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公共讨论几乎无处不在。一则争议话题之下，评论区有人激愤表态，有人贴标签站队，也有人选择沉默退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多元观点本应带来更深的思辨，可许多讨论还来不及展开，便滑入对峙。我们从不缺少发声的机会，缺少的是好好对话的能力。不妨透过几本著作的思考，重新审视数字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境。

争执背后，常有一个“受伤的人”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库尔特·格雷在《愤怒的真相：为什么很多争执无关对错》中提出，大量道德冲突，根源不在于善恶之争，而在于人们对“伤害”的感知各不相同。

格雷的论证有一条清晰的链条。他认为，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中并非始终处于强势的捕食者位置，更多时候是处于危险中的“猎物”。这种对伤害、威胁和脆弱的高度敏感，逐渐沉淀为一种道德心智：人们在做道德判断时，往往先直觉地捕捉到“谁受了伤”“谁更脆弱”，再由此判定谁该被谴责。

于是，许多争论表面上是在争对错，实际上是在争夺“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一方可能认为弱势者正在受到伤害，另一方可能认为秩序、传统、自由或某个群体正在受到伤害。双方都觉得自己站在保护弱者的一边，愤怒因此变得理直气壮。

这让人想起人际沟通里常被引用的一个说法：两个人对话，背后其实站着六个人——我、你，我以为的我，我以为的你，你以为的我，你以为的你。我们常常并不是在和眼前的那个人说话，而是在和自己脑海里的对方说话；对方听到的，也未必是我们的本意，而是他以为的我们。格雷所说的“感知错位”，恰好可以放进这种结构里理解：许多争执并不是两个真实的人之间的对话，而是几重想象之间的混战。

多数时候，我们看似在听，实则只是等候轮到自己发言，内心不停预判、组织反驳，难以真正接纳对方的叙事。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P·尼科尔斯、玛莎·B·斯特劳斯在《失传的倾听艺术》中还提到，相互看见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倾听本身已成为稀缺能力。

格雷并不主张无底线地理解一切，也不是要求人们放弃是非判断。他的提醒更具体：当争执迅速升级为道德愤怒时，不妨先辨认争执背后的感知差异。面对分歧，讲述个体经验，往往比罗列论断更容易促成相互看见。

沉默，也会制造“多数”

个体层面的感知错位与倾听缺失，一旦进入公共空间，便不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误会，而可能演变为群体性认知错觉。哈佛大学教授托德·罗斯在《从众陷阱》中指出，舆论场上许多看似牢固的“共识”，未必来自多数人的真实想法，而是一种被误读的“伪多数”。

罗斯借“多元无知”的经典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镇的社会规范研究发现，不少居民私下并不反对抽烟、饮酒与打牌，但在公开场合却予以谴责。只因他们主观认定其他人都会反对，于是没有人敢于袒露真实想法，整个社群维系着一套几乎无人真心认同、却无人打破的规则。这就是多元无知：人人观望他人，把自身沉默归因于自己属于少数，沉默不断复制，催生自我缄默。人们不是真心认同公共评判，而是预判主流态度后，主动收起异议，选择闭口。

在网络公共场域，这种认知偏差更容易被放大。强烈、决绝的立场更容易获得传播，温和审慎的观点则容易淹没在信息流中。于是少数人的高声表达，容易被当成大众共识；多数人的沉默，常常被误读为默许赞同。这种误读会形成闭环的负向循环：当异议者看见同质化的激烈言论，更容易认定自己属于少数，进而选择沉默；持续的沉默又巩固“所有人都持同一立场”的假象。在这样的氛围里，复杂的中间观点缺少生存空间，讨论被推向非黑即白的两端，格雷所说的感知错位，便在群体层面不断放大。

我们容易把可见的声音等同于全部真相，误以为没有发声，就是认同。涵养公共理性，因此不只需要个体保持清醒，更要打破认知误区，不再将沉默等同于认同，不把流量热度等同于事实真理。

独立思考固然费力，但放弃自身判断、把“多数”当作答案，对个体和社会都是一种损耗。

重建一张可以坐下来谈的桌子

分歧本是公共讨论的常态。但在数字空间，观点之间的差异常常快速滑向尖锐对抗，这背后是公共言说品质的持续耗损。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程乐松在新著《留白》中认为，“算法统摄之下的注意力总体稀缺和意见冗余，让大量个体似乎都陷入了关于注意力竞争的内卷，急不可耐地通过情绪化表达和立场极化的自我标签找到‘同好’，赢得关注。” 在书中，他将这一状态概括为“各自独白”：表达立场并不等于相互理解。这也提示我们，所谓留白，并非逃避现实，而是承认理性与知识的限度，为复杂具体的生命经验保留空间。 一旦失去这份余地，交流便不再是相互探寻，转而变成立场展演，观点简化为便于站队的标签。

这种仓促化的言说困境，又与现代社会公共交往能力的萎缩彼此交织。理查德·桑内特在《再会，公共人》中提醒，现代公共生活中，深度交往能力正在萎缩，人们更容易把公共表达变成自我展示，而不是双向理解。今天评论区里的许多发言，也常常不是为了回应对方，而是为了让立场相近的人看见自己。当深度交往的能力慢慢消退，即便有讨论的机会，也难以开展真正的对话。

出路在哪里？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在《此心安处是吾乡：AI时代的文化认同》中，尝试给出一种重建公共对话的路径。这本书收录了他近十年策划、组织与参与的19场公共对话，对话者包括刘擎、施展、梁文道等三十余位学者。他借汉娜·阿伦特“桌子”的比喻说明，公共世界需要一张既联结又分隔的桌子：它让人围绕共同话题相遇，也保留彼此的距离与差异。桌子太小，差异会被抹平；桌子太大，彼此又无法看见。公共对话的价值，正在于这种“有距离的共在”：承认他者的独特性，同时不把自身观点强加于人。

在算法时代，这张桌子尤其显得珍贵。社交平台常将人推向同类圈层，信息越是海量，人反而越容易困在熟悉的声音里。许纪霖的实践方式却很朴素：走进公共空间，请来不同背景的人，围坐对谈。面对面的交谈未必总能产生共识，但它让语言重新回到具体的人身上，让观点不再只是标签，也让分歧有机会被看见、被追问、被理解。

重建公共理性，未必要求每个人都参与线下对谈；但至少提醒我们，别让屏幕上的标签完全取代具体的人。公共对话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迅速达成一致，而在于让差异被看见，让误解有机会被澄清，也让陌生人仍能彼此正视。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