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界对新闻客观性的反思性研究数量颇多，但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其加以反思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从哲学批判的视角看，作为报道手法的新闻客观性原则以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均有局限性；从阶级分析的视角看，随着西方传媒业的垄断化发展，新闻客观性从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反抗性话语成为了西方精英媒体打压其他传媒的压迫性话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新闻客观性虽然备受批评，却仍然是西方新闻业的核心原则，根本原因是西方新闻业围绕新闻客观性确立的新闻工作流程契合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承认报刊阶级性与党性的基础上，在实际工作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是对西方新闻客观性的积极扬弃。
“新闻客观性”概念由来已久，却饱受争议。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新闻客观性就被西方新闻业奉为圭臬，因为价值中立、客观公正的思想已经是西方新闻职业理念的基本内涵。然而，纵观国内外学界对新闻客观性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对此概念持批判性反思的态度。以至于有学者感叹：“新闻业中从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如客观性这样引发如此多的讨论和争议。”在既有对新闻客观性的反思性研究中，常见的路径有来自新闻史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新闻客观性的祛魅，有来自新闻从业者基于实践经验对新闻客观性的批判，还有从技术路径出发对新闻客观性在数字时代是否仍然适用的反思。在诸多路径中，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客观性展开对话的研究虽颇有渊源，但在当下却成为理论探讨的薄弱环节。本文将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视角，结合其他对新闻客观性的批判性研究，重新对新闻客观性的哲学基础、产生背景、阶级诉求等层面进行批判性讨论，并探讨在数字时代重塑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必要性。
哲学批判：反思客观报道手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作为操作手法的客观性看似是一个新闻业务相关的话题，但如何理解“新闻事实”“客观世界”等概念，关系着新闻工作者如何采访、写作新闻报道。事实上，作为报道手法的“新闻客观性”，其哲学基础在新闻史的不同阶段也经历着变化与发展。
18世纪中后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客观性理念，实际上受到了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首的社会科学在美国兴起，黄旦指出，“一些受过社会科学中调查研究训练的记者认为自己与科学家相差无几，其任务是要比前人更勇敢、更清楚、更真实地揭示经济和政治事实。”因此，怀着这种职业道德感以及朴素的认识论原则，早期实践客观性的从业者倾向于认为，记者的本职工作在于发掘事实，报道真相。只要记者发掘事实并把它们按一定的顺序组合在一起，真相就会自然浮现。但此时，这些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事实”的理解仍然是一种朴素实在论意义上的静态事实，他们天真地认为客观世界经由主体的亲身调查就可以真实地如镜面成像一般反映出来。所以舒德森评价早期作为报道手法的新闻客观性是一种“朴素经验主义”。
到了20世纪初，客观性报道手法则是一个经历过怀疑主义洗礼的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关与广告行业的兴起，以及非理性思潮在美国知识界的兴起，使记者认识到眼见不一定为实，哪怕是记者亲眼见证的“客观事实”也往往是被社会各种力量建构起来的结果。加上公众对传媒的不信任情绪越来越强烈，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客观报道原则产生，即用“规则和程序的忠诚来取代对事实的简单迷信”。科瓦奇（Bill Kovach）与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罗列了“不得随意添加不存在的东西”“不得欺骗受众”等“科学报道的理性规则”，并认为，只有“将客观性理解为一种方法，才能整合美国不同类型的媒体，让它们在更一般的新闻原则之下和谐共存”。这种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便能抵达真实的理念，其背后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哲学认为科学的方法可以消泯主体的主观性，从而能够使认识主体以科学方法为中介，达到对“客观现实”的正确认识。
然而，作为“普遍性”方法的客观报道，无论其形式上多么科学，如果不经由人的操作就是华而不实的空壳。即便客观报道手法在观念上已经成为美国报业的“共识”，但真正去实践这些原则时，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报刊，总会呈现出不同的实践结果。这种客观报道手法希望从传媒与记者的特殊意志之外设立一种象征着普遍性的科学方法，但它没有把握到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辩证法。因为普遍的科学报道方法，正是在记者与媒体的特殊意志面前才显得是“普遍的”，如果脱离了他们的特殊意志，这套报道方法就不是鲜活的方法，而是僵死的教条。换言之，普遍性是靠特殊性支撑起来的，真正现实的不是抽象的普遍规律，而恰恰是记者与媒体的特殊意志本身，是影响媒体与记者的特殊经济政治环境。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就必然会面临“永远无法达到的客观性目标与不完美的客观性新闻实践之间难以填补的沟壑”。
作为方法的新闻客观性虽然是怀疑主义思潮的产物，但它仅仅怀疑了记者与传媒的主观意志，却没有进一步怀疑它们所拥抱的普遍方法。所以，这种客观性充其量是一种不彻底的怀疑主义。造成这种不彻底性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新闻业不敢公开承认其政治立场，不敢公开宣称其代表的阶级利益，而总乐于在人民与其统治者之间扮演一个居间调和的“普遍性”角色。
阶级分析：反思客观性理念的阶级诉求变迁
关于客观性原则的历史起源，普遍的观点认为，要将分析的起点置于19世纪西方新兴的商业媒体时代。然而，据哈克特（Hackett. R.）和赵月枝考证，新闻客观性的起源至少要从19世纪兴起的工人报刊谈起。以1870年代的英属加拿大为例，由加拿大各工会创办的工人报刊以理性、公共利益和自然权利等启蒙主义的话语为依托，极大地挑战了当时主流政党报刊的权威。彼时的工人报刊强调民主应当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理念，而非政党的特殊意见。工人报刊还通过宣称自己的“无党派属性”来对抗政党报刊的办报理念。因此，哈克特和赵月枝认为，19世纪工人报刊用以对抗政党报刊的客观性理念可以视为新闻客观性原则的早期版本。可见，新闻客观性原则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带有鲜明阶级诉求的政治话语。
直到19世纪末，以便士报为代表的商业化大众报刊通过引入商业话语冲淡了新闻客观性的阶级意味。便士报同样以价值中立的态度报道新闻，但这却是它们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扩大报纸受众面的营销手段。实际上便士报也没有完全将新闻客观性去意识形态化，而是与此前的工人报刊一样反对政党报刊，强调去党派化的一般市民利益。可见，在新闻客观性诞生的萌芽时期，美国的工人报刊和便士报分别以“公众利益”和“市场价值”这种去党派化的方式凸显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它是一种19世纪美国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市民阶级报刊与传统政党报刊办报理念的对抗性话语。诚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所言，客观性若是一辆马车，拉动它的是两匹马：跑在前面的是商业，后面紧跟着的是政治。
然而，随着西方大众报业走向垄断化，新闻客观性很快就摆脱了它的草根性，成为商业化大报压制其他办报理念的话语霸权。舒德森在《发掘新闻》中对贝内特（James G. Bennett，Sr）《先驱报》的考察能够很好地佐证这一观点。在舒德森看来，贝内特“为《先驱报》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比便士报更严肃，更负责，又比华尔街的大报更生动，更富娱乐性”。作为一份售价低廉的报纸，《先驱报》并不满足于向中下阶层民众提供娱乐性的社会新闻，反而刻意与这些报纸拉开距离。贝内特批评当时的便士报“除了猎奇什么都不会，呆滞、愚蠢、对广大社会一无所知”。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纽约这样一座商业大报林立的城市，《先驱报》竟凭借其出色的财经新闻报道“在海内外的美国富裕阶层和资本家圈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贝内特本人并不赞同当时美国商业大报奉行的客观性原则。贝内特直言，“没有压缩、没有分析、没有删节的流水账记录一点价值也没有。”贝内特批判的矛头，显然指向了被舒德森称为“六便士报”的华尔街主流大报。这些遵循客观性原则的报纸在贝内特眼中却味同嚼蜡，无聊至极。对于贝内特这样从不墨守成规的报人而言，客观性原则绝非办报人一定要遵循的金科玉律。
遵循何种办报方针，采取何种写作方式，取决于他们想要争取哪一社会阶层的读者。舒德森认为，《先驱报》的成功原因在于它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争取的受众，其“目标读者群是一个逐渐扩大的阶层，这个阶层渴望的就是华尔街的大报所代表的尊贵社会地位”。事实证明，这些在报道中奉行客观性原则的商业大报，在争取读者的竞争中一度败给了写作风格颇具主观特色、并以社论见长的《先驱报》。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当时的美国华尔街大报纷纷通过道德攻击的方式对《先驱报》口诛笔伐，指责贝内特“下流、渎神、勒索、欺诈、诽谤”。舒德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尔街大报“发动的‘道德战’与其说是商业竞争，倒不如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社会冲突、阶级冲突”。可见，此时的客观性原则已经成为纽约主流大报用来打压《先驱报》的话语，已经不具备早期商业报刊用来反对政党报刊时的反抗性与进步性。
到了20世纪初，新闻客观性原则进一步成为美国新闻业建立其专业主义地位的精英话语。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著名的《传媒的四种理论》中总结过20世纪批评传媒的几大主题，其中就包括“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力来为自己谋福利”“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政策和内容”“传媒由一个社会经济阶层控制”等方面。前文提到的“作为专业报道手法”的客观性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为今天西方新闻职业理念的核心话语，客观性原则只是西方新闻业的一种调适性话语，其背后的主要政治诉求是垄断化的西方新闻业在经历战争与公众信任危机后，对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辩护。这种被动应对的姿态，更是与早期便士报主动效仿工人报刊、积极代表中下层市民阶级利益的初衷相去甚远。
政治经济学分析：反思客观性原则的社会物质基础
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新闻业试图修正客观性原则的实践从未中断。其中包括：将科学报道方法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精确新闻学”；反对客观性原则仅仅被动反映事实，而不主动发掘和介入事实的“调查性新闻”；反对客观性原则压抑记者主观能动性的“新新闻主义”；以及提倡受众参与新闻生产，挽救新闻业公信力的“公共新闻学”“对话式新闻”等。这些新闻理念虽然都从特定的角度发现了客观性原则的局限性，但它们却无法从根本上撼动新闻客观性在西方新闻业中的主流地位。因此有学者指出，“各式各样的新闻思潮和报道体裁在客观性演进中纷呈迭出，只有那些遵循客观与真实的新闻形式才能留存下来。”
为什么客观性原则备受批评却仍然是西方新闻业的核心理念？对于这一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加以解释。本文无意从学科视角对此问题进行综述，而是更愿意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分为“应如是”与“不得不”两种路径。
上文提到的“精确新闻学”、“公共新闻学”、“新新闻主义”以及“透明性原则”等，均属于“应如是”路径。这一路径的观点反对的是那个无法再承担起西方民主政治责任的客观性原则，却并不反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新闻业应当“客观”“独立”“公正”等基本政治理念。“应如是”路径看似在质疑客观性原则的合法性，但却间接表达了客观性原则背后政治理念的合法性。
所谓“不得不”路径，指的是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解释客观性原则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该路径下的学者认为新闻业首先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新闻实践中诞生的新闻理念与工作模式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正如黄旦提出的那样，“我们总是看到太多的关于新闻业不应该如此，或应该怎样的指点，但几乎没有人严肃地认真地告诉我们新闻业为什么会是如此。”
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看，分析“新闻业为什么会是如此”，就是去剖析新闻业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基础——19―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主导性生产方式描述为“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注意到，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主体性完全被机器体系剥夺。马克思形象地说：“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机器体系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因为机器本身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生产工具，而是满足于资本增值的“不变资本”，服务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当机器体系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的主要载体时，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将会逐步侵蚀到社会的各个部门，“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了农业，矿业，主要衣着布匹的生产，以及运输，交通工具，它便随着资本的发展，或是逐渐征服只是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经营的其他部门，或是逐渐征服还由独立手工业者经营的其他部门。这就是资本的趋势。”这种现象出现在社会各个生产部门“机器化生产”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业当然也不例外。
事实上，将新闻组织比作工厂，将新闻生产比作施工作业，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新闻社会学研究中的常见隐喻。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写道：“由于是官僚层级机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常常被批评是在实践‘团体新闻作业’（group journalism），但实际上所有新闻机构都在这么做，更准确地说，他们实践的是环环相扣的新闻生产（seriatim journalism）……有鉴于此，某些新闻记者把他们的机构描绘成生产流水线；正如一位执行制片人所说，‘每天的常规工作就像是将螺母拧到螺栓上’。”塔克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一书同样描述了美国新闻业以“地理领地权”“组织专门化”“话题专门化”等方式铺设新闻生产的网络。因此，在类似工业生产的现代新闻业运作过程中，真正重要的已经不是作为新闻理念的客观性原则，而是客观性原则确立下来的一系列“新闻常规”和工作惯例，如规模化的新闻生产、科层化的新闻组织、逐步细化的分工，以及强调效率与规则的工作制度与行业文化。这恰恰符合了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新闻客观性原则在大众传媒时代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因为客观性原则确立的新闻生产模式最契合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这是其得以存在的坚固社会物质基础。
真正对客观性原则造成冲击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互联网技术以网络化的信息生产方式代替了大众传播时期流水线式的信息生产方式，进而从商业模式、组织架构、新闻生产模式等多方面冲击了大众传媒业。21世纪的新闻生产则进一步以社交媒体平台为基础，以离散的用户网络而非新闻组织为新闻生产的节点，极大地动摇了新闻客观性原则确立下来的新闻常规。然而，无论是20世纪的大众传媒业还是21世纪的“平台新闻业”，二者的不变本质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自我增殖逻辑。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12期，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重新反思新闻客观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视角。此为第二部分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u8oM5D2uha4hvDpdGVNNQ。）
【作者简介】
王潇然，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白净，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