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行节约、过紧日子”，正从党政机关向更多领域延伸。部分高校近期就“过紧日子”下发细则文件。比如，北京林业大学提出办会“四不”：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发放文创产品、纪念品及个人用品；安徽建筑大学提出“不得报销烟酒、高档菜肴、扑克牌等与科研无关的支出”。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人开始自称“纯过日子的人”，把精力放回吃饭、睡觉、劳动、休息等最基本的生活内容。简单说来，就是食欲在线，物欲下线，圈子精简，心里舒坦。

前者是行政层面的工作作风，后者是个人层面的生活方式，领域不同，但务实底色相通。有人不免有疑问：过紧日子、纯过日子，与当下大力提振消费是否矛盾？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厘清一个前提：提振消费，不等于提倡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依靠营销轰炸、符号编码、超前消费等手段制造并放大欲望，本质是以物为尺度，把人视作消费工具。提振消费，提振的则是被抑制的合理需求，靠的是增收减负、优化供给、改善环境，让群众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最终落脚点是人。

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紧的是虚耗，保的是民生。“紧”，是对公款公务方面奢侈浪费的坚决“收紧”，将公共支出更多花在老百姓身上。比如，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资金达12.4万亿元，同比增长5.4%；育儿补贴下达约1000亿元，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补贴。政府过紧日子，群众才能过好日子。民生支出增加、后顾之忧减少，居民才敢消费、愿消费。

高校过紧日子，也是同样逻辑。支出收紧，不是说把实验设备更新停下，更不是削减教学科研核心投入，而是提倡勤俭节约，挤掉豪华办会、铺张浪费等形式主义水分，把有限资源留给教学、科研和学生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政机关和高校过紧日子，去的是泡沫，保的是主业。

再看时下年轻人“纯过日子”的生活理念，讲究的是从拒绝被营销裹挟的超前消费、符号消费中重新夺回对生活意义的定义权。年轻人并不拒绝美好生活，也并非克制物欲，只是从“为消费而有需求”转向“因需求而有消费”，在消费时更重性价比、情价比，也更重健康、重体验。

由此可见，无论是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还是年轻人更踏实地过日子，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这种自上而下的风气不仅不与提振消费矛盾，甚至能让社会消费更健康、更长久。

（苏群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