的文本，Clarke和Everest提出健康新闻的主要框架为生物医学、生活方式和社会框架。第一种框架关注生物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将生物医学技术或干预作为解决方案；第二种框架强调个人选择层面的原因和解决方案；第三种框架则倾向于在个体之外，从社会结构或者各类政治、经济行动者的行为或不作为中来解释健康问题。这实际对应了生物可沟通性的三种模式，与之类似，新闻文本的框架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充满复杂性与竞争性。

晚近的研究表明，社会框架在健康新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议题涉及知识正当性、医学对象和健康政策等。首先，知识正当性体现在媒体对科学性和专业性的追求。在报道健康相关的社区参与研究时，在线媒体通常会强调研究过程的行动步骤、方法的严谨性，以及该议题与当地社区的关联性，以关注非生物医学知识生产的科学性及其社会影响。相反地，在反对补充和替代医学（anti-CAM）的新闻中，社会框架同样占比最高，但其对替代医学持负面态度，涉及缺少证据支持、有利可图的、不道德的、非法等框架。其次，医学对象包括特定疾病、药物使用等议题。在艾滋病的报道中，结构框架是最为显著的，媒体将其视为一种社会问题，认为患者需要在社会中适应这一疾病。在有关药物滥用的报道中，政策框架是最显著且持久的，以呼吁政府及其他政治主体关注并解决这一危机。最后，“政策”既是一种框架，也是媒体报道的对象。在对健康政策的报道中，关注人类共同福祉的框架增加，而冲突性的框架逐渐减少。社会框架的健康新闻并非完全位于生物医学之外，大多数仍然在其规范之内，它们共同构成了官方消息来源。

然而，由于对“框架”的理解不尽一致，对健康新闻框架的划分也出现其他维度。从整体视角来看，所有健康新闻都融合了情节框架和主题框架（episodic and thematic framing）。前者聚焦于个体经历健康问题的过程，关注他们的经验；后者则提供了有关健康议题的整体背景，比如全国性的统计数据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方式框架更偏向于情节框架，而生物医学和社会框架更偏向于主题框架。从行动者视角来看，健康新闻的框架涉及政府框架、医药产业框架、医学专家框架和患者框架等，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框架呈现背后的权力问题。与此同时，文本层面的框架与主题（theme）似乎具有类似的意涵，比如在对大麻报道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科学研究、医学使用、政策和管理、法律实施、经济和产业等五个主题。框架的文本呈现实际是媒体对健康议题的社会建构，折射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

（二）健康新闻的社会语境

健康新闻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由既有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所塑造，二是重新建构有关健康/疾病的文化观念。一方面，健康新闻是由生物医学的社会语境所塑造的，涉及知识生产与传播背后的结构性权力差异，以及健康与沟通平等的问题。对许多主流媒体记者来说，有关少数族裔的健康新闻报道并不是他们的优先选择；在有限的报道中，他们更加侧重情节框架，而不是主题框架——将少数族裔的处境归咎于其自身，而没有考虑导致健康不平等和差异的社会结构因素。因此，健康新闻报道需要关注结构性不平等，并考虑到不同的文化与种族语境。这实际是对“文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的强调，即健康新闻应当关注目标群体的历史文化特征和社会环境因素。

另一方面，健康新闻为大众理解健康/疾病提供了一种视角，尤其是精神健康/疾病，从而成为公共健康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在精神健康议题的报道中，媒体展示了一系列关于精神痛苦的叙事，其中充满了生物医学、社会心理和政治话语。根据不同的经验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有关精神健康/疾病的新闻报道涉及“精神疾病是危险的”“精神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经历精神健康问题是一种独特故事”“精神健康根植于社会情境”等话语聚类，这些话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它们是有问题的/污名化的，还是有益的/赋权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媒体报道可能导致特定的负面结果，比如与暴力相关的污名化，这成为理解精神健康问题的主要视角。这也是生物可沟通性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即“他者”如何在健康议题报道中被建构为“反常的”。

精神疾病文化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 of psychiatric culture）与生物可沟通性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相关报道对犯罪和暴力行为的关注造成对精神疾病的恐惧。新闻媒体仍然将精神疾病看作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奇观”（spectacle），将患者视为“他者”（the othering）。这类报道所需要的“他者”是由新闻的商业需求和轰动效应（sensationalism）之类的价值观所驱动的，将人们所经历的精神痛苦简化为需要被管理和控制的风险主体，这会对服务机构和社区如何对待精神疾病患者产生不利影响。在更广泛的层面，这种看似常态的叙事可能会危及精神健康新闻中的患者-消费者和公共领域的生物可沟通模式。第二，媒体优先考虑生物医学问题和资源，从而加剧了权力不平衡。媒体通常不愿深入报道患者经历中有争议的部分或者降低精神病学的权威，这构建了精神疾病患者的脆弱与风险形象，而不是知识生产者、具有批判意识的媒体消费者和积极的参与者。第三，媒体选择性地使用个人叙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经历中的集体性和结构化经验。

结论与讨论

（一）作为整体的健康新闻

健康新闻应当被视为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而目前许多有关健康和医学新闻的文献都来自公共卫生领域，将新闻视为背景或被置于较低的知识层级；如果我们试图理解新闻在健康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就会意识到这是有失偏颇的。新闻学/新闻社会学研究通常关注健康新闻的来源和框架、健康记者的角色观念，以及媒体报道对受众的影响等。从文本框架来看，不论是健康新闻还是相关研究都更加关注社会框架与生物医学框架，对生活方式框架关注较少。对个体与微观叙事的关注有助于我们理解生物可沟通过程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从行动者来看，新闻学研究已经关注到特定的记者群体，比如战地记者；健康记者作为新兴的行动者，不仅塑造了健康新闻，也影响了我们对健康/疾病的基本理解。因此，我们应当将其置于不同行动者构成的网络之中来考察，其中涉及不同专业主义和利益群体之间的边界实践。从研究传统来看，既有研究大都关注媒体对特定疾病的报道；将健康新闻视为整体则意味着不能只关注某些议题，而应当关注其基本体裁和惯例，以及与其他形式新闻的关系。

同时，生物媒介化研究可以被视为媒介化研究的一个子领域。媒介化框架下的新闻研究可以区分作为文化/制度实体的媒介和作为技术的媒介。后一种视角在新闻学研究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派的学者通常关注新闻学的物质性和媒介化研究。有关生物媒介化的经验研究似乎模糊了技术的潜在作用，而技术构成了当下复杂的媒介系统。正如Briggs和Hallin所言，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对日益碎片化和去中心化媒介系统的否认，后者同样对生物媒介化的过程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Stroobant等学者认为生物媒介化研究应当超越健康报道的具体内容，关注媒介本身的变革，强调物质性在新闻中的作用。在当今具有强竞争性和高饱和度的媒介生态系统中，“共同生产”不仅涉及媒介和“健康”逻辑之间的协商，还受到新旧媒介逻辑之间的竞争的影响。混合的媒介系统为健康/医学主体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使其能够与公众直接沟通，而无需记者作为中介；同时，它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生产和传播个人故事的机会，或者为患者组织提供平台以提高公众对某种疾病的认知。

（二）超越健康新闻：生物可沟通性的日常语境

生物可沟通性视角打破了功能主义的研究传统，更加注重健康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文化模式，这符合目前健康传播研究的新转向。以“文化中心路径”（culture-centered approach，CCA）为导向的健康传播研究强调日常生活经验——社区成员的经验故事、抵抗性的传播策略和“另类理性”，反映了“自下而上”的健康传播进程，突出文化作为竞争的意义建构场域和激进的表达场域的功能，从而赋予文化以促进社会改变的意义。作者认为对“生物可沟通性”的关注可以从健康新闻转向个体叙事、从医学和媒介化语境转向日常生活语境。生物医学权威模式和患者-消费者模式可能鼓励人们简化有关痛苦来源和解决办法的叙述，而公共领域模式更偏向于中观或宏观层面的社会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的经验与意义。因此，生物可沟通性的日常转向意味着在生物医学之外关注非正式的健康知识生成和共享，以及个体/群体层面的健康/疾病经验与社会文化理解。

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生物可沟通性”概念，比如赵立兵在论述流行病防控的媒介化实践时便对之有所提及。更多的研究没有明确提及这一概念，但同样注意到健康/疾病与媒介的关系，其研究取向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关注技术/算法如何影响健康信息的可见性及其知识建构，以及媒介接触/使用对健康信念的影响；第二，关注特定媒介形式下个体的疾痛经验及其背后的健康行为、健康认同和知识生产实践；第三，对媒介化的关注集中在新闻报道的文本建构层面。整体而言，这些研究与生物媒介化与可沟通性概念是互为补充的。一方面，这些研究一定程度拓展了生物可沟通性的范畴，比如从健康新闻到个体叙事、关注技术在健康知识生产中的角色等；另一方面，生物可沟通的研究路径也为国内健康/疾病的媒介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比如在文本与特定疾病/患者群体之外，关注更广泛的社会行动者在健康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由是观之，这一研究路径也许能够为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对话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杜忆竹，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弘深青年教师，助理研究员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2期，原文约13000字，标题为《可沟通的健康新闻：生物媒介化研究的理论路径与启示》，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jctdpIccCfj57hfouTK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