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采用田野调查、半结构化访谈与大数据分析三种方法，以数字劳动为理论视角对电竞青训选手的劳动实践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宝宝锁”，即防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沉迷政策出台后，对电竞产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游戏资本一方面为了表面遵守“宝宝锁”，一方面因逐利性而保持自身电竞模块的发展，便将对电竞青训选手的培育模式从“可见”转变为“不可见”。由此，电竞青训选手的劳动身份具备了影态性；而影态的身份致使电竞青训选手劳动主体性日渐消弭，对其劳动过程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本质而言，电竞青训选手身份的转变说明了“宝宝锁”、游戏资本与青训选手三者之间的关系相互排斥、具有张力。因而，对电竞青训选手的保护需要各方共同发力。
本文试探究以下问题：在未成年人防止网络游戏沉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的当下，未成年玩家的电竞青训选手的劳动身份特质发生了何种转变？这种特性上的转变给其劳动历程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而电竞青训选手劳动身份特质转变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在复杂的电竞劳动场域中，未成年的电竞青训选手与“宝宝锁”及游戏资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一、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半结构化访谈法与大数据分析三种方法对问题进行研究。笔者综合地理位置、俱乐部发展状况、俱乐部获奖状况以及俱乐部运行构架等要素，经过思虑与探究，最终确定以华东某电竞俱乐部为调研田野，该俱乐部所处地区经济较发达，且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当地电竞事业的发展，同时，该俱乐部在联盟赛事中曾取得不俗的成绩，并且青训培养体系较为成熟，便于研究。确立田野后，笔者深入其中，与各工种的俱乐部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对5名工作人员（包含项目经理助理、教练、经纪人、领队与商务接洽组成员）与8名青训选手、4名大名单选手（一队与二队）进行线下深度访谈，访谈主要围绕青训选手的日常与职业化情况开展，并在1年后对该俱乐部进行回访与二次调研。此外，笔者还选取了华南地区某电竞俱乐部、华北地区某电竞俱乐部、西南地区某电竞俱乐部作为补充性的田野进行研究，以使研究的数据更加精确与全面。
除了线下的调研外，笔者还将微博、小红书、知乎、豆瓣、抖音与哔哩哔哩6个社交媒体视为线上调研田野，在其中深度参与与青训选手有关的内容的讨论，并对他者的观点与态度进行实时记录，同时，对与青训选手有关的内容帖活跃的11名用户（包括前青训选手）进行线上深度访谈，并在一定时间内进行二次访谈。
访谈时间集中在50分钟至1小时。访谈全程保护受访者隐私，因此以代码代替。受访者的代码信息如下：青训选手的代码组用A表示，8位受访青训选手的代码则为A1―A8；经理助理的代码为B1；经纪人的代码为C1；教练的代码为D1；领队的代码为E1；商务的代码为F1；选手的代码组用G表示，4位受访选手的代码为G1―G4；关注者的代码组用H表示，受访关注者的代码为H1―H11（其中H1、H5与H9均为前青训选手）。
同时，笔者通过Python软件，利用相关代码对上述六大社交媒体中相关的内容进行数据爬取，从而提取其中的关键信息。
二、影态身份的生成
“宝宝锁”一经推出，电竞生态与青训选手培育路径因此被进一步重塑、解构与变革：诸多游戏的电竞联盟调整了选手参加赛事的年龄要求，而各大电竞俱乐部则将以往被置于台面上的青训活动转移至大众不可见的区间内，以在表面上符合规定。
由于电竞选手本质上为游戏玩家，因而“宝宝锁”与电竞产业之间必然存在着张力：对未成年玩家实施的严格游戏时间限制与非成人组的青训选手的高强度训练模式所需要花费的大量游戏时间相悖。而游戏时间（在电竞活动中可被视为训练时间）的受限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青训选手培养，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电竞生态中的选手更迭，由此对长期的电竞市场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非正面影响。
电竞市场的劣汰化将致使游戏资本的收益严重缩水，而资本的逐利性催动游戏资本依旧保持对未成年选手的挖掘与培养。研究发现，分散在全国不同区域的俱乐部心意相通般地以不同形式保留了青训活动，但同时，为了在表面上遵循“宝宝锁”所明确的内容，这些青训活动均被遮盖与隐匿了，而置身其中的电竞青训选手的劳动过程自然也被隐去——由于大部分青训选手的每日训练时长与“宝宝锁”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的每日游戏时长是冲突的，因而俱乐部层面不会让未成年的青训选手们使用自己的游戏账号，而是通过发放他者的游戏账号进行训练。
这种“影态化”的培养模式致使电竞青训选手的数字劳动呈现错位性特征，体现于其劳动过程与劳动身份的非同步，即其劳动身份是被隐去的、缺失的与离场的，但其劳动过程却是实际的与在场的。而青训选手劳动的这种非同步性，致使其身体劳动实践需要与正式选手类似，顺应俱乐部所构建的电竞运行逻辑；但值得注意的是，影态化的身份让其难以产生对“选手身份”的认同。
因而，青训选手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处于一种“液化”状态，即鲍曼（Bauman）所提到的流动态势——青训选手处于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不认同”之间。由于青训选手身份认同的液态性，其劳动过程也受此影响，附有强烈的游离性与不确定性，呈现出“游离式劳作”的特征。在这种游离式劳作的背景下，青训选手的身份认同和劳动实践被置于一个不断变动和调整的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映射出青训选手的矛盾点与相悖特性：由于青训选手的劳动既要服从于俱乐部的整体战略，又要不断追求个人技能的提升以争取进入正式名单，他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寻找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劳动冲突，折射出青训选手在职业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心理张力。
影态化的劳动身份为当下电竞青训选手的劳动过程带来了诸多非正面的影响，加剧了对其个体的异化与钳制，值得引起重视并亟待解决。究其本源，这种身份特质的生成并非单一的游戏资本为追逐利益而造成的后果，而是折射出“宝宝锁”这一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政策与电竞产业长远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一实质。诚然，具有逐利性的游戏资本是促成电竞青训选手的身份特质发生偏转的主要动力，但电竞联盟将青训活动从“地上”转移至“地下”的举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游戏资本平衡遵守政策与遵守商业发展逻辑的一次尝试：青训选手的影态化在表义上遵循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主旨，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潜在性地保障了电竞人才培育模式的完整性。因而，“宝宝锁”的实施与游戏资本的逐利活动共同塑造了电竞青训选手的影态身份，这一身份特质彰显了在当前的电竞场域中，“宝宝锁”、游戏资本以及青训选手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驳斥又相生共融的复杂张力。
三、主体影态化
（一）伪自主生产：自我规训折射青训选手与游戏资本间的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每位选手加入青训营的缘由或许各不相同，部分选手在加入青训营之前处于复杂的环境之中，但殊途同归的是，青训营对他们而言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
部分青训选手参加青训营的根本动机与最终目的均为对“选手身份”的想象，在他们眼中，选手身份能被视为一种向上发展的渠道，亦是两相比较后的最优解，他们能较为清晰地认知当前青训营的现状，但他们依旧在综合思考后选择主动进入这一“灰色地带”。青训模式的“影态”特质并不会限制其对选手身份进行想象，而会作为一种引导机制促使其实现从青训选手身份到正式选手身份的突破与升维。在自我目标的激励下，被延长的劳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将转化为非必要的过剩劳动，显现出自我剥削的特征，其主体性日渐被游戏资本所劫掠。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诺维（Michael Burawoy）认为，“强制”并不是榨取劳动者唯一的手段，资本方会在生产中刻意制造“同意”，劳动者一旦被分配到劳动过程中的某一位置，其关系和行为就被那一劳动过程的结构所统治，从而让劳工们自发地认同管理者的约束。在青训选手的劳动场域中，对明星选手的仰慕、教练的把关以及“僧多粥少”的升迁制度共同构建了“内卷”的劳动场景，潜在性地让青训选手在心理上“同意”这种劳动模式，从而逼促青训选手不断地自我驯化，由此，游戏资本与俱乐部实现了剥削的转移，即将自上而下的外在性剥削通过“同意”的制造转化为内在性的剥削。青训选手在劳动过程中与游戏资本所达成的“同意”折射出自身的劳动价值以一种转化为自我驯化的方式被游戏资本所劫掠。
对于青训选手而言，在休息时间关注游戏内容稀松平常。俱乐部通过粉饰“明星选手”的价值，从而不断引导青训选手突破自身。这一视角下，青训选手的“劳动同意”是游戏资本制造的；在这一过程中，游戏资本侵占了青训选手的超额劳动时间，其通过自我剥削所耗费的剩余劳动价值即刻被俱乐部与游戏资本蚕食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青训选手很少有继续就学的打算，于他们而言，俱乐部所构建的青训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他们“精英式社会化”的机会，但本质而言，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区域，较低的学识与较浅的技术能力难以让他们在除了电竞的其他事业中作出选择，并且，由于过早投身电竞训练影响学业发展，青训选手脱离电竞赛事后难以融入其他职业。青训选手不断延长自身的劳动时间，自我剥削劳动力，在俱乐部与电竞陷阱的逼促中构建想象身份，并不断地为实现想象身份而劳动。
由此可见，“伪自主生产”本质上可被视为一种剥削转移的机制，游戏资本通过强化对正式选手的身份认同，从而逼促青训选手自我驯化，由此遮掩与转移其驯化青训选手的实质。通过这样的机制，青训选手在不断追求提升与认可的过程中，无意中强化了游戏资本对其自身的制约逻辑。
而这种对“自我”掌控的逐渐失序体现出青训选手本身在与游戏资本对其劳动过程主动权进行争夺时不占上风的实质，深层次地折射出青训选手与游戏资本间存有的张力，即游戏资本训练青训选手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出具有商业价值的符号，从而为资本增殖作铺垫，而这一过程势必消弭选手的个体性与主体性，诱使其成为去主体性的被游戏资本收编的工具；但对于青训选手而言，其加入青训营并积极训练乃至进行自我剥削的根本缘由便是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对成名选手的身份想象”，这二者的根本路径便有着巨大的分歧。
（二）张力作用：流动于“自我”与“他者”间的青训选手
由于俱乐部限制或禁止其身份暴露于公共网络空间之中，其劳动过程并未与电竞市场接轨，他们很难通过打造自身IP与符号来不断积累粉丝资源，从而产生价值增量。韦伯（Max Weber）将权力（政治）、财富（经济）、声望（社会）三方面标准综合起来划分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对于与观众链接高度紧合的电竞选手而言，个体在平台上积攒的流量、声势与声望亦是其内生性劳动价值的体现。由此可见，由于青训选手的身份被游戏资本刻意抹除，其劳动过程也“被隐匿”。这一视角下，青训选手的自我价值实现途径因“遮蔽的身份”而受到挤压，当其内生性劳动价值难以实现时，青训选手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难以完全归于其自身，而被游戏资本所占有的程度则大幅上升。
青训选手的生产过程处于“真空”环境，并未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对其劳动水平进行衡量与界定，其位次升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练的认同而非赛事的表现。在这一“真空生产”的过程中，俱乐部与青训选手之间构成了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权力关系链，这种非公开性的升降折射出影态的身份致使青训选手劳动过程被圈定于电竞俱乐部所规定的范畴内的实质。
这一视角下，青训选手的劳动过程由游戏资本认定，其劳动身份由游戏资本赋予，由此，青训选手的身份价值与劳动价值均取决于俱乐部的主观意志，而非通过其个体生产所创造，青训选手的劳动过程并未体现其主体性，从劳动身份到劳动过程，再到劳动价值的认定与转化，青训劳动过程始终置于游戏资本所设定的架构之内，是一种具备“他者操纵”属性的劳动。青训劳动中的劳动者主体逐渐被客体化，其主体性逐渐被削弱。
本质而言，劳动主体性的缺失意味着劳动者个体的悬置，青训选手难以成为事实意义上“完整的”劳动个体，而被切割的劳动个体则折射出游戏资本对于其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劫掠，这种非自由的劳动致使青训选手处于电竞市场中的底层，在劳动主体性缺失的情况下，青训选手不仅难以实现自我价值，也难以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可与经济回报。
电竞青训选手劳动主体性逐渐影态化折射出当前其徘徊于“自我期待”与“他者期待”间的矛盾实质，除了上文提及的青训选手与游戏资本间因为具备相悖之处，由此产生了对其劳动个体的争夺外，青训选手与“宝宝锁”间亦具备复杂的张力：对于那些将游戏视为唯一能赋予其较大价值出路的未成年玩家而言，“宝宝锁”所规定的未成年人游戏时长在一定程度上“锁”住了其成为诸如主播等其他职业玩家的可能性，因而他们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等主体性思维的引导下，选择成为电竞青训选手，然而，电竞青训选手在当下的身份影态性却又致使其在劳动过程中逐渐被舍去主体性思维。这种从“主体性”到被“去主体性”的过程即是影态身份对电竞青训选手劳动过程影响的表征，亦是游戏资本对电竞青训选手规训的体现，更折射出“宝宝锁”、游戏资本与电竞青训选手三者间的张力作用，以及夹杂在“宝宝锁”与游戏资本之间的电竞青训选手的复杂处境。
电竞青训选手的身份特性从“可见”转为“影态”并非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折射出“宝宝锁”、电竞游戏资本及电竞青训选手三者之间的复杂张力。电竞青训选手作为推动电竞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在劳动过程中的权益有待多方合力进行维护与保障。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11期，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影态身份：电竞青训选手的劳动实践》。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70a46Gv5eIfXy08SSZog。）
【作者简介】
袁潇，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邹祁林，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李佳佳，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