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8期发文指出，智能时代信息全面统摄物质与能量要素后，人类文明底层发生了结构性塌缩。通过将大语言模型中的“词元”与区块链网络中的“通证”置于统一的控制论坐标系中，文章提出了Token在本体论上的全新定义。在双重Token的深度交织下，人类的知识生产、经济价值计量与社会权利关系正全面经历离散化重组与技术接口化变革，这推动了“计算主权”的兴起。这一主权范式的迁移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制度“计算化、基础设施化与不可见化”的“后制度文明”时代。针对计算主权对人类主体性的全面格式化，文章创新性地提出了“人类世界剩余理论”，并将其拆分为经验剩余、意义剩余与生成剩余三个维度，指明了可计算性的存在论边界。最后，文章指出后制度文明的秩序重组并非走向无制度，而是应当重构一种“人类-制度-计算”的三层治理结构，使算法重新嵌入法律，以重拾人类对计算基础设施的政治塑造能力。

一、引言：人类文明底层生产要素的终极合流

如果我们对人类文明演进的浩瀚结构进行一种控制论与热力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压缩”，可以发现，支撑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调整的底层生产要素，自始至终由物质、能量与信息三者共同构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三者的地位与组合范式经历了数次决定性的重塑，而在当下的前沿技术冲击波中，它们正面临有史以来最深邃的结构性塌缩。

就文明而言，物质要素始终决定了它的硬性边界。任何精妙的技术逻辑、制度安排与知识形态的展开，最终都必须受制于物理世界的承载能力、摩尔定律的极限以及原子的结构约束。

然而，一个孤立的物质系统无法自行产生秩序。文明作为一种远离平衡态的高度有序结构，本质上也是一个依靠不断消耗外部资源来维持自身组织度的“抗熵”系统。化石能源的解禁与高密度电能的传输，使能量彻底与生物肉身解耦。

在物质与能量要素之外，信息扮演着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统摄角色。信息通过制度设计、科学知识体系、工程标准与计算模型，持续、高频地调度着物质资源与能量流动，跃迁成为更高层级的组织原则。而在当下的更极端形态中，信息甚至被离散化处理为可计算的基本符号单元，直接进入模型的深度学习、参数优化、概率训练与生成推理过程，从而使文明的整体运行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的组织密度与计算能力。

正是在这一深刻的历史交汇点上，Token化系统登场。当代技术体系的颠覆性导致物质、能量与信息三者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合：信息通过精密的算法和模型，将物理世界的物质运动与能量流动完全纳入可预测、可模拟与可自动调度的数字孪生系统之中；能量则通过庞大的计算基础设施，直接转化为高维信息处理能力与概率推理能力，即能量塌缩为算力与Token的吞吐量；而现代物质形态则越来越以信息的可编码性、可控制性与可调度性为核心标准，伴随着能量的高效吞吐，被精准设计与自动化制造。

在智能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连接信息、计算和现实行动的“接口”，特别是推动信息从可表示对象转变为可执行对象，让其能够自动参与决策、交易和资源配置——这个“接口”即是Token。

将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中的“Token”（词元）与区块链/Web3系统中的“Token”（通证/代币）放在同一个思想坐标系中进行考察，二者绝非术语重复或翻译层面的偶然同名，而是都源自对信息可计量性、可流通性、可编程性与可验证性的深层控制论需求，正一同推动人类文明底层生产要素发生有史以来最彻底的终极合流。

在这场要素合流的浪潮中，几千年来维系人类社会的两大核心支柱——作为精神凝聚力的“思想”（由大语言模型Token承载的语义系统）与作为社会协作纽带的“资产与信用”（由Web3的Token承载的产权与价值系统），同时完成了微观层面的离散化重组。如果我们要给这个由双重token共同定义、共同驱动的技术社会生态命名，它或许可以被称为"离散确权时代"。

而当这两种异质的Token在赛博空间与物理现实的边缘完美交织、互相咬合、不断强化时，它们在人类社会的既有物质环境与传统科层制度之上，架构起了一个能够自我组装、自动运行、智能决策、持续演化且在很大程度上开始脱离人类意志主导的“超级结构”。在这个精准、永不停歇的超结构计算矩阵中，人类传统的“作者”与“主权者”身份面临着根本性的解构，人类主体逐渐从系统的中心，被全面格式化，被推向这一超结构网络边缘的节点位置。

二、Token的本体论定义与结构性接口功能

要准确把握“离散确权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首要的任务是跳出单一的技术工具论，在跨学科的全局视域下对Token进行本体论上的重新定义。

首先，在语言模型与人工智能的技术语境中，Token是系统对连续、流动的人类语言流进行离散化切分的基本单位。它通过高效的分词算法，将人类复杂的自然语言及蕴含其中的模糊思想，压缩为可供硅基芯片读取与计算的最小符号单元。

其次，在区块链与分布式账本系统的技术语境中，Token则是系统对价值、财产、信用与权利所有权的数字化、标准化表达。它借由密码学算法、哈希指针与分布式共识协议，将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法定所有权、准入访问权限以及未来收益流，精准地编码为一种在链上可独立验证、无摩擦流转的数字化记账单位。

因此，我们可以赋予Token一个统一的本体论定义：Token是通过离散化将复杂现实关系予以转化的最小可操作单位。

在具体运行中，Token作为这种普遍的“结构性接口”，展现出了三大核心系统功能：

一是高维现实的离散转译。作为一个精密的数字转译矩阵，Token化系统将物理世界和人类历史中连续、庞杂的现实结构，通过离散化的技术关口，强行转译并格式化为算法可以吞吐处理的标准化数据单元，从而在比特空间内为现实世界创建了完美的数字孪生镜像。

二是跨异质系统的标准化媒介。Token化系统在不同的、甚至相互排斥的子系统之间，充当了一种具备全网共识、可自流转的标准化表示方法。原本由于自然语言墙、法律壁垒、地缘政治而相互隔绝的语义系统、经济信用系统、纯算力计算系统，得以进行无缝的跨界数据交换、多维对账与价值结算。

三是协议化网络上的积木式组合。Token化系统通过严格的规则化、开源标准协议化设计，赋予了离散单元以极强的可组合性、编程验证性与高频重构能力。这其实构成了Token能够从数据碎片跃升为“文明通货”的工程学核心机制。

正因如此，Token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可能成为继标准零件和比特编码之后，第三种基础性的技术抽象模块。零件将物质世界模块化，比特将信息世界模块化，而Token则试图把价值关系和社会协作机制模块化。

从这个角度看，Token并不是信息时代的延续性工具，而是超结构技术体系中的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它是一套全新的“文明转基因语法”，正在将人类从自古以来的制度博弈者，强行格式化为这层由万亿Token积木自主搭建的协议化文明中最微小、最标准、也最无可辩驳的计算单元。在这种趋势下，人类社会或将逐渐进入一种以协议、Token、智能代理和自治网络共同构成的新型制度形态——“后制度文明”。

三、Token与确权的技术结构化变革

在Token化结构所引发的一系列文明转型中，确权机制的重构无疑构成了其中最具基础性意义的变化。

在任何一种可考证的文明形态中，确权机制扮演着社会运行、财富分配与秩序维持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基础结构。该机制在法律与政治哲学层面上，对三个根本性的权利追问给予终极回答：谁拥有什么，凭什么拥有，以及如何证明拥有。

在前现代社会，确权机制主要建立在习俗、血缘和权力关系之上。一个人“拥有什么”，通常取决于其出生位置、家族关系、宗族身份、社会等级以及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距离。到现代社会，确权依附于制度：我拥有，因为法律承认我的权利。由此观之，现代确权机制始终依赖大量中心化制度装置，是一种“制度性确权”。

Token化结构所带来的根本变化，在于它试图将确权机制从制度层转移到协议层。Token不仅记录某种权利关系，更试图使权利关系本身成为可验证、可追踪、可编程的数字对象。确权不再只是法律问题，而成为技术问题。

上述演化体现的是确权逻辑从关系确权到制度确权再到协议确权的转变。我们将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来研判“权利如何获得社会承认”的机制正在怎样被重新设计。

四、计算主权的确立与人类世界剩余理论

计算主权可以看作信息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之后产生的一种新型主权形态。它围绕数据、算法、模型、协议和计算基础设施展开，控制架构者，不一定直接统治个体，却能够决定个体行动的可能空间。社会权力的基础从占有资源转向定义资源如何被识别、处理和调用。

计算主权以Token化机制作为重要的实现工具。Token的运用表现为三个方面：人类精神领域的“知识的Token化”、经济层面的“价值的Token化”与政治法律层面的“权利的Token化”。其底层逻辑具有高度同构性，共同浇筑了一种新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计算基础设施，而掌握这一基础设施的主体，则获得了一种超越传统经济资本和政治权力的新型结构性权力。

（一）知识的Token化：一场结构性异变

在大语言模型的产业流水线中，全人类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文本、知识、艺术乃至极其微观的个体思想碎片，被拆解为数以亿计的Token序列。知识生产正在经历一次哥白尼式的结构性转变：逐渐告别传统以人类理性主体、自由意志和深度情感表达为中心的线性创作过程，全面转向以高频统计学概率计算、潜在语义分布空间内的模式重组为核心的非人生成机制。

（二）价值的Token化：基础设施的集中化

在新兴超结构经济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衡量标准与清算框架被Token化了：全球最核心的物质资源——计算能力开始以大模型Token的吞吐规模作为核心计价与清算单位。

这一转型的最致命后果，是加强了基础设施的集中化趋势。在Token化跨界演变为全球经济系统核心计量单位的情况下，谁能够真正控制全球计算的物理入口、谁垄断了顶尖基础大模型的迭代能力、谁掌握了Token的生成、分配与协议定价机制，谁就可能获得一种超越传统市场优势的结构性优势位置。

（三）权利的Token化：转向计算有效性

权利的Token化指的是将传统上依赖法律文本、制度程序和社会承认而存在的权利关系，转化为可以被数字系统识别、验证、转移和执行的Token。

必须指出，权利的Token化并不是简单地将已有权利复制到数字空间，而是在重新塑造权利本身。权利由此越来越可能同时具有制度属性和计算属性，其有效性也部分地从制度合法性转向计算有效性。

（四）人类世界剩余理论：反拨计算主权

然而，控制论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套全知全能的闭环系统可以毫无死角地吞噬整个经验现实。即使在Token化的全面扩展之下，仍然存在着抗拒被向量化计算的“系统剩余物”，构成人类文明之为碳基生命文明的最后的精神飞地。

其一是碳基人类主体经验的绝对不可还原性。人类个体在面对死亡、痛苦、极度狂喜或神秘生命体验时那种连续的、质感的、现象学维度的内省意识，具有一种难以被完全转换为计算对象的特殊性质。

其二是人类意义结构对于特定历史语境与肉身互动的高度依赖性。人类知识与意义并不是脱离时间、空间和身体经验而独立存在的信息单元，而是在具体历史环境、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身体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关系性结构。

其三是人类社会关系中始终存在的、超出算法系统协议边界的偶然性与异质性。这些微观社会关系虽然难以被编码，却构成了社会秩序持续生成的重要基础。

与这三个边界相对应，本文尝试提出“人类世界剩余”的概念，即三种剩余共同构成的整体：经验剩余——第一人称意识和生命体验不可完全计算；意义剩余——意义依赖历史、身体与生活世界，无法完全脱离语境；生成剩余——社会关系和实践具有持续涌现性，无法完全由协议预先规定。

人类世界剩余理论是对计算主权的一个反拨：计算主权定义了世界何以能够被计算，而人类世界剩余理论则定义了世界何以始终不能被完全计算。前者揭示了计算文明的权力逻辑，后者揭示了计算文明不可逾越的存在论边界。

五、结论：后制度文明的秩序重组

综上所述，当信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要素层级、跨越成为整个现代文明最具统摄力的核心生产要素之后，一场以双重Token为基本单元、以分布式基础设施为物理载体的计算政治经济学正在系统性地重塑整个人类社会运行的最底层逻辑。

Token化在确权、合法性与权力结构三个最根本的维度上，推动社会运行逻辑从制度组织逐渐转向计算组织，导致了计算主权的兴起。

这一主权的全面迁移，不可避免地将人类带入一种“后制度文明”状态之中。“后制度”并非“无制度”，而是表明，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机制获得了若干崭新的属性。

首先，是制度的“计算化”。制度要素开始越来越多地被转译为计算对象：产权关系被表达为可验证的数据状态，契约关系被编码为智能合约。制度由一种外部约束机制，逐渐演变为一种内生于计算网络之中的运行逻辑。

其次，是制度的“基础设施化”。规则体系正悄无声息地沉入技术架构的底层，内嵌为整个数字化生存环境运行的"系统默认参数"。

最后，是制度的“不可见化”。制度并未消失，而是从公共可见的政治空间转移到了技术系统的隐性运行层，成为一种难以被感知、定位和质询的“后台治理逻辑”。

后制度文明必须建立新的透明度、审计机制，使隐藏在技术系统中的制度逻辑重新进入公共治理范围。这里提出的要求是，让算法重新进入制度，而不是让制度完全退化为算法。

也就是说，算法必须受到公共规则约束。尤其是在涉及基本权利的领域，如就业、金融、医疗、教育和司法，算法不能成为不可质疑的最终裁决者，而应当成为受到法律监督的辅助工具。

最终，后制度文明需要形成一种“人类-制度-计算”的三层治理结构。人类主体负责确定价值目标与不可逾越的伦理边界；制度体系负责提供公共授权、责任分配和冲突解决机制；计算系统负责执行规则、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协作效率。三者之间不能发生替代关系：如果制度脱离计算，社会可能陷入低效率和高摩擦；如果计算脱离制度，社会可能陷入算法统治；如果计算与制度脱离人类价值，则文明可能失去其最终目的。

因此，后制度文明真正的秩序重组方向，不是从制度走向无制度，而是从传统制度走向计算时代的新制度。它要求人类重新掌握对计算基础设施的政治塑造能力。换言之，后制度文明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一个由计算统治的世界，而是建立一个能够被人类共同治理的计算世界。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8期，原标题为《Token化基础设施的形成：计算主权与后制度文明的政治经济学》，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twQF2xbnW-yxzsukldEVg。）

【作者简介】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