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卫华，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龙腾，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思雨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9期发文，以潜隐剧本理论为基础，通过田野调查的研究路径考察了鲁中地区一个村庄的青少年媒介叛逆现象。研究发现，一些青少年以表面妥协的公开剧本为掩护，于亲职缝隙中实施隐蔽、挪用与共谋的潜隐战术，抵抗着家长的强制干预。同时，亲子间的权力流动也影响着青少年在媒介实践中的剧本选择。当家庭权力在代际反哺与情感互动中向子代倾斜时，潜隐剧本便存在公开的可能。反之，当父母重新收回临时赋予的媒介权力时，青少年的媒介实践便会更为隐秘且深入。此外，家长的媒介生活同样有着公开与潜隐剧本，且其中往往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通过引入家庭情境与动态的权力视角，本文突破了传统剧本理论支配与抵抗的静态框架，为后续考察多元情境中的权力互动问题提供了借鉴。
一、引言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技术进一步下沉至乡村社会。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乡村家庭的日常生活、成员互动与情感表达逐渐显现出媒介化的特点。其中，作为数字原住民的乡村青少年受媒介技术的影响尤为强烈，得到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既有研究仿佛陷入“沉迷-干预”的路径局限，少量对青少年媒介叛逆的考察也略显笼统。特别是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由于父母的高压监管，乡村青少年的媒介叛逆形式更为隐秘与多元，不仅阻碍青少年学业进步、威胁代际关系，甚至会进一步加深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本研究基于潜隐剧本的理论资源，以动态的权力视角考察乡村青少年叛逆性的媒介实践，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乡村青少年的媒介实践为何会存在公开与潜隐两套剧本？
二、潜隐剧本：理解青少年媒介实践的新视角
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于1992年提出潜隐剧本的概念，用于解释前工业社会中被支配群体的日常抵抗实践。斯科特认为，权力双方的互动存在公开与潜隐两套剧本，公开剧本是指从属者与支配者在前台空间的互动，潜隐剧本则是双方各自在后台空间的言说、姿态或实践，其中既包括从属者暗地对权力的批判和不满，也包括支配者不便公开表明的主张和行为。然而，仅分析公开剧本容易使两者的表演性互动遮蔽权力关系的全部内容，因此需要着重剖析双方不易被察觉的潜隐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在家庭情感和数字鸿沟等因素的作用下，亲子间的权力结构并不固定，而是会根据特定情境出现偶发性的权力转移，影响青少年媒介实践的剧本选择。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田野调查的研究路径，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的协同访谈考察乡村青少年或明或暗的媒介实践。
本次调查共分为两个阶段，希望在考察乡村青少年媒介实践的同时，以历时性的视角记录家庭内部的权力博弈与权力转移。与此同时，在两个阶段的观察期间对16组代表性家庭展开半结构化的协同访谈，包括16名初一至高三在读的青少年和18名家长。
四、伪装的面具：权威压迫诱发的公开展演
调查发现，S村青少年的隐秘叛逆与该村家长以限制为主的干预逻辑息息相关。面对传统家庭权威的规训，青少年或是为了避免直接的代际冲突，或是为了确保后台媒介实践的顺利进行，往往在家庭场域的前台空间做出妥协与让步，以符合父母期待的表演姿态使用媒介。
（一）以堵为主：S村父母的媒介干预逻辑
在子女成长过程中，许多家长也曾尝试过协商或共同使用的手段，却基本以失败告终，即便是学历稍高的家长也不得不放弃所谓的协商干预。
具体来讲，以堵为主的媒介干预逻辑体现在话语和行为两个层面。首先，家长的干预话语既会聚焦作为客体的媒介技术，通过夸张与污名化的修辞策略放大媒介的负面影响，也会指向作为媒介使用主体的子女，以命令或谩骂的方式实现强制干预。“玩起游戏来连饭都不吃，有几次气得我把手机都给他摔了。”（A2）由于青少年正处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当家庭权力结构对其自主欲求构成威胁时，他们便会产生叛逆情绪与抵抗实践，进而加剧代际沟通障碍。
（二）以退为进：青少年的表面妥协与顺从
斯科特认为，身处权力规训下的个体会故意在支配者面前呈现出顺从姿态，以此维系或改善自身既有的生存境遇。同样，面对父母的强制干预，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并不会采取可能激化矛盾的正面对抗方式，而是在家庭空间中营造出合乎父母期待的表象，从而争取媒介实践的弹性空间。
由此可见，青少年在媒介使用权上的妥协并非是强制干预下的被动屈从，而是为了使家长放松监管所做的主动选择，暗含以退为进的生活智慧。具体来讲，他们会在家长面前采取多种印象整饰策略，以重构自身媒介使用形象，弱化父母的媒介干预动机。
五、抵抗的艺术：潜隐剧本的制订与实施
在家庭权力结构所形塑的媒介规训场域中，青少年所展现出的妥协与顺从只是权力负载情景下的公开剧本。与之相对，被家长权威所排斥的、运作于监管视野之外的潜隐剧本才体现着青少年的真实意图。
（一）隐秘何以可能：亲职缝隙与时空盗猎
法国学者德·塞托在分析日常生活实践时认为，个体对社会结构的抵抗需要在权力监督与规训的缝隙中展开。因此，潜隐剧本的前提是存在充足的权力缝隙，确保个体的抵抗不易被支配者察觉。从这个角度看，青少年若想顺利实施潜隐媒介实践，就需要在父母监督中寻找缝隙。
亲职监督缝隙的形成机制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青少年的表面顺从虽然可以使父母放松警惕，但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开展持续且深入的潜隐实践。当父母身背谋生重负时，即便洞察到子女的表面顺从与隐性叛逆，他们的实际监督效能也会被严重削弱。
同时，青少年潜隐剧本的实施还需要对亲职缝隙的碎片化时空展开主动盗猎。
在空间维度上，为实现权力双方的相互隔离，潜隐剧本通常在限制性的社会场所中发展。例如，E1几乎每天都会将手机带到学校，在被问到如何躲避检查时表示：“我在班里坐在第一排，根本没法玩手机，也就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才能玩会。”（E1）总之，具备上述亲职监督缝隙之后，青少年便会于其中开展一系列的潜隐战术，以抵抗家长的强制干预。
（二）隐藏、挪用与共谋：反抗规训的潜隐战术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在抵抗家长权威时存在多元化的媒介战术，但由于篇幅限制，笔者仅将S村青少年媒介叛逆的潜隐战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为隐藏战术，即在物理与虚拟层面隐藏媒介实践过程。同样，处于强制监管下的青少年也会隐藏自己的媒介设备与数字痕迹。一方面，偷藏备用机是比较常见的物理隐藏战术。
另一方面，隐藏战术还包括掩盖使用意图和抹除使用痕迹等虚拟手段。
其二为挪用战术，即对媒介功能和亲缘信息的创造性使用。由于农村老年群体的文化与媒介素养较低，大多难以理解媒介设备的操作规范，且对孙辈有天然的信任与溺爱。因此，冒用长辈信息展开媒介实践成为另一种普遍且隐蔽的挪用战术。
其三为共谋战术，即与同伴群体相互掩护并共同抵御家长的强制干预。H1提及这种默契时表示：“我们在家的时候是轮流玩，如果被我妈发现了我就说是借同学的用一下，马上还回去。”（H1）同伴群体间的共谋战术不仅是媒介资源上的相互帮助，更构成了家庭代际权力间隙的缓冲地带，让个体的媒介实践在群体协作中获得持续运转的可能。
六、家庭政治：流动的权力关系与剧本切换
然而，与其他权力结构不同，在亲情纽带与伦理责任等因素的作用下，家庭权力格局会呈现出更强的动态性，亲子双方的权力地位始终处于波动与协商之中。在此背景下，青少年的媒介实践也会在公开与潜隐之间反复切换，重塑着家庭内部的权力秩序。
（一）权力让渡：监管弱化与剧本公开
笔者发现，由于家庭内部在某些时刻会出现权力让渡现象，S村青少年的媒介剧本并不会一直处于潜隐状态。
首先，临时赋权是指家长主动或被动放松对青少年的控制，暂时允许他们自由使用媒介设备的现象。一方面，由于乡村父母数字素养较为欠缺，在某些情况下对媒介技术的功能需求会倒逼他们临时赋予子女媒介权力，彰显着自身的理性考量。另一方面，家庭情感互动进一步放大了权力让渡的可能。
（二）权力回收：风险感知与深度潜隐
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虽然青少年通过技术反哺与情感赋权等策略获得媒介权力的暂时让渡，但从本质上看，家庭权力的支配逻辑仍由父母主导，所谓的动态协商也以父母权威为前提。因此，青少年的媒介使用权并非是恒定的，而是存在随时被撤回的可能。
当青少年因使用媒介设备而出现身体机能异常、社交行为异化或学习成绩下降等现象时，家长便倾向于以更强硬的手段收回此前赋予的媒介自由。例如，B1曾与父母约定好每天只玩两小时手机，虽然他从未违反约定，但却因期中考试失利而被剥夺了手机使用权。“不管哪行，由着他玩手机立马就成绩下滑，这才刚上初中，还得以学习为主。”（B2）事实上，短期的成绩波动并不能说明此前的学习状态，也不一定是由手机导致的。然而，家长在风险感知的驱动下还是将两者相关联，并以此作为回收媒介权力的触发点。
（三）剧本冲突：权威消解与秩序重塑
在斯科特的剧本理论中，权力支配者同样有着潜隐剧本，代表使其统治得以维系但又不能公开承认的观点和措施。
笔者发现，S村家长在家庭监管与自我实践之间同样存在双重剧本。一方面，在家庭公开场域中，家长多以媒介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倾向于夸大手机、短视频或网络游戏的负面影响，以此对子女的娱乐使用实施刚性约束。另一方面，作为媒介使用者，成年人自身同样深陷数字生活之中，劳作之余的休闲、消遣与情绪释放高度依赖媒介设备，部分家长甚至也面临媒介成瘾问题。
本质上讲，无论采取何种策略，家庭空间固有的开放性与青少年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共同导致家长的潜隐剧本面临暴露的可能。
C1在平日里早已注意到父亲同样喜欢玩手机游戏，所以面对父亲的指责，他向笔者抱怨道：“我知道我爸也往游戏里充过钱，那他凭什么不让我玩，自己倒是玩得挺开心。”（C1）总之，媒介实践的剧本冲突既不利于引导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媒介习惯，也侵蚀着亲子之间的信任根基，甚至可能消解家长权威与重塑家庭秩序。
七、结论与讨论
结合潜隐剧本理论与动态权力视角，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的路径考察了鲁中地区S村青少年的媒介叛逆现象。研究发现，面对强制干预，一些青少年既没有被动服从父母的干预逻辑，也没有与其展开直接冲突，而是以妥协姿态为自身媒介实践提供掩护，在亲职缝隙中实施隐蔽、挪用与共谋的潜隐战术，抵抗家长的权威干预。
（一）潜隐剧本的家庭情境阐释与动态权力视角
本文对斯科特的剧本理论及后续经验研究做出两点贡献。其一，立足微观家庭场域，补齐潜隐剧本理论的情境短板，厘清了其在家庭亲密关系中的适用边界。
在中国乡村家庭的现实语境中，亲子间的媒介干预与反抗始终遵循一套不言自明的底层逻辑。一方面，父母对子女的监管并非源于权力的刻意施加与滥用，而是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全能型父母的责任担当与深沉爱意，即便明知刚性监管可能激化亲子矛盾，仍会出于对子女学业与身心健康的考量而介入干预。因此，本文将潜隐剧本理论引入乡村家庭场域，既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该理论缺失的家庭版图，也明确了该理论从宏观阶级权力对抗到家庭亲密关系动态博弈的适用边界，实现了应用场景的本土拓展。
其二，超越了支配与抵抗的静态框架，将动态权力与情感伦理视角纳入潜隐剧本中，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因此，本文强调潜隐剧本的动态性与情感性，为后续考察多元化情境中的权力互动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二）家庭媒介生活的复杂性与乡村父母的干预困境
在性别、年龄、社会关系和家庭权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家庭成员的媒介生活既有独立也有交叉，既会在公开中进行，也会在隐秘中展开。因此，亟需将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潜隐实践纳入学界研究议题。
因此，本研究只是呈现出乡村青少年面对强制干预时所蕴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及亲子双方的权力博弈与剧本切换。以此为基础，希望家长们重新认识自己与子女的双重剧本，以言传身教的理念展开媒介教育和代际互动。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9期，原文约17000字，标题为《隐秘的叛逆：乡村青少年媒介实践中的剧本切换与权力博弈——基于鲁中S村的田野调查》，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孙卫华，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龙腾，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思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