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使用自动化编码与人工编码相结合的主题聚类分析方法，对2024年度全球新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做出深描和综述，尝试据此凝炼新闻学理论演化趋向与当下重点学术议题。通过对707篇中英文新闻学研究论文的细读，本文发现，对数字新闻的社会性进行“再定位”是引领过去一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母题，新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化议程均围绕这一母题展开。基于此，2024年的新闻学研究在持续关注数字媒体技术与智能媒介生态加诸新闻实践的影响的同时，体现出了对生产、劳动与结构等核心社会学议题的回归，以及在新闻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建立逻辑关联的努力。

新闻是受技术与社会条件变化影响最大的实践形式之一，新闻学也因此成为理论挥发性和话语多义性最强的学科之一。本文尝试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尺度下，应用自动化内容分析方法对全球范围新闻学研究文献进行主题聚类分析和文本细读，以类型化的视角把握中外文献的主题分布、方法运用以及理论贡献，并据此勾勒新闻学研究在过去一年间的知识脉络。最终我们遴选出707篇中英文新闻学研究论文作为本文综述对象，从中聚类20个子主题，并进一步归纳出“新闻理论与概念生产”“新闻伦理与法规”“新兴新闻行动者”“新闻工作与劳动”“新闻生产与流通”“新闻消费与参与”“新闻组织与机构”“新闻的社会功能与角色”8大主题。

一、新闻理论与概念生产

考察新闻流通体系内部以及新闻体系之间关联的关系性视角已成为新闻学理论建构的重要路径。有研究认为，在原创性、地方性、关键信息需求和新闻框架等几个维度上，贫困地区的新闻生态更脆弱，容易出现“新闻荒漠”现象。我国学者则将新闻生态置于技术-文化共生的语境中思考平台化与自动化生态所带来的新闻商品化与去专业化危机。

全球南方新闻学是关系性视角下展开理论建构的核心议题之一。全球南方在新闻创新趋势外溢、资本融资和语言系统等方面对全球北方存在依赖关系。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在科学新闻的研究中采纳“后发展主义”框架，突破以西方为中心和技术驱动的发展主义路径，提倡以可持续性、社会平等与人类福祉理念强化全球南方立场的科学新闻模式。

“全球-本土”是关系性视角下的另一重新闻理论生发维度。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论建构。需要强调的是，本土化不必然意味着切断与世界新闻学发展脉络的联系，而是应当追求建基于理论对话、借鉴与批判的平衡策略，兼顾全球研究视野与本土问题意识。

过去一年，新闻学界持续跟进对新兴数字技术的关注，并逐步将“数字性”提升到社会认知层面加以考察。在数字化的新技术-社会语境中，新闻学理论体现出明显的“受众转向”与“物质性转向”，将新闻中的物质（如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受众的体验和情感纳入“新闻世界”建构过程的考察中。

面对新闻业的危机以及旺盛的新闻理论创新需求，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呼吁重振新闻学研究的历史视角。我国新闻学研究对历史视角的坚持则更聚焦于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原典的考据。我国新闻学学者应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为根本依据来改造当前的理论研究，回到历史传统中探寻新闻事业与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

二、新闻伦理与法规

数字技术与智能媒介的发展给编辑权、著作权、出版权、回应权等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传统权利概念带来了挑战。国外研究者普遍关注传统新闻法规在数字时代的延展和适应性问题，如通信诽谤法在社交媒体时代如何因应大众新的权利诉求对已有的权利保障范围进行有意义的扩展。我国新闻学研究者也对数字时代与智能媒介生态下的诸多新闻法律规范议题进行重新思考，回应愈发迫切的数字新闻实践理论化问题。

版权主体的多元化是另一理论热点。随着多元主体参与新闻创作以及随之而生的共享版权诉求等问题在数字时代变得更为复杂。人工智能辅助新闻写作在对传统生产程式构成冲击的同时，也对新闻作品的版权和著作权保护提出挑战，相关技术细节的定性和法律规制不仅影响AI产业的发展方向，还将影响新闻生态未来的走向。数字技术的最新进展也将公民新闻权利的问题纳入理论创新议程。在数字新闻生产越来越依赖公民信息提取与使用的当下，被报道者的回应权和自我维权在数字媒体时代亟需得到重视。

数字媒介为突发事件的传播、舆论生成和流通带来变数，突发事件报道仍是新闻理论与规制创新的热点议题。学者对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设立的“新闻采访制度”条款的分析表明，对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的保障，从过去的政策手段转变为政策、法治手段并存的确权方式，这是媒体权益保障方面的积极探索。

在媒介法规视角下，《民法典》首次提出的“合理核实如何平衡舆论监督权和名誉权保护”的议题，其中“内容的时限性”和“核实能力与核实成本”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要点，因而主张核实义务也应该囊括专业新闻媒体、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媒体等新兴行动者。

三、新兴新闻行动者

数字新闻生态以其开放式结构吸纳众多行动者参与新闻实践，新兴新闻行动者的相关议题由此成为稳定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的考察已经从单一的技术路径演变为实践模式、关系网络、行动规则并重的立体视角，注重探讨技术与媒体的相互作用，并将其放置在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分析，展现出辩证的审慎态度。

纵观相关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AI）是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新兴新闻行动者。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智能大语言模型作为新质生产力要素深度嵌入数字新闻业态，改变了新闻生产的众多环节，并以自动化、数据化的生产方式重塑新闻实践逻辑。新闻行业对AI产品的正面宣传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张力，自动化事实核查面临较大挑战。

从技术实践维度的考察更进一步，人类新闻行动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中并行的节点，二者在具有后人类色彩的数字新闻生态中构成何种关系成为研究的重点。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动逻辑与数字新闻业的根本价值目标之间存在诸多不匹配之处，新闻学理论需要慎重看待技术解决主义悖论问题。

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考察之外，研究者们同样关注传统外围行动者的入场。有研究聚焦“讲新闻”这一数字时代的常人新闻活动，将其视为传统人际新闻交往的回归以及一种“补充型”新闻生产活动。非专业新闻从业者能够通过新闻实践为社会贡献类似于传统新闻的产品，从而挑战传统新闻领域的边界。

四、新闻工作与劳动

在英文学术研究中，研究者认为新闻素养与业已丰富的媒介素养之间存在脱节，需要通过在新闻素养概念中融入隐私保护、网络骚扰、虚假身份等议程以使这种素养教育更贴合现实社会情境。在此趋势下，也有学者提出须警惕数据和技术至上主义的泛滥，深化新闻学子和工作者对数据背后的技术-社会关系的认知。

我国研究者则聚焦于新兴媒介技术在新闻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亦即将技术教育融入培养记者与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教育中。在新闻教育中融入VR和生成式AI应用等技术教育，不仅是应用新闻教育对数字化社会的适应性转型，还是应对新闻专业危机、职业认同危机与信任危机的出路探索。

新闻工作与数字化进程的融合伴随着职业环境的复杂化，新闻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通过自我建构的方式卷入与新闻机构监督之间的冲突。数字时代新闻记者的自我与职业身份冲突部分来源于数字环境下个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的模糊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额外劳动与无偿劳动问题的凸显。其中，新闻报道中的情感劳动得到了更多讨论，成为新闻业情感转向与风险社会学的交叉点。

在情感管理成为新闻工作重要内容的同时，记者所面临的工作环境的恶化问题也受到理论关注。在线骚扰与网络暴力对记者职业角色的影响不仅在于记者个人的创伤体验与自我审查加剧，还进一步带来公众新闻参与度和行业信任度的降低。

五、新闻生产与流通

在媒介基础设施日益嵌入新闻生态的语境下，平台不仅重塑了媒体机构的基础技术架构，更推动着新闻业在组织结构、内容生产和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转型与创新。媒体融合作为应对这一变化的关键实践，一直是中国新闻业数字转型的核心议题之一。

媒体行业的平台化实践是在由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关系网络中进行的，受到数字平台、新兴技术以及新闻从业者等因素的形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媒体融合不仅将媒体之间的相融视作一种目的性实践，而且也关注媒体与社会相融并参与协同治理的社会政治意涵。

平台特性也深刻影响着新闻内容的生产与分发，随着平台的内容生产模式趋于常规化，新闻机构的职业规范和内容公共价值可能受到平台特性和商业化机制的制约，这意味着新闻从业者需要在平台实践和传统新闻专业标准之间找寻平衡。

平台化加速了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使得传统新闻机构的“滞后效应”更加明显，进而推动了新闻领域主导权的转移，更多强调创新且适应性强的媒体创业公司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媒体创业公司的崛起正是平台化重塑新闻行业生态结构的一个重要体现。

六、新闻消费与参与

过去一年，学界对新闻回避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回避的类型、原因及应对策略三个方面。研究者不仅将新闻回避和参与视为一种个体实践，还从“关系视角”出发将其置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公私边界日益模糊的社交空间中进行探讨。

参与和回避是辩证矛盾的一组概念，新闻参与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新闻回避的一种延伸。有研究发现通过多样化的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新闻能够显著提升新闻参与度，用户对平台上虚假新闻的担忧又促使其采取更加主动的信息过滤和筛选策略。

随着接触和参与新闻的方式愈加多样化，用户对各类视听元素的体验需求显著提升，呈现出“以体验为中心”的新闻消费趋势。由此，研究者集中探究了新闻体验模式及其效果机制，并关注到新闻模式中“体验性”与“新闻性”之间的平衡难题，即如何在满足受众深度体验需求的同时，保持新闻内容的真实性与公共价值。

在信息过载和复杂的媒体环境中，新闻信任的构建已不再仅仅依赖于新闻机构的单向培养，而成为一种在平台特性、关系网络等多重因素中持续发展的关系性实践。受众信任不是一种静态的认知状态，信任的构建也不仅关乎新闻内容的单向输出，而是与技术平台、社会关系、政治环境等因素相交织，并有赖于持续互动的关系实践。

七、新闻组织与机构

数字化转型下传统传媒经济体系面临冲击，在市场竞争中愈发丧失活力，因此如何转变新闻组织的商业模式，确保高质量报道的资金来源，从而维持新闻业的良性运转成为显著议题。当下，媒体资金开源化已成趋势，新闻机构在追求公共效益的同时也兼顾经济收益，以开放的姿态转变生产结构，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媒体经济模式。

平台与媒体关系日益紧密，平台技术逻辑不断嵌入新闻组织运转，并深刻改变乃至重塑了媒体机构的新闻实践。新闻机构对平台的依赖已从基础设施拓展至行业网络层面。对中国语境下新闻机构平台依赖性的研究发现，中国媒体机构的平台依赖并非仅仅是由技术平台主导的数字化实践，更是一场连接多个行业主体的资源实践。但平台的“驯化”并不意味着新闻组织自主性的丧失，新闻媒体正通过机制改革在纳入流量逻辑的同时保护核心业务免受商业流量的侵蚀，通过有效应对流量主导的危机与平台进行复杂博弈。

为了应对传统新闻生产在当下所受到的冲击，转变生产规范以适应数字化转型成为新闻组织的重要课题。数字化转型对传统新闻规范的冲击具体表现为维系传统新闻权威所需的规范流程如今正受到崭新的数字新闻常规影响，互联网的“远程报道”文化对传统“在场/目击”文化产生冲击，编辑部需要更新实践模式以重新维系新闻权威。

八、新闻的社会功能与角色

新闻话语焕发出更多元的样态，发挥了特殊的文化塑造功能。新闻在跨媒体生态中扮演凝聚社区共识、制造地方意识以及推进社会行动等关键角色。首先，新闻对于促进地方资源整合、支持社区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地区/农村新闻实践也得到了学者较多的关注。其次，替代性媒体或者另类媒体补足了主流新闻媒体之外的新闻图景。在线激进主义媒体和临时性媒体使在线运动团体和非营利组织可以成为社会的报道者和替代性议程制定者。

新闻在调节社会情绪方面的角色同样关键。在气候变化等长期危机的报道中，恢复性叙事有助于缓解社会负面情绪，激发社会参与感和受众的韧性，成为建设性新闻的新形式。情感驱动的新闻叙事也被认为在激发广泛社会共情、推动社会议程方面具有较好的实践效果。新闻的社会角色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应对变化的文化、政治与经济条件而不断调整的。新闻社会角色的调整呈现在传统新闻形态的功能多样化之中。

九、总结与展望

过去一年里，面对加速演变的技术社会语境和随之剧烈变革的新闻生态，拥有不同理论兴趣的中外新闻学研究者通过集体努力，以既多元又协调的方式展开了对新闻组织、新闻行业、新闻行动者、新闻实践，以及新闻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新闻学元问题的系统性回顾，通过在当代新闻实践的数字性和社会性之间架设桥梁的方式，积极应对新闻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

从人性发展和社会公平的价值立场出发，2024年是新闻学理论发展“拨云见日”的一年。随着人工智能作为关键行动者和实践创新要素的不断崛起和加速演化，技术进化给公共生活带来的不稳定性需要所有社会科学理论兼有关怀和规范的审视，新闻学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期，原文15500字，原标题为《以社会性生发新理论：2024年中外新闻学研究新进展》。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l5ode5-Gw8xHYh0kmPUlA。）

【作者简介】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松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王 茜，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郭愉昂，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