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位残疾人围坐一起，却没一个人说话。大家面面相觑，等了许久，有人怯怯地问了一句：“讲什么呢？”这是一年前，南京栖霞区幕府山庄社区开第一次残疾人议事会的场景。
上个月，同一间会议室、同一群人，掌声里，李强全票当选社区议事会首个残疾人理事长——他不仅敢说了，还要带着大伙一起给社区出主意。
截至2025年底，我国有8500万残障人士。长期以来，他们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是被动的——领补贴、受帮扶、被服务，多数是沉默的受助者。去年7月，栖霞区残联在幕府山庄社区启动首个“残社共治”试点，试图给更多残障人士递去发声的“话筒”，帮助他们从“被动受助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在增加服务供给的同时，也为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探索一条新路径。
一年过去，这场从“冷场”开始的试验，怎么样了？
沉 默
“这个会是干吗的？”李强参加第一次会议时，心里泛起嘀咕。他今年47岁，高中时一场意外导致肢体残疾，后来读大专、专升本，干过推广，当过销售经理。在残疾人眼里，他是优秀的典型。但即便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心里也没底。
会议现场还有社区党组织负责人、专职社工、居民代表，总共坐了20多个人。对于现场的残疾人来说，众目睽睽下发言就像“身上爬了蚂蚁”一样。任燕燕很理解这种感受，天生三级肢体残疾的她，用了30多年才克服心理障碍去办理残疾证，她忌讳“残疾人”这个身份——“讲出去很丢脸”，更别提要参与残疾人相关的治理当中去。
“以前都是健全人在主导，‘我觉得’你需要什么、‘我觉得’怎样对你好——实际上，我们很少坐下来问过残障人士真正是怎么想的。”在栖霞街道五福家园社区从事多年残疾人工作的秦明珠反思道。
栖霞区残联综合科科长张辉发现，“他们不是不想参与社会，而是长期的被动受助模式让他们习惯了‘别人替我决定’，我们甚至也习惯了他们的沉默。但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如果某一个群体没有充分参与，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化。”
“他们本应是这场议事会的决策者，按道理是我们根据他们的决策来实施，可他们却反而来问我们自己该说什么。”幕府山庄社区阳光议事会执行方、大象通途公益服务中心的理事长叶泓霆有些意外。
这正是“残社共治”要打破的第一道墙——长期形成的心理壁垒和能力缺失，让残疾人“不敢说、不会说、没处说”。
破 冰
破冰，是从一块精油皂开始的。
第二场阳光议事会，叶泓霆带来了精油皂制作的材料和技术——先从能学技术赚钱的辅助性就业培训开始。
“他们把模具、原料、加热工具全部搬了过来，老师手把手教。简单易学，对残疾人友好，半天下来我们就熟练掌握了技术。”李强发现，这里不讲空话——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销售，说干就干。
但叶泓霆清楚，精油皂只是入口。“如果只停留在做手工，那就还是‘为他们好’，不是‘让他们自己来’。”
议事会同步做了两件事。一是形成固定议事制度，每月16日，专职社工、残疾人代表、社会组织和居民代表一起围坐议事。二是针对残疾人议事能力短板，开设“共治学堂”，请专业人士结合需求上课，从怎么表达诉求、怎么写提案、有哪些相关政策等，鼓励大家从沉默观望到主动发声。
慢慢地，会上的声音开始变多。有人提出小区楼道口扶手够不着，有人说盲道有障碍，还有人提出举办无障碍电影放映活动。每一场议事会，社区党组织和专职社工都在现场，回去就办，下次开会时问题基本就解决了。一年以来，小到盲道占用、无障碍设施破损等细微民生问题，大到残疾人就业帮扶、权益保障等专项工作方案，全部纳入议事范畴。
同样的变化，也在其他社区悄然发生。今年4月，栖霞街道五福家园社区也被纳入“阳光议事会”试点。第一场会，来的12个人同样不说话，但秦明珠不着急，说“你们回去都留心一下”。
两个月后的第二场会，秦明珠提前半小时到会议室，就发现回字形的桌子快坐满了。当天一共21个代表——比第一次多了近一倍。会议现场热闹起来：“社区能不能增加残疾人专用停车位？”“有的长廊轮椅上不去，坡道能不能降低？”“我们社区200多位残疾人，社区每年组织的掼蛋比赛能不能办个残疾人专场？”
秦明珠一条一条记下来，并将这些建议提上社区事项。“说得都很好，这些我们平时没有关注到的，你们自己才深有体会。”她当场表态，“只要在社区能力范围内的，我们立马就去办、去解决。”
改 变
7月7日，幕府山庄社区举行新一届议事会理事长选举。现场齐刷刷举手，李强全票当选。
从抱着“试试”的心态来开会，到全票当选理事长，李强用了一年。他紧张得不敢抬头，声音颤抖地说完当选感言。但他非常清楚，残疾人议事大有可为，“我们有很多残疾人非常聪明，也有一技之长。如果能100%发挥的话，是能做很多事情的。被动跟主动，差别非常大。”
这正是叶泓霆最想看到的事，“让残疾人从一个社区的被帮助者，变成社区的主人翁，他们从听取别人意见到自己提出意见，这个过程中提升了自信。”
选举当天，任燕燕作为新成员加入议事会。听到大家发言，她激动得红了眼眶。这些年她默默在残疾人之家做志愿者，上门帮助重残人士。“今天来这里，我发现不只我一个人在为大家服务，我找到组织了，大家在一起朝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
在李强看来，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连接。在做精油皂的时候，别的残疾人会主动说“你坐着，我来帮你倒垃圾”，也总有人说“你们先走吧，最后我来收拾”。“跟社会接触得越少，消极的东西越多。越融入人群，积极的、正能量的东西才越多。”李强说。
在五福家园社区，秦明珠决定后面还要换一部分新的议事代表加入“阳光议事会”，既让更多人参与和改变社区，也让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被看见、被鼓励、被尊重。“不管以后有没有项目资金，这个机制都要形成惯例保留下去。”
残疾人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一组数据可以反映出这个变化：作为残疾人参与基层治理最直接的制度化通道，基层残协每5年换届一次。今年栖霞区94个社区（村）残协换届中，192名残疾人当选社区（村）残协副主席、委员，残疾人及其亲属代表在基层残协班子中占比37%，比上一届提升了20个百分点。
期 待
但有些事，不是开几次会就能改的。
叶泓霆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盲道被占用，另一个是小区楼道口的电动车阻停器——轮椅从那边过，非常麻烦。这两个问题议事会上讨论了很多次，但盲道涉及市政、城管、商户多方，阻停器涉及物业和全体业主的停车需求。
公共区域的无障碍设施往往涉及多个方面——产权归属、改造成本、使用人群之间的优先级排序，远比社区议事能调动的资源复杂。张辉也有点无奈：“‘残社共治’不仅仅是残联一个部门可以发力的项目——它从残疾人出发，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叶泓霆是一名00后残疾人，他组织运营的3个残疾人之家已服务残障群体数万人次。“残疾人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他说，“帮助残疾人，不是慈善，是给全社会织一张防护网。”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残疾人事业发展了近40年，残疾人生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从生存走向全面发展，这条路要走很长。“让残疾人融入社会治理成为主人翁，这个才是真正的融合。”张辉说。
会议结束以后，任燕燕仍然难抑激动，她说：“大事我也做不了，但力所能及的小事，能用到我们，我们就往前上。”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