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丨数字怀旧:Z世代厂区子弟集体记忆的媒介化生产
2024-10-24 15:52  来源:《传媒观察》  作者:张媛,任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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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厂区是一种将生产区域与生活区域紧密结合的空间区域。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厂区作为“三线建设”的产物经历了“关、停、并、转、迁”的改造,对于厂区子弟而言,厂区成了记忆中回不去的“故乡”。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张媛和该学院硕士研究生任腾越在《传媒观察》第9期刊文认为,相较于由乡入城所带来的“乡愁”,“厂愁”是一个更为独特的时代议题。文章通过口述史和田野调查,发现媒介怀旧是新生代厂区子弟的一种自我认同和社群重建的现实策略。作为网络原住民的Z世代厂区子弟将社交平台用作记忆媒介,改变了集体记忆的建构机制,拓展了记忆研究的领域。然而,这种媒介怀旧似在集体意识层面蕴含着悖论,即媒介化社会所赋予的个体主义生活方式与封闭式厂区所形成的集体主义记忆之间的张力。该悖论既表征着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又透露出媒介生存本身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

工业化建设是新中国区别于旧中国的重要特征,自1964年起进行的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三线建设,诞生了众多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结合的社区,这类社区通常被称作“厂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将投资建设重点转向东南沿海一线城市,由东部先富起来带动西部经济发展。“厂区”正在成为历史,但其社会影响仍在延续,尤其生活其中的人们对正在发生的历史有着切身体会。对第一二代三线建设亲历者参与工业化建设的生活史记录与研究已经获得一些成果,但鲜有人关注到“Z世代”网络原住民独特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呈现。对其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具有历史性价值,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宏观结构变迁在行动者内心世界的重构,对于从深度媒介化角度理解厂区子弟、厂区改制、三线精神及社会秩序重构等议题有较好启示。

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文以Z世代厂区子弟(即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厂区子弟)为调查对象,本文作者之一正是Z世代厂区子弟,有着切身的生活体验和长期深入的观察。文章将研究视野聚焦厂区消亡后,作为网络原住民的这代厂区子弟如何利用内生记忆来表达对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同时立足于当前新媒体环境,探索集体记忆的演变趋势,借此研究集体记忆的媒介化转向,以及厂区子弟的媒介怀旧行为。

(二)田野概况

本文的核心田野点在陕西省咸阳市某厂区,该厂区是国家“三五”期间为形成咸阳纺织配套体系而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在“七五”期间,先后完成了多项改造,引进了先进的中长生产线,成为陕西以至西北地区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厂内生活区在厂区南部,由居民楼、工人俱乐部、大礼堂、运动场、商店、粮店、浴室及子弟学校、托儿所、职工医院、食堂、招待所等设施组成,居民楼最远相距1公里。在厂内,职工及其家属能够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完成日常所需,享受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厂区内也逐渐形成了浓厚的单位社区氛围。

作为咸阳的大型国企,其社会整合力也十分强大,厂区吸纳了大量的职工及其家属,通过实行诸如“接班”等制度,确保了厂内职工的代际流动,进而塑造出厂区这一具有独特意义的社会生活空间。此外,田野点厂区还积极履行“厂办社会”的各项职能,涵盖职工住房、医疗、生活及教育等方方面面,展现出一个功能齐全、生活设施完备的“单位生活共同体”形象。

(三)资料收集

本文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在文献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口述史与半结构化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进行资料收集。文章秉持田野调查方法的核心原则:“发掘当事人的经验,从当事人的经验、角度来了解他/她的世界。”

基于此,本文主要以陕西省咸阳市某厂区为核心田野点,并补充性访谈了其他不同地区的厂区子弟,访谈时间在45~120分钟,构成了本研究以24位厂区子弟为核心的样本群,同时也访谈了5名厂区职工,对厂区生活进行补充了解。访谈主要包括两个问题:(1)对于厂区的记忆与怀旧内容;(2)生活变迁下的个人感悟。收集到了十余万字的访谈材料和一手文献资料及图片资料。访谈样本构成情况如下:性别方面,男性15人,女性14人;工作情况方面,学生9人,私企员工6人,国企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人,个体及创业人员6人,退休人员3人,样本分布相对合理。以“代际(F为父母、Z为子弟)、性别(F为女、M为男)及访谈序列号”的方式对访谈对象进行编码。同时,作为厂区子弟的本文作者之一,切身经历了厂区改造以来的种种变迁,有着丰富的体验和观察,对于本文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厂区的符号化建构与记忆再生产

不同于前代开拓工人,厂区子弟在出生时就拥有了完备的配套设施,几乎不需要与厂区外交往就能完成大部分日常生活。作为典型的熟人小群体社区,厂区不同于广泛遍布于乡间的血缘聚落,而属于一种业缘聚落社群。这种曾经自足的小社区生活与当下的流动社会和不确定性体验形成了极大的张力。

(一)流金岁月的记忆之场

子弟对于过去厂区的回忆,很大程度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情感抒发或宣泄。关于童年生活,受访者们普遍提到了“熟悉感”。厂区是一个稳定的场所,同时期成长的厂区子弟往往是玩伴、是同学。因此在成长过程中这种厂区气氛使得厂区子弟关系极为紧密,回忆起旧日时光时,厂区子弟也更多谈及与朋友玩耍、与长辈相处的情形。受访者几乎无一例外都谈到了这种熟人社区中类血缘的亲密感。“我们从小在厂里面认识,都是熟人,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很多都是子弟,既是发小也是同学。”(ZM16)

厂区的特殊性在于生活其中的个体能在厂区内部自给自足,可不与外界发生关联而正常运转。因此子弟们对于童年时光的描述也聚集在厂区特有的设施上,例如健身器械、花园、工人俱乐部、球场……加上熟人社会的特征,他们的成长环境更多是处于自由的状态,“到处串门”“玩到天黑”“大人都认识也不担心”是他们对于厂区生活的描述,“怀念以前在厂里的生活,无忧无虑。”厂区所代表的记忆和情怀是连接过去的钥匙,回忆过去的时光即是回忆过去的自己,厂区并不仅仅是一个具象的场地,更像是作为一个符号,指向记忆深处的快乐时光。

(二)共同体建构的认同之源

Z世代厂区子弟没有经历集体化时代,因此当谈及到身份认同时,他们并没有出现过多的身份焦虑。大部分人表示自己虽然怀念厂区生活,但是之前国企单位制的“接班”制度也与自己无关,对于厂区更多怀念的是曾经的生活印记。共同的经历,则是厂区子弟构建身份认同的实践基础,因此不同地区的子弟在对过往生活的描述中也出现了同质性的表述。

同时,厂区中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结构体系对个体认同也有着形塑作用。厂区子弟跳脱了传统乡土社会血缘、亲缘的界限,在相同的学习、生活经历中建构起跨越性别、地域的厂区子弟的身份认同。在采访中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是用普通话交流,但是听得懂当地方言。也有受访者提到在上学时因为不会说方言而导致被当地同学排挤、欺负,因此和子弟们的关系更为密切,语言屏障进一步加固了身份的认同。此外,三线建设初期聚集了天南海北的工人,一代工人作为厂区的创建者与传承者,不仅依靠主体的能动性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了“三线精神”的雏形,更是在集体文化与个体身份的认同中充当了传承者。家庭作为初级群体,是子代学习社会规范和传统文化的第一场所,家庭传承作为亲代与子代间一项特殊的社会化过程,是以纵向的情感联结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的核心和依据。对于成长在厂区的子弟来说,家庭是他们构筑价值观的最初记忆,在耳濡目染和“三线精神”的隐性强调与规训下,子弟的身份认同得以强化。

(三)重建生活的意义之网

社会变迁伴随着人们的社会记忆与身份认同的重构。当原有的社会格局发生了重组,当既往“意义之网”被打破,当传统的价值观念被替代,人们对于自身生存的元问题就会再次显现,并有待被重新认识。

大多数厂区,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深入,原先的运行模式不再可行,不得不面临关停、改迁的处境。Z世代厂区子弟没有经历厂区最辉煌的时期,却见证了厂区的衰落。日渐式微的厂区变化常常体现在他们对于厂区的怀念中,诸如表达对于厂区“花园不修缮”“广场建楼房”“扩路砍树”的无奈。倒闭的厂区更是成为一片荒地,杂草丛生早已物是人非。子弟学校的变化也反映出厂区的变迁,“我刚出生那两年还比较好,就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贯制的那种,后来不太行了,初中和高中就关门了。”(ZM10)目前存在的子弟学校都由政府接管,其余则合并或停办。在谈及厂区变化时,能清楚地感知到厂区饱含着子弟们的精神寄托。面对如今厂区残破的现状,他们试图通过记忆重构出曾经的生活,并由此寻找到自己的来处和身份的归属,重构现实生活的意义之网。

厂区作为Z世代厂区子弟生活成长的地方,是其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存在。同时,随着厂区物理空间的消失,厂区转化为厂区人的记忆符号,继而呈现为媒介产物。

集体记忆的媒介化呈现与重构

技术的数字化、交互式和协作性不仅促进知识与记忆的转变,对社会和文化实践也产生了多种影响,社交媒体平台影响着人们记忆过去事物的方式和他们对记忆工具的使用。

(一)电子媒介作为集体记忆的关系节点

如果说“厂一代”们的回忆是奉献和吃苦,那么“Z世代厂区子弟”对于厂区的记忆则出现了媒介化转向,电影、电视甚至电脑早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媒介本身成为他们记忆的关系节点。当回忆起厂区生活时,有受访者说:“主要还是看电视,跑到别人家。一群小伙伴边玩边看电视,现在住小区里都互相不认识,不太可能这样了。”(ZF02)“我一般会跑去别人家玩电脑,小时候自己家里没有,就跑到朋友家玩。”(ZM10)所有被访谈者都表示,现在和厂子的联系主要集中于微信群,很多人已经不在厂里住了,但在微信里还保持联系。

串门看电视、玩电脑作为厂区熟人社群的一种交往组织方式,如今构成了群体记忆本身。关于旧有媒介特征的回忆强化了社群连接的感知,也体现了个体对于集体历史中归属感的渴望。随着智能手机和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介的普及,原本解散的社群又开始在数字媒介中重建,并试图复制与再生出曾经的熟人社群关系。同样因为互联网的跨越时空性、流动参与性与身份隐匿性,除了作为个体现实生活焦虑的宣泄安全阀以外,媒介还承担了对现实社会产生积极效用的集体领域塑造功能。

(二)社交媒体重构“虚拟厂区”

当子弟们离开厂区这一物理空间,通过媒介技术再造“虚拟厂区”,实现对于故乡的情感投射。豆瓣小组“厂矿子弟”成为厂区子弟们的网络聚集地。目前已经聚集了5475个组员,天南地北的厂区子弟一进小组就会前来“报到”,即发自己曾经所在厂区的地址,寻找共同地区的好友,进一步激发了厂区子弟的传播。他们在分享中丰富了记忆内容,引发了群体共鸣,形塑了群体认同感,大家的集体记忆逐渐被唤醒并有了新的汇聚方式。在充分的表达与讨论中,个人记忆被赋予了更多含义,受众的沉浸式参与使群体认同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进而强化了集体记忆。

来自全国各地的子弟在网络上发布以往厂区生活的帖子、照片,会发现厂区的构造几乎一致,使得曾经拥有相同生活方式的子弟们对彼此产生了天然的熟悉感和信任感。从帖子数量和内容可以看出,豆瓣小组成为了子弟们怀旧的平台。发帖者通过发布“XX厂XX前来报到”进行身份呈现,同时在帖子正文中说明自己厂区的对应情况,进一步拉近与社群中其他成员的关系,如果有相应的回复,那么发帖者就找到了自己曾经厂区的“故人”。虽然通过小组帖子寻找到“故人”的概率很小,但仍然不断有人发帖,他们找到了同样怀念厂区的伙伴,更找到了属于自我群体的精神符号,最终实现了自我认同。通过小组这一平台,子弟们对厂区生活的怀念进行数字化展现,补偿现实中所缺失的“归属感”,是一种强化集体记忆的表现。

(三)作为自我归属与认同的媒介怀旧

随着媒介的广泛普及,现代性社会在不断地“加速”,而此时此刻出现的“向后看”是对加速向前的反叛。怀旧作为一种时间性的抵抗策略与现代性的时空观念相互勾连,怀旧便从短暂的思乡痛苦变为不可避免的现代性困境,同时也使现代怀旧的意涵不再只是回望过去,而是联结起过去、当下与未来。

子弟们对厂区的怀念时常透露出对现实的焦虑。面对厂区的消亡,个体失去了归属,处于“脱嵌”状态,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宣泄出口用以表明自己的身份,排解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恐慌。因此他们通过网络上回忆往昔的方式,将对于厂区的情感迁移到网络平台,通过互联网再造虚拟厂区,采取短暂逃离方式应对个体无法处理解决的问题。“厂区里的稳定性很高,不论是工作机构还是生活圈子都很稳定。现在在微信里我们还时常联系,真正靠得住的还是厂区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ZM13)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其实自己怀念的是那种厂区生活的“痕迹”,厂区的消失也将过去的生活印记一并清除了,只能通过网络来表达自己的“厂愁”。

子弟们将自己对过去的怀念撒播在网络平台,在各个有关厂区子弟的帖子下回忆往昔时光,寻求一种自我归属和认同。他们的每一次互动都镌刻着对于家乡记忆的强化与情感投射,将对于厂区的怀念变得可见、可表,他们以“共同体”的方式对抗“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

(四)赛博“厂愁”:怀旧的悖论

有意思的是,当谈及是否愿意回到熟人社区时,多数访谈者却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子弟们通过回溯过去,重构一个理想中“慢”速的充满希望与美好的世界,以表达对当下加速社会的反抗与逃离,这是当代青年群体对现代化所造成的“动摇”的应对,是用以稳定自身的心灵平衡、寻找归属感和安全感的自我防御机制,也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个体所进行的一种日常抵抗。“如果让我回到以前的那个年龄,再回到以前的那个环境的话,我是喜欢的。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如果我还是住在那块儿的话,我可能会想着往外跑,不太喜欢长时间住在那儿。”(ZF04)在现代性裹挟下成长的Z世代子弟们,通过网络连接的感情调适着现代的生活节奏,即一方面得到共同体,另一方面也拥有断联的自由。厂区子弟们的怀旧实践是在新媒介空间中进行的,其反现代性的行为始终带有自身所反对的现代性特征。

在某种层面上,厂区子弟们向往过去熟人社会的熟络与稳定,但同时又疲于应付那种高关联度的热情与关切。随着现代性个体主义思潮与生活方式的扩张,子弟们的“厂愁”更多是一种自我完整性的追寻,却并非一种理想生活的追寻,因为他们的媒介怀旧行为并未形成一股真正的抵抗力量,只能算是一种“伪抵抗”。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将厂区生活描述为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式主义规训社会”,强调其中边界感的缺失。厂区子弟看似用网络发帖的形式对厂区生活进行怀念,但“厂区”只是他们用来反思和批判当下的媒介符号和象征载体,他们在对过去历史化的重构中实现对当下困境的回应和反思,并将“距离”作为一种审美策略以重新恢复自己的鲜活感受,摆脱现代社会的奴役获得喘息,以此实现审美层面的救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厂区子弟作为怀旧主体批判地对待怀旧渴望,其媒介化行动具有反思型怀旧的特征。厂区作为一种没有隐私的透明社会,仅作为“回不去的故乡”这一隐喻而存在,而重返厂区生活恰是Z世代年轻人所不能接受的。

或许,正是这种隐含的悖论,才是理解Z世代厂区子弟的媒介怀旧行为以及当代青年人“乡愁”表达的关键环节。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9期,原文约14000字,题目为《数字怀旧:Z世代厂区子弟集体记忆的媒介化生产》。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NX7BsZb4Pz_UF8kN8EY5g。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业转移人口心态秩序重建研究”(20CZJ01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媛,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任腾越,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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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唐可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