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重温斯诺笔下的远征与精神遗产
2026-10-22 09:01  来源:交汇点新闻  作者:吴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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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6年,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穿越层层封锁,辗转奔赴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创作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向全世界第一次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

今天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山河巨变,岁月流转。横跨90年,斯诺笔下这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远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共通的精神叙事。

90年间《新华日报》持续报道斯诺

红军将士以理想信念铺就二万五千里征途。而第一位访问红色中国的西方新闻记者是埃德加·斯诺,其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为世界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真实面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

1936年,斯诺在陕西保安(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扎根数月,采访关于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就此创作出《红星照耀中国》,让当时的世界看到了长征的真实面貌。《新华日报》从1938年起,对斯诺进行持续不断的报道。据新华日报历史博物馆统计,《新华日报》仅斯诺在华活跃期间对其就有14篇报道。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信宋庆龄,希望她能推荐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到陕北苏区访问,实地考察边区情况,向世界澄清被严密封锁的真相。宋庆龄立即推荐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夏天,在“王牧师”(后证实为董健吾)护送下,斯诺于7月中旬抵达陕甘宁苏区首府保安。毛泽东亲自接见,周恩来为他们拟定了采访行程。斯诺成为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批获准进入苏区实地采访与工作的西方人士。他根据实地采访,创作了《红星照耀中国》,其中“长征”章节,重点选取“第五次‘围剿’”“举国大迁移”“大渡河英雄”“过大草地”四大核心段落,以紧凑节奏还原长征艰险征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斯诺早已道出长征的深远意义。

自1938年1月11日创刊后,《新华日报》对此进行持续不断的报道。1938年6月6日,《新华日报》以《名记者史诺论中日战争 中国抗战决不会失败》为题(史诺即斯诺),全文刊载斯诺关于中日战争的深刻论述,指出“中国抗战决不会失败”。新华日报历史博物馆梳理发现,斯诺在华活跃期间,《新华日报》共有14篇和斯诺相关的报道,包括斯诺重访中国、他的安葬仪式等内容。

斯诺笔下的那颗“红星”,至今仍熠熠生辉。今年9月,新华日报历史博物馆特别推出《红星照耀中国》版本展,展出1938年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和1979年重译版《西行漫记》,以及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首版等。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专访斯诺后人 ——

让更多人读懂当今之中国

斯诺创作《红星照耀中国》后不久,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也前往陕甘宁边区,采访创作了《续西行漫记》,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抗战和革命根据地建设。

70多年后,他们的侄子埃里克·福斯特于2010年决定久居北京,整理姑姑姑父资料之余,参与重走长征路等相关活动,撰写书籍,从他的视角,向世界讲述蓬勃发展的当今之中国。

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记者日前专访埃里克·福斯特。

福斯特的名片上写着“一名文化与教育领域的环球旅行者”。他告诉记者,来中国之前,他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生活、旅行过,但是中国在他心中一直有着特殊位置。“我从小就听到姑姑姑父的故事。那时我才八九岁,母亲会拿出他们的书给我看。那时候我心想,我要来中国看一看,看看如今中国是什么样子。因此,我把中国留作我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

福斯特曾按照姑姑姑父笔下的路途,多次踏上红军长征时走过的土地。“来到大渡河遗址,站在这些事件真实发生的地点,听到那些英勇的红军战士献出生命的故事,我的内心深受触动,这种感受与仅靠想象去理解完全是两回事。”福斯特说,“如今再读姑父笔下长征这段历史,我依然会被红军的壮举深深震撼。红军取得伟大胜利,依靠的是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清楚自己为之奋斗的是真理与正义,清楚自己必须完成的使命。”

今年75岁的福斯特正在写两本关于斯诺夫妇的书。“他们曾一同在中国生活多年,我想把这两本书作为姑父著作的补充,更好地展现那段岁月。”

福斯特告诉记者,斯诺对事实的探索精神对他启发很大,所以他把自己正在撰写的其中一本书作为《红星照耀中国》的补编,其中包括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飞虎队、援华外国医生等篇目,以帮助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那个年代。

如今,福斯特更加关注中美之间的民间友好交流。福斯特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有影响力的海外博主来到中国,发出关于中国的真实声音。民间交往是长久的联结与纽带,希望更多人来这里,看见真正的中国,再向世界讲述真实的当今之中国。”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对话护送斯诺入苏区的董健吾后人 ——

一份未了的约定,由我们来接力传承

斯诺与董健吾当年未能成行的相见,迎来圆满接续。斯诺的侄子埃里克·福斯特与董健吾之孙董闯日前接受了本报专访。他们跨越时空,实现了前辈未能如愿的对话。

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陕北苏区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关于红色中国的谣言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斯诺冲破重重阻隔进入陕北,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客观报道红军长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很多读者熟知斯诺的这段传奇历史,却很少了解,护送斯诺前往苏区的,是一位隐姓埋名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董健吾,也就是斯诺在书中记载的“王牧师”。

近日,董健吾之孙董闯应邀来到南京,向新华日报历史博物馆捐赠其个人珍藏的1941年4月28日《新华日报》报纸原件。站在报史馆有关斯诺的展览区,董闯向记者讲述祖父董健吾和斯诺那段跨越国界的红色往事。

“我第一次知道祖父的故事,还是小学五年级,去上海参加他的追悼会。”董闯回忆,庄重的追悼会场面让他震撼。《人民日报》随后刊发董闯父辈四兄弟联名撰写的追忆斯诺与董健吾的文章。这段尘封往事,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也走进少年的心。等到初中阅读《红星照耀中国》原著,斯诺在书中对“王牧师”的鲜活记述,让他真正了解到那段惊心动魄的秘密过往。

“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斯诺在书中这样记录他与“王牧师”在西安的初次会面。

当时的西安,白色恐怖笼罩。在一间招待所,凭借宋庆龄转交的半张名片,斯诺与“王牧师”完成了接头。之后整整一周,“王牧师”每天拿出数小时时间与斯诺长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董健吾,英文流利,熟悉上海的社会圈层,洞悉国民党高层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博弈,把当时上海滩的势力纠葛以及国民党军政内部的矛盾娓娓道来。斯诺在书中感慨:“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

护送斯诺的关键任务,为何交到董健吾手中?董闯向记者梳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宋庆龄推荐斯诺前往陕北采访,而护送人选,她则慎重选择了董健吾。作为中央特科的地下党员,董健吾拥有牧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社会交际广泛,兼具高超的外语能力与情报工作经验,此前已经成功完成国共之间密信传递的重大任务,经受住了秘密战线的重重考验。

按照最初设想,斯诺一行人可借助张学良的私人飞机进入苏区,但因驾驶员身份容易造成情报外泄,方案被迫紧急调整。依靠张学良特批的特别通行证,董健吾组织安排卡车,护送斯诺一行突破国民党层层封锁线抵达苏区。

由于地下工作高度保密的特殊要求,很长一段时间内,“王牧师”的真实身份不为外界知晓。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多次来华访问,每一次都提出希望见见“王牧师”。但这段共同铸就历史的缘分,却留下终生未能相见的遗憾。斯诺第一次访华,“王牧师”的身份尚未完成核实确认;第二次访华,史实考证已经厘清“王牧师”即董健吾,但此时董健吾已经重病缠身,无力赴约;第三次,在斯诺与董健吾即将会面时,董健吾离世。董闯告诉记者,在弥留之际,董健吾仍然坚信“斯诺一定会来看我”。

这份未了的约定,成为历史深深的缺憾。上世纪80年代,在董健吾、斯诺陆续离世后,新版《红星照耀中国》正式公布了董健吾即“王牧师”的真实身份。“祖父一生坚守共产党人的本色,去世之后,把自己唯一住房捐献给党组织,这份精神,是我们后辈必须接续传承的。”董闯说。多年来,董闯多方开展文献考证,比对梳理《红星照耀中国》各个版本的文本差异,搜集原版珍本,向高校、纪念馆捐赠党史文物,填补研究空白。

岁月流转,山河巨变,先辈未能会面的遗憾,在今年迎来圆满接续。今年上半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董闯与斯诺的侄辈埃里克·福斯特紧紧握手,完成这场跨越数十年的历史赴约。如今,埃里克·福斯特正在筹备撰写《红星照耀中国》后传,记录他眼中的新中国发展变迁;董闯则继续推进史料征集、专题展览策划、文物捐赠等工作,二人保持密切沟通,携手守护这段红色记忆。

三位外国记者谈《红星照耀中国》 ——

抵达现场:破除偏见的必由之路

美国记者斯诺冲破重重封锁,辗转奔赴陕北苏区,在窑洞里与红军将士朝夕相处数月,采集大量一手素材,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岁月流转,横跨90年,斯诺的事迹并未尘封于历史书页。在10月17日于江苏举办的2026年“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上,来自瑞士、亚美尼亚、德国的3位外国记者,结合斯诺当年的新闻实践与自身来华实地参访的真切感受,解读这份跨越时空的新闻遗产。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这3位记者从这本书中感悟到一个朴素逻辑——“到现场、重对话、有共情”,依然是破除偏见隔阂、做好国际传播的必由之路。

·扎根现场:真相源于脚步丈量

2024年,德国媒体人莫里茨·洛曼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于一众中文书籍中发现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他当即买下两本,一本自留,一本赠友。他用一周时间读完原著。“这本书让我从另一个维度读懂中国革命历史。”莫里茨·洛曼既是记者,也是汉学家,他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罗伟哲。

罗伟哲认为,越是信息纷繁复杂,记者越要到现场。当年,外界对中国革命散布着诸多谣言与误解。斯诺依靠实地走访获取第一手素材,用真实报道还原历史真相。在他看来,传播媒介不断迭代,但新闻的本质不会改变。“真相不会从网络信息流中自动浮现,必须扎根现场。”如今部分西方记者报道中国,目光往往只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容易给海外读者留下片面印象。罗伟哲说,一名合格的记者,应当多走进那些容易被主流舆论忽略的城市与乡村,走进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不预设框架、不裁剪事实,让事实自己发声。只有抵达现场,才能触摸到一个社会鲜活的肌理。

·平等对话:互鉴凝聚共识力量

斯诺留给后世的启示,早已超越一部新闻经典。在那个立场尖锐对立的年代,他跳出非黑即白的叙事定式,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俯视视角,以平等姿态观察、认识中国革命,担当起不同文明沟通的桥梁。后来受麦卡锡主义打压,斯诺被迫离开美国流亡瑞士,但他始终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持续维系中外交流纽带,推动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开展对话。

有着40多年新闻从业经历的瑞士记者吉·麦当,住所距离斯诺当年在瑞士所住的村庄很近。吉·麦当告诉记者,当下不少西方主流媒体被固化舆论裹挟,看待地区冲突和他国发展,动辄贴标签、只采信单一立场。“负责任的新闻报道,应当看到现实的多面性,兼顾各方视角。”国际传播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的平等对话。想要破除积重难返的刻板成见,没有捷径可走,记者互访、青年交往、民间交流都是有效途径。打破信息垄断,敞开对话,开放包容多元视角,才能凝聚共识,实现文明互鉴。

·心怀共情:人类共通的精神叙事

“每一条艰难的道路尽头,总有光明。”亚美尼亚记者阿拉·加扎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留言册上读到这句话,内心深受触动。她的民族同样有着深重的苦难记忆。置身纪念馆现场,她真切感受到中国人民历经劫难依然奋勇向前的力量,并由此生发出跨越国界的共情。在她看来,传播工具持续更新,但新闻从业者追求真相正义、恪守客观诚实的职业底色不会改变,二手资料永远无法替代身处现场带来的切身感受。

在阿拉·加扎良眼中,长征不只是中国的英雄史诗,更承载着全人类共通的精神追求:身处苦难而坚守理想,历经磨难仍心向光明。她表示,斯诺的文字之所以能够打动世界,正是因为斯诺读懂了这份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把中国的奋斗故事升华为人类共通的精神叙事。“做好国际传播,要善于挖掘人类共通的价值,以情感纽带消弭文明隔阂,实现叙事同频共振,让各个民族的故事都能被世界读懂。”

策划 王琴 杨志辉

统筹 朱秀霞

记者 吴玉涵 卫鑫 朱秀霞

视频 曹宇昂 吴玉涵 王子杰 王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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