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那个拉里！”

当65岁的澳洲华人张立雄谈及“的哥”生涯时，他回想起他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同学用毛姆小说《刀锋》中的拉里来形容他。没想到这居然成了“神预测”！

前些年，张立雄的生意突发变故、需要重新择业，第一个冒进他脑海的念头，就是像拉里一样开出租车。

2019年，张立雄的“出租车见闻”系列开张了，此后，他的文章乘着互联网的漂流瓶，不仅在悉尼华人圈流传很广，也被新华日报《新潮》副刊多次选登，为他在国内打开了知名度。最近，张立雄携新书《1000次停靠，10000种人生——我在悉尼开出租车》回国宣发，他特意来到南京，站在了江苏开放大学的讲坛上。

“私密”的公共空间

成为社会生活的“飞地”

张立雄曾对乘客的倾诉欲颇感自豪，起初他以为是自己个人魅力所致。后来才发现，乘客喜欢对他打开话匣子，固然和他善于倾听、有共情心、知识储备丰厚、能接上话有关，更源自澳洲人的国民性。“澳洲人宽容但冷漠，对个人隐私看得很重，即使心有块垒，也不愿向亲友倾诉。”

但在出租车上，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有一次哭笑不得的载客经历，让1990年就移民澳洲的张立雄初识这个本以为熟悉的国度：一位男青年要去找一个“三无”朋友——无地址、无电话、无预约，两人其实并不相熟。那为啥一定要找他呢？理由是：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说废话、胡话。

刚巧，出租车也满足这一条件。张立雄常年研究哲学和历史，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提出“公共领域”概念，在张立雄看来，出租车就是一个“私密的公共领域”：这里虽然“公共”，但主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司乘之间又是陌生人，发生的是一次性（one off）的关系，因此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块“飞地”——在这里，一个人没有历史、没有未来，不必满足社会期待，也大可摘掉伪装的面具。

“不要小看这20分钟，可以说很多故事的！”张立雄笑着告诉记者。他喜欢开夜车，每当暮色降临，他就化身“城市猎人”，猎取的对象则是好故事。他不用任何录音设备，当晚的工作一结束，他就趁着超强的记忆力把猎取的故事追述下来。

“自由是它的本质，不确定性是代价，偶然的收获则是目的和意义。”书中，张立雄如此形容“的哥”的生活。

悉尼素以歌剧院闻名于世，张立雄的出租车也恰如流动的剧场，但在这里，你不必化妆，也没有彩排——这位“城市猎人”究竟在灯红酒绿的悉尼街头，“捕获”了怎样的好故事？

澳洲人生从无“标配”

何妨活得chill（松弛）一点

张立雄在书中呈现了缤纷的人类命运，以及当事人面对生命的豁达态度：这里有在南极工作时被冰窟冻伤半边面孔的气象学家，有从“布拉格之春”中偷渡离开的波希米亚女人，有依靠读唇来交流的聋哑美女，有罹患渐冻症、癌症的病人，有从精神病院中被解救出来的唐氏综合征患者……他透过移民视角的“第三只眼”娓娓讲述，令读者备受触动。

有一次，张立雄在悉尼眼科医院门口载上了一位戴着黑眼罩、状若加勒比海盗的男青年，他一笑，像鲨鱼咧开了嘴，又像一本插图版恐怖小说。原来青年的眼球出了问题，而手术结果会导致要么近视要么远视，他本来已经接受了，谁知由于医生手术失误，把他一只眼睛搞成近视、一只搞成远视，他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

“手术不成功，我就去画画。睁开远视眼，我画超现实主义的版画；睁开近视眼，我画抽象主义的线条画；两眼都睁开，任何时候都是一幅印象画或毕加索的立体画——三只眼睛看世界！”

用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流行语来说，这个小伙“很chill（松弛）”，张立雄喜欢澳洲人这种乐天派的、随遇而安的、不纠结不拧巴的态度，亦即“活在当下”。“我这辈子，就是上海人讲的‘寻开心’。”张立雄笑道。他喜欢即兴的、充满“活人感”的生活方式，讨厌“觥筹交错间都必须酝酿下一句该说什么”的紧绷感——人为什么不能活得随性、真实一些呢？

往深了追究，张立雄分析，中国人信奉“不进则退”，但在澳洲，你可以“不进也不退”——这首先和两个国家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澳洲的现代化起步更早，阶层流动更难，多数人不会想着“逆天改命”，心态也就相对从容。从文化心理上，中国人偏于集体主义、家庭主义，习惯活在期待之中，澳洲人则尊崇个人主义。很难说两者孰优孰劣——中国人再落魄也有家庭的港湾，但活得更累，七大姑八大姨也要过问你的事；澳洲人更轻松，而往往以孤独为代价。

张立雄更加关注老年乘客。书中有一章《最后的彩排》，写了一群“不走寻常路”的澳洲老人，那些在谢幕之际依然倾情表演的人们。

江苏开放大学的讲台上，张立雄展示了一张乘客的照片：一位老年女性坐在后排座位上，头部全部花白，笑容却比阳光还耀眼。这是一名93岁的义工，张立雄遇到她时，她正在为一个90岁的老人搬家。另一位76岁的女性从14岁起就开始等待家族遗传型渐冻症“宣判”，她认为“我很幸运”，因为有的病友40多岁就离世了。而一位在等待肝移植的老年病号则陷入了形而上的思索，“我的幸存将基于另一个人的不幸死亡”，令张立雄感叹，死到临头了，还在纠结这样的伦理悖论——但这样的“人”，无疑更具人性的光辉。

在生、死、悲、欢中找到和解药，做一个合格的过客，在载过无数个澳洲老人后，已步入老境的张立雄发现，“老年，是一种圆满”。有一位去悉尼歌剧院看《哈姆雷特》的听障老太——已经完全听不见了，却仍想通过这种方式，缅怀和丈夫度过的时光。下车之际，张立雄忽然问了她一句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老太做出了与剧本相反的回答：That is not a question（那不是一个问题）！

思考人类“交往理性”

“飞驰人生”也有遗憾

失败者、越轨者、零余人、创伤者……张立雄的笔下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人类样本，他选择的姿态，是不带评判的倾听。

书中有个故事很像白居易的《琵琶行》。

“啊，我亲爱的爸爸/我爱那英俊少年……假如您不答应/我就到威克桥上/纵身投入那河水里……”普契尼的著名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在张立雄的出租车中响起，原来，一位从政府福利房中走出的盛装女郎，要去歌剧院参加业余演出的彩排。而她的一生比任何作品都更令人唏嘘：不听父亲劝阻，被歌剧经纪人欺骗，破产、酗酒、堕入风尘……听着她“惨不忍闻”的歌声时，张立雄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倾听”，是一个颇具象征性的交往态度。在长年累月高频次地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张立雄对“如何与他者相处”有了深刻的思考。无疑，语词（word）是人类交往的工具，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语词就改变了世界（world）。

比如，在出租车这个情境中，司机不应明确表示他怀疑他的乘客会逃单，同理，乘客也不应该直言他预测他的司机会绕路——你可以那么想，却不应那么说、那么做，这是人类“交往理性”的题中之义。在更高的层面上，合适的语词、不带评判的倾听、有效的提问，则可能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增进人际交往的深度，张立雄的新书也恰巧说明了这一点——若非他的沟通艺术、雄厚学识、广阔阅历和创作实践，那些发生在澳洲出租车里的故事，又怎会飞向世界呢？

张立雄的“飞驰人生”背后也藏有遗憾。作为1979级大学生，上海土著，他能力情商兼备，却错过了中国高速发展的几十年，若留在国内，前途未可限量。席间交谈，谈及那条“未选择的路”，张立雄有些黯然。

“我在澳洲做清洁工的时候曾经很内耗，担心被国内熟人看到了，会不会写出中国版的《我的叔叔于勒》。”张立雄自嘲道。但当车轮转动，带他去往那“10000种人生”时，他发现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往者不可谏，人生不过是各自倾情，各自精彩，尽瘁而后已”。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