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媒体技术的驱动下，普通人的情感体验逐渐从私人生活世界进入公共领域，开始成为社会各界竞相关注的热点话题。学者袁光锋的新著《“情”的力量：公共生活中的情感政治》系统追溯了情感研究的基本理论脉络，深入探讨了情感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复杂关联；通过引入“实践”的理论资源，推动既有研究领域的视角转换以及议题拓展；结合当前社会鲜活的经验现象，从个体与社会结构互动的视角来探寻情感议题中复杂的实践逻辑。在研读该著作的基础上，本文浅谈“实践”理论如何推进既有研究框架，并结合本土实践探讨其对情感研究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一、引 言
情感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到了现代社会，社会结构的变迁带动了个体权利的扩张，使得普通人的情感表达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进入20世纪，在现代科技的助推之下，人们社会交往的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其互动手段与模式也日趋多样化。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与“社会”、“公”与“私”以及“情感”与“理性”等错综复杂的要素相互交织、缠绕，使得情感在当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焦点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大约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情感研究的革命”即已席卷了众多领域，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开始从多个角度切入，尝试去认识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涵与历史价值，探究它如何联结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
在数字媒介时代，公共生活呈现出情感化的特征，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着眼于关注情感在新闻业、信息接受、公共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具体到中国社会而言，1980年代以来，受到社会结构变迁与传播环境变化的驱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也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以往具有私密性的情感内容现如今成为各大公共平台竞相追逐的热点话题，比如各类相亲、婚恋咨询类节目盛行一时，抑郁、焦虑等颇为隐秘的情感症候也在不时拨动着大众心弦。情感议题正从私人生活世界进入公共领域，在个体与社会、公与私之间相互交织、角力，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富矿”。
学者袁光锋的新著《“情”的力量：公共生活中的情感政治》（以下简称《“情”的力量》）即以情感议题为核心关切，借助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细致考察，追溯情感研究的基本理论脉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对中国本土经验的观照，对数字媒体时代情感的表达与再现等问题展开了多样化思考。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说，该书尝试引入“实践”的理论视角，通过对布尔迪厄相关理论资源的借鉴，实现对既有认知框架的推进与超越。在研读《“情”的力量》一书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情感研究的问题意识出发，浅谈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是如何推进既有情感议题的研究框架，并结合中国社会的本土经验，探讨数字媒体时代普通人情感实践的复杂性以及多样性。
二、情感研究的问题意识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里，情感曾一度被视为“微不足道”的存在。“情感”所处的边缘地位与长期以来人们的认知有很大关联。从其自身来说，情感被看作是个体的事情，因与社会的关系不大而多被纳入到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情感被视为一种神经系统的冲动与本能的现象，属于个体的生理、心理以及身体层面的活动。然而，这种“生物决定论”在情感研究的不断推进中也遭受到质疑，不仅有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类的情感也是会受到外部世界或情境事件的影响，而且随着其他学科比如社会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等的加入，人们逐渐意识到情感也是社会性的，会受到社会环境以及各种规则或规范的影响。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普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日渐高涨，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卷入的情感体验及其所引发的矛盾、冲突等，都使得公共领域的情感问题成为不容忽视的研究议题。
哈贝马斯在对公共领域的理论探讨中，明确了理性协商对于公共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情感这样一种源自个体的、主观的、不稳定的心理活动会破坏人们在公共领域的审议能力。阿伦特一方面对“情感”抱以警惕或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对于有可能被引入公共空间的情绪。但另一方面，阿伦特认为情感与理智并非对立关系，既反对没有情感的“理智”，也反对情感的“泛滥”。而在桑内特看来，现代社会的人们更为注重亲密关系的实践，这使得人们开始远离那些需要与“陌生人”相处或交往的公共空间，从而带来了现代社会“公共人的衰落”。
综上所述，既有情感研究大都依循“生物决定论-社会建构论”“情感-理性”等几个主要的二元框架展开，这些研究视角一定程度上也存有局限性，如何突破既有的二元论框架，袁光锋的新著作出了有益尝试与探索，他吸纳了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思想资源，提出将“实践”理论引入情感领域。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实践”理论的引入对既有情感研究进路的推动。
三、情感如何“实践”？
一直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大体受到两种范式或传统的影响：其一是自然或实证科学，强调以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与把握人类社会，寻求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或真理，并以此来建构关于现代社会的科学认识体系。其二则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强调社会中的主体是有意识的个体，在社会结构面前并非被动，是能够根据自身的意志构建意义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实践。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既不认同过于强调社会结构而忽视个人能动性的客观主义、结构主义立场，也不认为个人能够——如主观主义者所想——通过个体的策略与行动建构起社会世界。他拒绝了过去理论先行的认识方法，提倡从认识实践出发，在经验实践里探寻未经表达的逻辑。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大世界是由诸多的社会小世界即“场域”构成，普通个人则是具有意识的主体或社会行动者，会受到周遭情境的影响与制约，也会在“惯习”的帮助或引导下作出反应，会借助各类“资本”的占有和转换来开展实践。所以，布尔迪厄提醒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应着眼于社会中的“场域”，关注行动者在场域中的实践逻辑，理解个人与结构之间的的复杂互动关系。当情感进入公共领域后，情感活动即构成了布尔迪厄眼中的“实践场域”，既包含个人的主观意识、反应，也涉及个体与相应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实践”视角的引入意在呼吁研究者们不再囿于过往的认知评判框架，而是在（特定）情感实践中去探寻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与实践机制。那依循该理论视角的问题意识，个体作为行动者，其情感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表达的以及情感如何帮助人们介入世界，在情感实践的过程中又是如何与不同的制度、规则进行互动，会产生何种政治文化后果等等，这些都使得我们不再限于围绕情感自身的认知或价值层面的评判，而是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情感的实践机制层面。
四、理解中国社会的情感实践
具体到中国社会来说，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带来社会结构、人口流动、社会交往以及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剧烈变迁，深刻地塑造了情感文化的特征。人们在受到既有结构或力量影响的同时，也在借助新的技术手段重建情感的实践规则，形成丰富多彩的情感文化。接下来，文章将结合不同情感类型以及实践机制来呈现中国社会情感实践机制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聚焦普通民众的“同情”实践。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非常重要的情感，同情是对他人痛苦的认知和感受，是连接不同群体的纽带，也是推动普通民众进入公共空间的重要动力。袁光锋曾就“夏俊峰事件”对公众的情感实践展开分析，他认为在当代社会，同情依然是公众和媒体进行公共实践的重要手段或方式。公众同情的兴起有助于将原子化的个体链接成公众社群，不过基于情感所“询唤”出的公众其内部不稳定，容易出现分化。而且在现代媒体技术的影响下，公共事件的密集涌现都会迫使公众理解与关注他人遭遇的注意力和意愿被分散，容易产生同情疲劳，甚至催生群体冷漠或群体极化等衍生问题。在现代媒体技术的影响下，我们看到普通民众的“同情”机制也呈现出复杂性，比如在面对他国的“灾难”时，公众的同情话语中展现出超越国家边界的“普遍人性”与强调政治身份认同的“国家”话语之间的动态协商与重建的复杂景观。
针对公众的其他情感，比如“愤怒”，我们会发现，“愤怒”情绪的传播与扩散，其背后反映出人们对公平观念与道德秩序的渴求，同时也展现出社会大众对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不公义的控诉、反抗以及尝试寻求突破的努力。再比如“恐惧”，在现代社会，个体的“恐惧”感受总是与科技变迁、社会变革以及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新媒体技术让人类的恐惧变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并加速了这种情绪的扩散与流行。在这个过程中，恐惧不仅会对人们的社会信任与互惠关系带来侵蚀或破坏，而且容易成为分化与撕裂社会的重要因素。
作为人与社会结构互动的产物，各式各样的情感实践无疑为我们理解社会变迁、洞悉大众心态提供了别样的视角。活跃在互联网世界里的“羡慕嫉妒恨”，背后折射出社会大众尤其是底层或弱势群体面对阶层差距日益扩大而引发的无力感。相比之下，“怀旧”则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带有审美色彩的情感，潜藏着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反思以及美好生活的想象。情感研究在为我们提供理解社会结构变迁的新视角的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对个体情感、经验或感受的关注。
五、反思与讨论
毫无疑问，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引入，在理论视角、研究议题拓展等方面推进了既有的情感研究。不过我们在肯定其理论价值的同时，也应注意在理论拓展及其适用的过程中仍有值得注意与反思的地方。
首先，尽管“实践”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和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然是一个根植于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理论构建，建基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条件与现实基础，因此“实践”理论在适用于中国社会的情感议题时应注意到本土的现实情境。当把西方理论资源移植到中国语境时，我们应该保持对“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之间张力关系的反思性认识。
其次，实践理论强调从个体与社会结构互动的角度考察不同情感现象背后的实践逻辑，提倡在特定经验中探寻背后的实践机制或逻辑。那么，情感实践机制的挖掘立基于对特定情感现象的“深描”，特别是着眼于细微的情感和宏大社会变迁的勾连，个体与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包括具体的策略与回应、内在的张力与冲突等，以期更好地挖掘出其背后的实践机制或逻辑。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迅猛发展的新媒体技术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情感体验，也推动了多样化的情感实践，与此同时，情感在公共领域也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冲突以及复杂的互动实践。因此，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学人投身情感议题，通过对本土经验的总结与反思来寻求对理论的整合与推进，并在与国外研究的对话中实现对情感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作者简介：
段然，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11期，原文约11000字，标题为《“何谓情感”：现代性、数字媒介与情感实践》。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NaMIMtGKfiqU5k8C6sZb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