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 捷

得知《绽放》获奖的消息，主人公俞晓冬从山里发来祝贺信息，并说：“文学让我看到了自己，看懂了生命。”

我认识俞晓冬女士是在2015年的国庆节。那天，我的好友、《新华日报》资深记者马健先生邀请我参加一个画展雅集，在座的大都来自文学艺术界，既有老朋友，也有新面孔。在展馆茶歇区休闲聊天时，马先生向我介绍俞晓冬女士，说她是原前线文工团的一位古筝艺术家，业余时间也画画水墨画，早年《新华日报》曾多次报道过她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目前她从部队提前病退，关系放在南京某区的部队干休所。她这人呢，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啊，参与山乡建设啊，整理地方文化啊，什么的，做了不少好事。

大家有些好奇，很快聚拢到她身边，问她，你一个大艺术家，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俞女士有些腼腆地笑笑，只说了一句，自己喜欢山里的风景，特别是金寨的“映山红”。有人再追问详情，俞女士就说，三言两语，真的说不清楚。然后，就不肯再细说。大家觉得她有些内向，或是矜持，也就不再细问这件事，而是转移话题，跟她谈起了古筝乐器。一屋子文学艺术家，大多数对古筝名曲熟悉而且喜爱，但对乐器本身并不了解，俞女士就不厌其烦给大家介绍起来。其间，还热情地为大家推荐了一些古筝名曲，也介绍了自己出版的作品，包括三环音像社出品的《俞晓冬军歌金曲》《俞晓冬筝曲精品》和江苏音像出版社发行的《俞晓冬筝曲集粹》几部唱片，以及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教材著作《实用古筝教程》等。她如数家珍，一点也不“内向”或“矜持”了。

马先生二十多年前就采访过俞晓冬，写过她作为军中才女的事迹报道，自认为是俞晓冬女士的铁杆“老朋友”，对她说话，语气比较直率和随便。他当着俞女士的面，说她是一个不擅长“应酬”的人，甚至有些“反应迟钝”和“无趣”。俞晓冬不争辩，微笑着，用抱歉的眼神看着大家。马先生犯了“名记”的傲娇毛病，滔滔不绝地说俞晓冬的一些情况，当说到她是一个“肺癌病人”时，一屋子人愣住了。沉默了一会儿后，大家礼貌性地叮嘱她，待个一两年，早点回来，大别山毕竟不是紫金山，条件太艰苦了，这样的事业可以让年轻志愿者多去锻炼锻炼，这个年纪的人就别玩命了。

那天晚上应酬结束后，因听说她住在郊区，我和马先生执意要开车送她回去。她住在东郊的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大院宿舍区，离那天的画展现场所在的主城区有二十几公里。在车上，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山里去玩，还兴致勃勃地描述了第一次看到山里的一小丛“映山红”的情景。她说那是她支教前的第二次去金寨山里，帮一个山娃娃安装古筝乐器，孩子的奶奶看起来不怎么欢迎她这个不速之客，可能是觉得学习音乐没有什么用，还要增加家庭的开支负担，所以气呼呼地打了孩子一个耳光。她看得出来，那个耳光其实是打给她看的，耳光打在孩子的脸上，疼在她的心里，那一巴掌，把她刚刚萌生的艺术支教理想，打碎了，七零八落，一时无法收拾！然而，简直就是天作奇迹，在离开孩子家，走在山坡的一段山路上时，视线中突然出现了一簇映山红，很小的一簇，激烈地开放在一片绿中，那么鲜亮，简直是耀眼啊。同时，她听到远处传来古筝的声音，很杂乱，一听就知道是小女孩第一次弹奏。她的希望腾一声重新升起来了，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

“就像电影里刻意设计的情境，说起来别人都不一定相信。”俞女士对我和马先生说，“一个巴掌，打得我绝望了，想着立即要放弃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可峰回路转，一片映山红和几声琴声吱呀，又把我的希望燃起来啦，那时那景，简直是无法形容的美妙、动人。我这个人，容易被这些细节打动。所谓生命美好，不就是因为这些令人怦然心动的点滴吗！”

有了那一次的相识和俞晓冬讲述的“点滴”，才有了近年来我采访她的愿望，也才能完整地把她第一次走进学生家的故事写出来，并找到了她这十年撬起新生命的第一个精彩支点的机缘。

2023年，我写完另一部纪实文学《望洋惊叹》后，身体出现问题，浑身神经剧痛，到医院检查，所有淋巴结全部肿大。医生给了我一个悲观的预判，要求我立即住院进一步诊断。住院的三个月里，我每天被生命可能消逝的恐惧笼罩着，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心理问题。五十多岁的年龄，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如果死亡提前来召唤，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接受的，但万一没法逃脱的话，我的余生该做些什么？我怎么评估自己的生命价值，用什么样的姿态和认识，为自己的人生匆匆收场？我对亲人、对朋友、对社会、对事业，对自己的国家和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份怎样的交待？我如何与记忆中的恨和解，与汗水中的遗憾言和，与情感中的爱告别？生命是流行中的划痕，我的划痕留下的是灿烂，是平淡，还是黯然？当后人仰望星空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丝光亮属于浩渺的星辰？或至少，我有没有幸运地融汇于那份沉静与博大里？

就这样，三个月，将近一百天里，我几乎每天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不过，最终的活检诊断报告，证实这场病是“良性”的，我经受了一场“生命级”的虚惊。康复后，我反思这场“虚惊”，发现病床上那些失眠之夜里，所思所想，所恐惧所渴望，所痛苦所欣慰，这一切，恰恰是这场虚惊的精神馈赠。此前，我可能从来没有以切身之深痛和挚爱，感受过生命，思考过生命。

我突然想起来一面之交的俞晓冬女士，想到别人介绍她是一个癌症病人时的淡定，以及对她病后走进大山的“壮情”描述时，她的那种从容甚至腼腆。相比之下，生命情感跌宕中的我，似乎脆弱而又平庸无奇。那一刻，俞晓冬的形象迅速在我的意识中站立起来，成为偶像。我觉得我差点错过了一个了不起的朋友，一个知音，一个良师，一段芳华文采和生命精彩。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打给了马健先生，无限的感慨向他倾诉，与他交谈。同时，表达了要再见一见俞晓冬女士的强烈愿望。

这年年底，我终于有机会再见俞女士。她从金寨回南京过春节，一回来，就因身体不适，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出院后，马先生把她接到我的颐和路文学绘画馆，我们重启了一段“以文会友”之路。此后的一年多时间，我密集与她“约会”，并数次前往金寨，访问她长期生活的山村小学，到留守儿童和老乡们中，听他们讲述“俞妈妈”的故事。不知不觉之中，她也成了我的“生命顾问”“心理导师”，她以身说法，解决了我这一年病中产生的诸多困惑；我看到了她身上的人生价值，她低调地藏着、掖着生命的那些荣耀，却默默地、毫无保留地释放出能量和光辉。我决定把她的精彩写出来，她也于不知不觉中，成了我“追问生命”的传道解惑人。

《绽放》出版后，我再也没有能遇过俞晓冬女士，她依然守在大山里，守在留守儿童和乡亲们身边，守在那一簇簇映山红的生命之光中。

（此文为作家丁捷为其长篇纪实文学《绽放》所写的创作侧记，《绽放》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