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 宁

长江流域，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起源地。在长江之滨，隐匿着一段段辉煌的工业传奇。这里，曾铸就民族工业的脊梁，长江奔流，它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孕育着新的希望。如今，从废弃的厂房到创意园区，从斑驳的机器到文化符号，这些工业遗产地的改造与复兴，成为时代发展的生动注脚，也凝聚着今天的人们对历史的致敬和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时代命题的探索。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起点上，中国工业发展的浩瀚长卷，正等待我们去续写新的华章。

对话嘉宾

严 鹏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贺云翱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戴吾三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教授

张继才 武汉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黄正平 张謇商业与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宋建中 国防科技工业军工文化专家、晨光1865金陵兵工讲述人

张正荣 陵川机械厂退休职工

万里长江，民族工业在此滥觞

长江文化观察团：相比古代文化遗产，工业遗产要年轻得多，自晚清“开眼看世界”，到汉阳铁厂、大生纱厂等一批“官办”“民营”工业的诞生，中国的民族工业滥觞至今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这其中大部分重要工业集中在长江流域，长江对于民族工业的诞生具有怎样的意义，民族工业又怎样反哺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严鹏：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重心逐渐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转移到长江流域，特别是今天的长三角地区，有利于吸纳更多生产要素。追根溯源，是自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素有“鱼米之乡、衣被天下”的富庶之名，相比广州，苏州、上海乃至汉口拥有更好的经济腹地，人口密集，市场支撑潜力巨大，且长江沿岸手工业发达，拥有诞生产业工人的良好基础。加之长江水量充沛、江面广阔，全年可通航，具有运输成本优势。此外，晚清众多洋务派大臣在长江流域主政，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说长江流域是中国民族工业发源地。

张继才：近代化是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过程，其核心是工业化。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所创办的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家钢铁企业，这座矗立在武汉长江边的钢铁厂不仅是亚洲之最，也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自1894年投产后，几经改造、合并，产能提升到日产铸铁400至450吨。时人记载：“汉阳铁厂所炼之钢，质地甚佳，较诸泰西所出之钢，有过之无不及。”借助长江水运之便利，其所炼钢铁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行销日本、俄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张之洞创立的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大大提升了长江中游的经济地位，推动了武汉和湖北的近代化。湖北近代化起步较晚，落后于发达省份30年，但它后来居上，清末，武汉工业规模和对外贸易仅次于上海，“驾乎津门，直追沪上”。

黄正平：“马关条约”之后，国家财政资金短缺，“官办”工商企业步履维艰，洋务派鼓励民间投资，张謇和他的大生纱厂，就诞生于这一时期，且具有特殊的示范意义。

张謇所处时代，正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弃旧趋新的张謇，本是旧社会的人物，却有新时代的气象。特别是以状元的身份投资建厂、实业救国，对读书人的影响力巨大。

1895年，张謇在“设厂自救”的浪潮中开始筹办大生纱厂。厂名寓意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后来张謇又相继办成大生二厂、大生三厂、大生八厂等近代纺织厂，从而奠定了南通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发祥地、纺织之乡的历史地位。得长江水运之利，以及经济腹地深厚、手工业基础雄厚等条件，张謇一生创办了100多家企业，涵盖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交通、工程，以及几百所学校，可以说，长江边的南通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正是因为深深印刻着张謇的痕迹。更重要的是，张謇和他的一系列创业举动，创造出一种新的工业化时代的文化，改变了当时人们对工业化、现代化的认识，带动了长江沿线沪苏锡常的近代化之路，以至于今天长江三角洲仍是经济活跃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在长江之滨，筑起工业长城

长江文化观察团：20世纪上半叶，本就步履蹒跚的民族工业遭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演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工业内迁。新中国建立后到1960年代，国家提出“三线建设”，推动东部地区工业内迁。长江在两次内迁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内迁对今日东西部经济格局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戴吾三：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意义重大。全面抗战打响后，钢铁机械、化工产品的生产至关重要，而在当时，重工业恰恰集中在长江三角洲沿海沿江地区，因此，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0年夏天，国民政府和广大爱国工商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内迁运动，将沿江沿海工业迁往我国西南等内地。

众多企业沿长江一路向中上游内迁，先到武汉，至1938年3月，各地迁汉工厂还未复工之时，“武汉会战”已迫在眉睫，于是迁汉工厂及武汉当地企业，再次取道长江航路入川。当时国民政府的招商局主要负责从上海到武汉的水上运输，而再往上行，主要靠民族企业家卢作孚创建的民生轮船公司。卢作孚坐镇宜昌，指挥船只抢运，40多个日日夜夜，演绎了中国版的“敦刻尔克”，这是抗战史上的重要一页。

到1940年工业内迁基本结束时，长江流域从湖南到四川、重庆，乃至沱江及岷江流域，形成了电力、钢铁、兵工、水泥等工业区。

工业内迁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长江水运是内迁最主要的交通方式，长江流域的四川（含重庆），是“天府之国”，人口、农业相比其他省份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也是其成为当时战略大后方中心的原因之一。

宋建中：今天南京的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所在地，就是1928年建立的“金陵兵工厂”旧址，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当初李鸿章选址在中华门外、秦淮河畔，就是因为秦淮河是长江支流，利用长江水运能便利进出原料和产品。

抗战时期，“金陵兵工厂”加入内迁大军，其“后代”分支，像许多内迁工业企业一样，沿着长江，构建了一条“工业长城”——

沿江迁至重庆的“金陵兵工厂”成立了第二十一工厂，直到1946年，一部分又沿江迁回南京成立第六十工厂，到1953年成立南京晨光机器厂，这是当时新中国唯一一家迫击炮研制生产基地。1965年“三线建设”时期，晨光机器厂迫击炮生产线又沿江西迁至重庆，成立陵川机械厂。1996年南京晨光机器厂改制为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留在重庆的第二十一工厂，现为重庆长安工业集团。

张正荣：我算是“金陵兵工厂”西迁的见证者。1940年我出生于南京，1958年进入南京晨光机器厂工作，1965年响应国家号召报名支援“三线建设”，跟着工厂西迁至重庆陵川机械厂，和我一起西迁的是我们厂的迫击炮生产线。仅用一年时间，厂区就在重庆建成投产，第一批63式60毫米迫击炮成功下线并通过验收，赢得了“三线第一炮”的美名。

严鹏：“三线建设”把现代工业基本要素带到了西部，这让之后的西部开发有了可以依托的抓手。改革开放后，长江流域的“三线企业”和转移至甘肃、青海的“三线企业”相比，其腹地广、基础深厚、运输便利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长江两岸，废弃厂房化身文化符号

长江文化观察团：百年风云，当年的老厂房很多成了工业遗产，它们从“沉睡”中醒来，化身成一个个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街区、创意园区，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实现工业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

贺云翱：工业遗产和所有文化遗产一样，具有不可再造的特殊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严格意义上是一项创新性事业，它赋予“古老”以新的认识、新的价值、新的生命，以恢复遗产的青春，让它走进当下和未来生活。

比如南京长江边的浦口火车站，是国家级文保单位，有着百年历史积淀，同时也是朱自清先生《背影》的现实发生地，今年10月开街的南京“浦口火车站街区”，以《背影》为主题进行文化开发，短短两个月，已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甚至吸引央视前来拍摄。

这个例子说明，保护的前提下讲传承、开发，更强调遗产的非物质性，从这个维度来说，现在很多工业遗产改造成博物馆，比如在汉阳铁厂基础上建立的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在无锡荣氏家族企业无锡茂新面粉厂老建筑基础上建立的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等，把历史时空与现代生活时空有机结合在一起，就把历史拉进了当下，它会恢复人的记忆，触发人的情感，赋予遗址地新的时代意义。

严鹏：从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上说，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同时，利用好了才是真正的保护。工业遗产往往体量大、维护成本高，不可能完全靠财政拨款，因此引入新产业、新业态，比如开发成各种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用新的产业进行迭代，形成造血能力，以此实现更好的保护。

另一种保护开发，是挖掘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价值。工业遗产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见证，老厂房、老设备所承载的精神通过档案、口述等方式保存下来，会对还在进行生产的那部分企业，塑造并形成企业文化，激励其继续发展，让员工意识到这些有形的厂房是企业文化的载体，反过来会对这些厂房进行主动保护。

工业文化旅游是工业遗产发挥核心功能的重要途径。没有知识背景的游客，看到某个园区保留下的厂房，只是看个新鲜，拍几张照片打个卡，如果以某种更沉浸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其历史，以及它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的贡献，那么意义就不同了。

贺云翱：随着智能化生产力的来临，人的很多体力型劳动被更先进的智能生产力所取代。这种状态下，人们越发需要文化遗产，需要开发新的文化资源和精神生产领域，需要美好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型消费。在时间尺度上，变化是永恒的，但美好的感情和珍贵的资源能常伴人心，所以，作为未来的“刚需”，工业遗产在这方面将会发生难以想象的作用。

记者手记

知其所来，明其将往

寻访长江畔的工业遗产，是从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始的，保存完好的“机器左厂”，如今已经成了厂史陈列馆。

百年军工，分分合合，一部春秋。

这段历史中，“金陵兵工厂”厂长李承干是关键人物，李承干秉承实业报国的信念，推行技术革新，仅用5年时间，就把这个清末遗留下来的老旧企业，改造成为民国时期轻武器生产的骨干基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创造了仅用三个月的短暂时间将全厂设备、原材料和数千职工及其家属悉数搬迁重庆并率先复工的奇迹，可以说他对长江上下游的工业基础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段历史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晨光厂老员工子弟郑洪泉，就是历史的见证人。

年过九旬的郑洪泉，童年就随父母和老厂长李承干内迁到重庆，或许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让后来成为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的他，写出了《李承干传》一书，该书成为重庆长安工业集团、南京晨光集团公司和重庆理工大学的厂史和校史读物。而郑老的胞弟郑洪义也在多年前于南京晨光厂退休。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兄在长江头，弟在长江尾，他们虽相隔千里，却共饮长江水，就像长江上下游那些工业遗产一样，有着共同的血脉基因。

见证历史尚未走远的还有张正荣老先生。在南京晨光厂工作8年，又在重庆陵川机械厂工作近40年，退休后张老随厂迁居成都，尽管已84岁，但一口清亮的南京话，将长江上游的巴蜀与下游的南京串联了起来。

1998年开始，张老用4年时间把陵川机械厂绘入20米长卷《陵川记忆》画作中，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人常说，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才能明其将往。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孕育了灿烂的文明，也见证了中国百年工业的发展与变迁。从金陵机器局到晨光1865产业园，从金陵烟雨到巴山蜀水，岁月无声地走过，曾喷吐出遮天蔽日浓烟的高大烟囱，那些沉默的厂房、斑驳的机器，抖落身上的尘埃，如今已变身为博物馆、文创中心、文化空间，履行起新的使命——当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浪潮汹涌而至，中国工业发展活力澎湃，长江两岸又会上演哪些精彩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