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今,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参与社会舆论和舆情事件爆发的重要媒介平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明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殷鸣在《传媒观察》第2期刊发相关论文,对场域理论在短视频时代的应用进行再解读。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进行理论验证,对比分析舆情事件中短视频舆论场与传统网络媒介舆论场的差异,进一步探析短视频舆论场域的特征和分析路径。研究发现:在短视频舆论场域中,流动性舆情与反弹性力量组成了媒介互动形式,消费式符号和草根类造梗构建了话语表达手段,兴趣向推送和情绪化叙事加剧了权力竞争,显性化经济与普惠性文化是资本博弈的底色,而罗宾汉情结和亚文化取向塑造了受众惯习。
布尔迪厄认为,每个场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具有自身的规则、逻辑和权力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平台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舆论场域”,已经成为人们传播信息、参与社会舆论的重要媒介平台。
短视频平台建构的舆论场域不仅具有一般网络媒介所共有的开放性、虚拟匿名性、瞬时性、高自由度等特征,还可以通过热榜话题、算法推荐、反复推送以及高沉浸感的情绪渲染形成爆点话题。舆情事件在短视频平台传播更容易形成热点,这与短视频平台所独具的场域性特征密不可分。此外,据《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40亿人,用户使用率达93.8%。因此,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构建“短视频舆论场域”这一概念工具,以更好地探析这一新舆论场域的特征及背后的运行机制,把握短视频舆情演化规律,准确研判舆情走向,推动构建更为完善的舆情监测和应对机制。
为了更好地分析比较短视频平台和传统网络媒介的舆情事件,本文以时间维度划分为基础,基于舆情事件的各个重要节点是否有短视频较强参与度这一标准,通过关键词在门户网站和知网平台搜索,并经人工甄别,共收集近年来有重大影响力的短视频舆情事件案例27个、社交媒体平台舆情事件案例10个,并用这些案例构建舆情事件对比分析案例库。
本研究采用历史比较视角,将短视频引发的舆情事件和传统网络媒介的舆情事件进行对比分析,在场域理论框架下探析短视频舆论场域的特征和分析路径,以及短视频舆情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权力、资本和惯习的互动关系。
短视频舆论场域中的媒介互动:流动性舆情与反弹性力量
舆情事件在短视频平台爆发,呈现出流动性特征。在舆情事件发酵过程中,用户对视频内容本身的关注度逐渐降低,转向对舆情事件的深度解析与评论,舆论场也由此很快转移到网站、论坛、微博、知乎等其他传统网络媒介平台。如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2022)中,虽然事件开始是在抖音平台发布监控视频,但人们很快将舆论场转移到微博、知乎等其他传统网络媒体平台,并且讨论的话题不局限于该事件本身,还就“正当防卫”“扫黑除恶”等法律议题进行了讨论,在其他平台积聚的舆情又反作用于短视频平台。将其与药家鑫案(2010)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药家鑫案通过政府部门发布通告、主流媒体新闻报道而进入爆发期,在传统网络媒介平台引起公众讨论“药家鑫身份”,到最终“药家鑫被处以死刑”,几乎所有舆情力量都内化在原本的舆论场内。
流动性舆情还体现在话题的变动性上。短视频平台“流量为王”的思维特点、“游戏”元素的表达习惯和兴趣推荐的算法导向,让重大舆情事件和休闲娱乐、商品广告、短剧操演等多种类型短视频混杂。这也导致短视频舆论场域的受众在面临舆情事件时,其心理场(即心理环境)会受到多样庞杂的信息干扰,从而造成同一平台内的话题流动性增强。譬如重庆男子跳江事件(2024)在短视频平台大规模发酵过程中,重庆长江大桥直播现场、男子姐姐网暴谭某、网友自发换上相关头像、发布祭奠视频等事件相关信息,夹杂在颜值、舞蹈、短剧、动画、音乐等标签中,从而使受众处于舆情事件与日常娱乐信息的拉扯之中。同时,话题在短视频平台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导致舆情事件相关信息的出现具有频率的连续性、内容的重复性等特征。这与孙志刚事件(2003)等事件不同,因为传统网络媒介强调叙述频率的一次性、内容的逻辑性,受众通过一次搜索或者推送便可大致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相关舆情的传播不具有流动性。
短视频平台靠情绪和画面发动起来的舆情,在转移到传统网络媒介平台过程中又会融合其他观点和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舆论力量重新被积蓄,并在传统网络媒介平台继续引爆。这种引爆的能量还会反射给短视频平台,从而再次在短视频平台爆发新的舆情。这种回弹力推动了平台上利益相关主体进行直播、短视频跟进事件等行动,甚至吸引利益不相关主体的蹭流量、博眼球等行为。比如,在《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视频(2022)中,作者通过讲述山村里二舅的苦难而爆火全网,该视频之后被转成图文形式在其他平台发酵。传统网络媒介平台不仅为该视频提供强力的流量回弹,劝说“二舅”进行直播,而且夹杂着愈演愈烈的负面声音,批判这种宣扬“苦难美学”的行为。与之不同的是,传统媒介舆论场域缺少其他平台的反弹性力量,因其承担的职责较多带有官方通报、还原事实真相等一锤定音的属性,其他平台的反弹力微不足道,难以得到重视。
短视频舆论场域中的话语表达:消费式符号与草根类造梗
在短视频舆论场域中,受众倾向于借助符号隐喻来表达其对舆情事件的公共理解,或描绘新兴事物与情境,权威式说教在这一场域中往往难以产生显著效果。比如,重庆男子跳江事件(2022)中,无论是带着短视频平台抓人耳目的“纯爱”标签,还是刘某“商定自拍时要‘很疲惫,很心累,很委屈的模样’,录制时‘要先背下来’、不要‘眼睛时不时看台词’”等桥段,都是以特定的消费符号来迎合短视频受众。而传统媒介平台在舆情事件表述中,尽管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谣言等现象,但更侧重于事实信息的传递,而缺少消费符号式的再加工。“我爸是李刚”成为流行语前经历了网友为两名女生维权、质疑“李刚是谁”、嘲讽部分官二代等过程,却并没有利用消费符号、二次表演进行流量骗取、眼球吸引等“热点搭车”现象,而更偏重就事论事与描述事实。
短视频舆论场域中,传统的被动接受式思维逻辑逐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全民调侃与主动造梗的参与式文化。受众面对各类话题时,普遍以娱乐化的心态进行审视并发表言论,由此引发全平台的狂欢式互动,这不仅加剧了舆情检测的复杂性,也使得娱乐化模式在短视频平台不断固化。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2022)为例,舆论焦点从事件本身转移至施暴者的外貌特征,网民反复观看事件监控视频,并将注意力集中于施暴者外貌、事件发生地区、在场者行为迹象等表层特征,通过主观臆断与戏谑化表达,形成了诸如“带你去唐山吃烧烤”的娱乐化言论。这种对即时感官愉悦的追寻,掩盖了对事件深层次社会意义的理性探讨。相比之下,传统网络媒介在舆情事件中的表达则呈现出较低的娱乐性。如孙志刚事件(2003)引发的对于“收容遣送制度”的批评,以及彭宇案(2006)激起的关于“司法裁决公正”的争论,均以理性逻辑为内容核心、以官方话语为叙述方式,并采用长篇图文的表达形式,聚焦于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探讨。
短视频舆论场域中的权力竞争:算法向推送与情绪化叙事
场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竞争的目的是占有稀缺资源和相对优势的地位。在短视频舆论场域中,作为权力表现之一的算法推荐,强化了舆论信息推送的选择性与有限性。比如,“蛋糕店主猥亵女童”谣言事件(2023)中,即使后续该老板出面澄清、老板娘发布视频呼吁停止网暴,官方也发布了通告,网民仍然被不断地推送着最初的虚假信息,进而继续实施网络暴力行为。评论区和相关视频弹幕均在算法推荐的分众化作用下形成信息茧房,进而导致共同观点的群体聚集。兴趣至上的推送逻辑和同质性推送内容将用户桎梏在信息茧房之中,公共性信息及其他多样化信息的传播空间缩窄,主流舆论信息无法完全有效地覆盖受众,舆论场信息传播结构面临失衡的危机。
相比于传统网络媒介舆论场域,短视频舆论场域中生产者和受众更为趋同,话语表达与情感关联更加密切,意义或观点即使不总是被完全认同,但也是能被理解的。短视频不仅可以利用煽情的叙事手法、音乐和视觉效果等手段,而且常常以关联式搜索、弹幕、评论区和草根原创等形式来影响受众,激发其同情、愤怒、恐惧等情绪,动员大量用户转发评论,使其对事件的认识发生变化,进而形成激烈的集体情绪,甚至舆情风暴。譬如,在胡鑫宇失踪案(2022)中,胡鑫宇母亲不断通过个人抖音号更新寻子进展,引发网民担忧情绪,吸引很多自媒体博主前往胡鑫宇家和失踪地点附近网络直播或拍摄短视频,来向全国网民传播所谓的“实地调查结果”。这从客观上维持了该事件的关注热度,甚至引发次生舆情。传统网络媒介虽然也可通过情感化的叙述方式争夺话语权和注意力,但通过集体情绪推动意见改变的形式都较为单一,并且话语权力不易受到新信息和新情绪的干扰。
短视频舆论场域中的资本博弈:显性化经济与普惠性文化
短视频平台将经济资本通过“流量为王”和“算法推荐”直接显化于普罗大众视野里。
短视频平台“买流量”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公开了流量造假、自动发布、信息排序、控制热搜等原本隐蔽控制舆情事件传播的手段。比如在奶制品污染事件(2008)中,舆情爆发前多个相关机构联合发文为其背书,误导国内消费者,暂时延缓了舆情的爆发。但后续舆情爆发过程中“三鹿”品牌方被指控与互联网搜索引擎合作,刻意屏蔽有关新闻和网络文本信息。这可以说是传统网络媒介平台舆情事件中隐性资本暗中博弈的常态,隐性资本不仅可以通过权力博弈与资源控制对舆情传播施加影响,而且可以通过信息屏蔽、热搜控制等手段间接设置公众议程,从而延缓或弱化舆情的发展。对比在短视频平台发酵的江西工职院食品安全事件(2023),此类隐性控制手段已很难起效。该事件起因是一则学生在食堂吃出“疑似”老鼠头的视频,而后虽然有多家媒体辟谣,但在众多意见领袖和草根群体的协同作用下,网民情绪的共鸣与放大以及平台生态的多重逻辑,助燃了高校与学生、监管部门执法公正与网民怀疑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井喷式发展”和“蝴蝶效应”,将“微内容”转变为舆论风暴。尽管资本与算法的直接挂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传统把关人的制约,但舆情发酵的阻碍与制约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平台审核机制的隐性制约、用户认知的理性回归等更隐性与多元的形式存在。
短视频平台以其简单、平等的普惠理念使得低文化资本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与话语权,甚至成为网红。首先,短视频简单的技术操作方式,降低了用户在舆情事件中发声的门槛,增加了新生代边缘群体通过蹭热点搭便车的方式来获得亚文化资本的可能性。其次,在短视频舆论场域中,文化资本的价值评判标准从传统的阶层转向流量与热点导向,这一现象既是技术赋权与用户参与的结果,也是平台算法与资本逻辑的产物。短视频将舆情事件中吸引注意力的文化资本普惠化,无论是意见领袖还是草根用户,都可以凭借内容上的信息差、片面的剪辑二创等抓住受众眼球。重庆男子跳江事件(2024)中,众多博主通过直播大桥现场情况、制作为该男子祭奠视频赚取流量、获得打赏、积累粉丝。而在孙志刚事件(2003)中,受众大多通过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了解事件全貌、激发广泛质疑和沸腾舆情,这期间吸引注意力的文化资本一直由官方媒体和意见领袖所主导。短视频舆情事件在不断带节奏、蹭热点的波折中给予受众机遇,促进文化资本流动,甚至在虚拟网络平台构建出可以反哺现实的文化地位。短视频用户通过创作与互动积累粉丝量等文化资本,并将其转化为广告收入、社会地位等经济社会资本。
短视频舆论场域中的惯习塑造:罗宾汉情结与亚文化取向
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性情倾向”是“惯习”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指的是个体在特定社会场域中形成的、持久且可转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短视频舆情的舆论场域中的“性情倾向”不仅继承了传统网络媒介舆论场域中长期积累的社会负面情绪和罗宾汉情结(指直接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而且发展出了特有的亚文化取向。
在短视频舆论场域中,罗宾汉情结被沉浸式的音乐、夺眼球的画面以及情绪性的评论弹幕所放大,网民往往期望打造一个正义斗士人设,试图将个体情感经历与突发事件某一方面进行“共情式”链接。在重庆男子跳江事件(2024)中,男子姐姐利用其弟弟自杀行为,进行断章取义式的网络营销,在短视频中展现部分截图,并配上煽情音乐与网络情感热门词条“#纯爱”,而后各类自媒体账号为其进行二次视频创作,契合了受众对浪漫化叙事与悲剧英雄形象的心理期待,不仅满足了受众对情感宣泄的需求,也为其提供了道德优越感和参与感,最终将该男子塑造成“网络烈士”,跳江事件也从一个关注度较低的自杀事件发酵成一场互联网的狂欢。而传统网络媒介相比较于短视频,虽然也有类似罗宾汉情结的表现,但因为图文信息传递依赖于受众的线性阅读与视觉解码,更倾向于事实描述与理性分析,其符号消费与娱乐化倾向较弱,难以实现视频媒介中的动态叙事效果,先天缺少让人反复观看的故事性,二创潜力更低,就更导致彭宇案(2006)真相被蒙蔽、人设打造较单一。
短视频舆论场域中草根群体众多,其惯习呈现明显的亚文化倾向,具有相似处境、相似偏好动机和相似符号系统的人,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创造出排他性语境,其情感取向甚至与主流媒体平台发布者的预期南辕北辙。2020年五四青年节当日,B站联合央视、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发布了宣传片《后浪》,为当代青年风采发声。然而舆论的发展态势却出乎平台方预料,网民对于该事件的讨论高度集中于视频中出现的深潜、跳伞、参加漫展等高端消费行为,质疑视频中所展现的青年活动能否代表普通年轻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并对由此延伸出的阶层分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呈现十分复杂的舆情态势。这种亚文化倾向在春晚节目观看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受众从过去的收看春晚直播,到如今通过共同观看春晚相关短视频、将观点集结在弹幕和评论区,实现了随时的抽离和聚合,这种随时性和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弱化了春晚的政治话语表达和文化凝聚力。与之类似的各种亚文化倾向,还包括解构主流文化的话语形式、难辨正负面情绪的抽象表达手段、复杂多变的后现代主义心态等,成为短视频舆论场域的底色,给舆情研判带来挑战。
以往对舆情事件的相关研究中,很少对短视频舆论场域与传统网络媒介舆论场域进行区分,低估了用户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忽略了情绪传播的复杂性和情境性,以及跨平台舆情的流动性和迁移性。因此本研究构建“短视频舆论场域”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强调短视频平台内容的瞬时性、用户即时反馈的主动性,以及注重舆情生态的整体性,目的是为了揭示出舆情事件发生后舆论场域内部信息、意见的流动途径和动态变化,进一步梳理权力在舆论场域内部的运作方式和游戏规则,从而有效分析短视频舆情事件中参与者的地位、行动和影响,揭示权力争夺、信息过滤和意识形态斗争等背后的机制。短视频舆论场域能为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公共舆论管理提供理论基础,为分析和处理短视频舆情事件提供新的视角,并有助于探索短视频时代舆情变化的规律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2期,原文约15000字,题目为《“短视频舆论场域”:平台舆情事件演化的新框架》。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jLQ-Zp1HEXa3sc90RWC8A。)
【作者简介】
李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
殷鸣,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