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新闻+AI”的伦理讨论普遍仅将新闻业视为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在职业伦理框架内做“小修小补”，却回避了对新闻业在人工智能时代“应然”使命的整体追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源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10期发文，引入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指出传统新闻职业伦理预设的清晰因果链条在AI时代已发生断裂，亟需一种面向未来、为可能后果负责，并内化风险防范思想的新责任伦理范式。据此，本文提出，面向人工智能的新闻业责任伦理包含应用责任、示范责任和治理责任三重维度，三者层层递进地推动新闻业从“更好的报道者”跃迁为“主动的治理参与者”，使其得以在充满风险与机遇的全新条件下切实展开行动。
2026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提出了“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四个追问，不仅指向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共同命题，也叩问着每一个主动或被动嵌入人工智能技术洪流的社会子系统。新闻业不仅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子系统，更是守护信息生态安全、强化风险意识的不可替代的“哨兵”。但当技术以远超规范更新的速度重塑信息生态之际，建立在清晰因果链条之上的新闻职业伦理已不足以应对当下的问题。换言之，当下的主要问题不是新闻业该如何规范地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业应为何负责、如何负责。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责任伦理的视角，为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业的“应然”使命提供一种理论与行动路径的整体思考。
一、威胁或转机？AI冲击下的新闻业
人工智能对新闻业的冲击，究竟是威胁还是转机？当前讨论多将AI对新闻业的影响框定在职业焦虑层面，鲜少追问更根本的问题：AI对新闻业的冲击，是否触及新闻业“为何存在”这一根基性命题？相反，唯有正视这一存在层面的挑战，才能跳出“技术适应”的被动逻辑，从根本上重思、重构新闻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应然使命。
AI驱动的超强符号制作和叙述能力，不仅冲击了传统上事实呈现的真伪界限，带来“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认知困境；还可能进一步动摇建立在人类经验事实之上的价值根基，带来“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意义空洞。
借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阈限阶段”（liminal phase），可以更为准确地描述新闻业当前所处的特殊阶段。
新闻业正处于这样的阈限之中。但正如特纳所揭示的，阈限并非单纯的危机，更是“重新结构”的生成空间。若能在结构的缝隙中主动完成价值重构，重新锚定自身在AI时代信息生态系统中的独特功能，便有可能实现从一种现代职业到基础性认知制度的跃迁；反之，若错失这一契机，其曾闪耀的社会角色可能将逐渐式微。
当AI正在从根本上问题化新闻的存在意义时，增加一些关于AI的新闻操作指南或技术规范已无法回应这一层面的追问，我们需要的是对新闻业“应然”使命的整体重述。
二、当前“新闻+AI”伦理讨论的困境及其根源
人工智能已将新闻业推入“阈限阶段”，本应激发对新闻业“应当如何存在”这一根本命题的重新思考。然而，当前关于“新闻+AI”的讨论，却普遍陷入了矮化、窄化、空洞化的三重困境中。
（一）矮化、窄化、空洞化
首先是“矮化”。大量研究将新闻业仅仅当作AI技术的“一个”应用场景，聚焦于“AI工具采纳”“人机协同流程”等操作应用层面的问题。
其次是“窄化”。不少研究仅将伦理审查的目光停留在新闻编辑室内部，而“对新闻记者与平台、政府、市场等外部力量之间的伦理、政治和法律张力关注甚少”。
最后是“空洞化”。面对人工智能，新闻学界和业界反复重申“真实性”“人类为主”等口号，却缺乏从原则到行动的转化路径。
（二）使命的“收缩”
上述三重困境并非偶然，而是新闻伦理研究长期“收缩”趋势的延续以及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加剧反应。
但当“新闻业理应服务于民主”这一前提被普遍接受后，对新闻业“应然”使命的学术想象力反而逐渐枯竭。新闻伦理研究的焦点逐渐从“新闻业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转向了“新闻从业者应该如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本文认为，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性时刻，新闻业亟须从“职业伦理”范式的局限中解放出来，重建面向未来、对全社会信息生态负责的新闻业“责任伦理”。
三、责任伦理：重述使命的新范式
传统新闻伦理并非不强调“责任”，但其责任观主要锚定在传统义务论与结果论的范式之内。更关键的是，面对如人工智能这类新技术带来的系统性挑战时，这两种传统框架都显露出难以克服的局限。
（一）从绝对律令到责任律令：如何面对“巨技术”
要打破上述困境，需要引入一套更具重大性、开放性和未来向度的伦理思想框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责任原理》中提出的“责任伦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y），正是这样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新范式。他将核技术、基因工程等称为“巨技术”（macro-technology），其特征是：后果的不可逆性、影响的全球性和风险的预防性。
他革命性地将“责任”概念从传统伦理学的一个子命题，提升为整个伦理学的新基座，将康德式的“绝对律令”改写成了面向技术时代的“责任律令”：“如此行动，以便你的行为后果与人类持久的真正生活一致。”在约纳斯看来，责任伦理的核心命题是：行动者必须对一切可能的后果负责，包括那些他无法预见的后果，责任的对象不仅是当下的他者，更是未来的世代和整体的生态系统。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对“风险社会”的观察亦与约纳斯形成了呼应。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中责任如此分散，以至于每个人都有一点责任，但没有人真正负责。
（二）新闻业传统责任链条的断裂与责任伦理的适用性
这正是约纳斯所说的上一代伦理对“责任”的预设——人的行为与后果之间有清晰的因果链条。但在AI时代，这一传统责任因果链条在新闻领域同样发生了断裂。
首先，信息生产者与其产品之间的专业认证链条断裂。在一个人人皆可伪造“新闻形式”和“权威证据”的环境中，传统新闻业用来证明所述为真的“证据”形式，已无法与特定的专业生产者绑定。
其次，信息传播者与所传递信息之间的追溯链条断裂。再叠加数字信息可擦除、可变形等特性，传统新闻伦理所依托的“把关-审校-发布”的署名追责链条已不再是传播场域中默认生效的责任配置方式。
最后，技术后果的因果归属链条断裂。这正是约纳斯所警示的，技术行动的后果远远超出行动者的时空边界，且一旦发生往往不可逆转。
这三重断裂共同指向一个根本危机：社会面临的不仅是“某条消息是真是假”的局部问题，而是“还能否信任任何信息”的整体困境。依靠清晰责任主体、明确因果链条、可修复失范行为等预设前提的传统新闻职业伦理，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解决不了“新闻业如何为整个社会的信息健康负责”的大问题。因此，新闻业必须呼唤一种新的责任形态。
新闻业责任伦理并非对约纳斯“责任律令”的简单套用，而是将其面向未来、为可能后果负责、内化风险防范的核心思想与新闻业的制度特性结合。新闻业责任伦理包含三层要义：其一，新闻业因其在现代社会信息生态中的特殊地位，对社会整体的信息健康负有不可推卸的受托责任。其二，新闻业责任伦理兼容而非抛弃此前新闻职业伦理的指导思想、道德推理和有效规范，而且更具开放性。其三，新闻业责任伦理格外强调面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风险防范。此前范式关注的是“新闻业如何规范使用人工智能”，而责任伦理则将问题意识整体切换为“新闻业如何在人工智能带来的高信息风险下，维护社会信息生态的健康有序”。这一转变，意味着从“技术使用者”的自我规训，跃迁为“生态守护者”的责任自觉。
四、重振使命：新闻业责任伦理的三重维度
本文认为，面向人工智能的新闻业责任伦理应包含三重维度：应用责任、示范责任和治理责任。这三重维度体现了新闻业层层递进的责任扩展，并分别回应了在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业“如何管好自己”“如何引领相关行动者”以及“如何成为信息秩序重要建构者”三大现实任务。
（一）应用责任：对新闻形式负责
应用责任是新闻业责任伦理的基础维度，回答的是“如何管好自己”。在责任主体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越讨论具体使用规范可能越混乱，甚至规范只能沦为语言的游戏。
一些新闻机构制定了“可用AI辅助，但不得用AI生成”的规定，试图划定边界。这样的规定看似合理，却经不起推敲。这些规范的实质是强调记者不得用AI杜撰，不得放弃把关责任。
对新闻进行AI含量检测，实乃用一种技术生成逻辑评判一种事实验证逻辑。
因此，面对人工智能的新闻业应用责任无需事无巨细地规定使用细则，只需明确一条：谁采用新闻形式，谁就必须对维护这一形式的真实性、有效性与专业性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此，AI生成内容在新闻作品中的应用边界也可清晰划定：AIGC只能作为对新闻所要报道的事实的“再现”或“示意”，不得让人误以为是对事实的直接“呈现”。AI从未“在场”，从未“经验”过任何事实，在认识论上就不可能构成“呈现”；“再现”是对过去发生、但没有留下现场素材的事实进行的重构性叙述。AI工具可以介入新闻作品的“再现”与“示意”部分，但前提是不得破坏新闻形式的稳定，不得产生欺骗和误导。
当务之急并不是制定繁琐的AI使用规范，而是重回新闻专业根基，维护新闻行动边界，使新闻形式在新技术变局中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规范性价值。
（二）示范责任：主流新闻媒体的“展示”与“纠正”
示范责任回答的是“如何引领相关行动者”，是新闻业责任伦理的扩展维度。在这一格局下，主流新闻媒体不能仅“管好自己”，还需向整个信息生态系统的其他行动者示范如何在使用AI的同时维护并发展新闻形式。
示范责任依靠网络化新闻业中的核心行动者，尤其是主流新闻媒体，通过“展示”和“纠正”两种行动，有意识地向多元外围新闻行动者辐射专业标准，最终形成多元有序的网络化新闻业新结构。“展示”指在新闻生产传播的全流程中，以可感知、可学习、可对话的方式探索并呈现AI工具在新闻实践中的正确使用。“纠正”则指对信息生态中各类行动者突破底线的AI使用进行曝光和深究。
从目前的实践看，主流媒体虽然在“展示”和“纠正”方面都有所涉及，但仍缺乏履行示范责任的自觉意识。真正的示范，应当展示AI使用如何提升了新闻工作独有的价值——那些非新闻业不能为且与公共利益关系密切的专业贡献。
新闻媒体必须强化独立诊断能力和系统性、前瞻性的“报错”“纠正”行动，才能主动发现和界定与公共信息健康相关的核心议题，体现“信息生态守护者”的责任自觉。
（三）治理责任：从报道者到信息秩序的建构者
治理责任回答的是“如何成为信息秩序的重要建构者”，体现了新闻业责任伦理的升华维度。应用责任要求新闻业“管好自己”，示范责任要求新闻业“引领相关行动者”，但面对人工智能对信息生态的系统性重塑，仅靠媒体自律和行业示范仍然不够。
在这一格局下，新闻业的角色尤为特殊。它不仅和企业、科学、技术系统一样，可以作为多元主体之一参与跨界风险治理；更重要的是，在贝克所揭示的“无知”驱动的风险社会中，公共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必然成为风险治理的关键枢纽。新闻业作为提供关于当下世界真实叙述的公共知识生产系统，必须承担唤醒无知无识、清除错误虚假、促成社会在共识下协同行动的责任。这意味着新闻业必须主动嵌入信息生态治理网络，以公共知识生产者的身份参与规则制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认知秩序维护等新的工作。
从当前实践看，新闻业参与信息生态治理还多停留在“报道者”的传统角色上，如对虚假信息的“狙击式”曝光、对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生活之隐匿机制的“显影式”揭示等。这些行动当然重要，但新闻业要真正承担治理责任，还需要向制度性参与跃迁。
应用责任使新闻业“不失其正”，示范责任使新闻业“不失其位”，治理责任则使新闻业“不失其势”。这三重维度，可共同构筑新闻业在人工智能时代责任伦理的具体化与制度化路径，推动新闻业从“更好的报道者”到“主动的治理参与者”，使其得以在充满风险与机遇的全新条件下切实展开行动。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10期，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从“更好的报道者”到“主动的治理参与者”：对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业责任伦理的整体追问》，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
何 源，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