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理解媒介》一书的问世，几乎改变了传播研究的整个发展方向。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热烈地讨论着麦克卢汉的学术遗产，并试图沿袭或改造他的各种隐喻来反观数智媒介所掀起的社会风暴。然而在我看来，麦克卢汉隐喻化的媒介理论所折射出来的恰恰是一种人类认识论的危机：隐喻通常是人们面对认识论困境时的语词创造。而今天之所以与麦克卢汉有那么多共鸣，也是因为我们面对当下和未来的媒介世界存在认识论的困境。

媒介与时间的关系问题，是我们今天众多的认识论困境之一。2006年，卞冬磊率先使用“媒介时间”的概念，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渐渐从无人问津到受人关注。不过学界始终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和清晰性。圣奥古斯丁曾这样形容时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这句话放在“媒介”身上也同样适配。

时间看不见摸不着，必须通过媒介（不管是钟表、日历还是广播报时）的显化才能被感受到；而媒介最擅长隐身，且种类繁多，迭代速度极快，因而不在时间、历史、叙事和过程中，我们也同样无法感受媒介。所以，不存在媒介缺席的时间，也不存在时间缺席的媒介，二者互为纠缠，互相显化。而且，更为纠缠的一个现实是，很多媒介不仅存在于其他媒介（如钟表）所显化的外在时间中，也显化和建构自身的内在时间，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媒介内在时间显化。所以，“媒介时间”仅仅只是一个带有类比色彩的隐喻性语词，不是一个清晰严谨的学术概念。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来判断，学界所说的“媒介时间”应当更精确地表述为“媒介化时间”（mediating time）。“媒介化时间”是指经由媒介技术的中介而生成的各种时间形态，而这些时间形态或多或少地在生命时间的维度中加入了技术时间的维度，所谓的加速社会、注意力分散时代和“多任务处理模式”就是媒介化时间的产物。所以，研究者倾向于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一是能够调节和制造人类时间感的媒介技术，其运作机制是什么；其二是不同媒介技术造就的不同时间形态，产生了什么社会后果，又对人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媒介化时间以各种方式改变了时间观和时间感，殖民和蚕食着人的生命时间和自然时间，但另一方面捍卫生命时间的行动成为人逃避和反抗技术时间宰制的重要武器。

“媒介化时间”的研究正面临新的困境。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登上历史舞台，文字和图像的生产完全数智化以后，我们突然发现：从没有哪个时代的媒介像当下这样多元，也从没有哪个时代的媒介像当下这样一元。从表面上看，到处是各种不同的媒介，但它们其实只是二进制数字世界的各种端口，一切媒介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而且必然被转化为二进制代码，因此所有的媒介只不过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软件包”，时间也和一切对象物一样被表征为数字。过去的和现在的、存在的和不存在的时间景观通过数字代码的排列组合在平台世界和社会世界中同时涌现，它们都只是可以相互替代和转化数码，唯一不同的是排列组合的方式。所以，机械化和模拟化时代的各种媒介化时间在数智时代被统一为“数字化时间”。

面对如此强大的“数字化时间”，人在时间问题上的自主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在数智媒体时代，人何以捍卫时间自主性应当成为媒介研究至关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传播学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

（《传媒观察》2024年第10期卷首语。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