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九十周年，近日，一场题为“鲁迅与绍兴、南京和我们”的专题讲座在南京图书馆举行，绍兴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以翔实的史料为骨，循着鲁迅的人生足迹，娓娓道来。他不仅揭示了南京作为鲁迅“走向外部世界、探索新人生的第一站”的关键意义，更从做人、做事、做官三个维度，让鲁迅精神穿越百年时光，照进我们的现实。
绍兴：苦难与名士文化锻造精神底色
冯建荣的讲述，从鲁迅的故乡绍兴开始。
1881年，鲁迅出生于绍兴一个日渐衰落的士大夫家庭。十三岁那年，命运陡然转向——祖父因卷入科场案身陷囹圄，父亲又重病不起，原本殷实的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少年鲁迅被迫变卖家产，几乎日日出入于当铺与药店之间，在人情的冷暖中饱尝世态炎凉。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明白了许多事情”，也在磨砺中锻造出不屈的品格。
然而，绍兴给予鲁迅的，不仅仅是苦难。这片土地自古名士辈出，冯建荣指出，绍兴名士身上流淌着三重精神血脉：创业创新的激情、爱国爱乡的情怀、读书行路的文脉。在塾师寿镜吾的严教下，鲁迅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三味书屋，正是他接受中华传统教育的第一步。
在鲁迅的人生路口，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身影——他的母亲。当年轻的鲁迅面临人生抉择时，母亲“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短短十四个字，朴素至极，却饱含着一位母亲对儿子的信任与放手的勇气。正是这十四字，让十七岁的鲁迅得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毅然踏上前往南京的求学之路。可以说，是母亲的远见与支持，促成了鲁迅人生的第一次关键转折。
南京：走向外部世界的第一站
如果说绍兴是鲁迅的根，那么南京就是他破土而出、向阳而生的关键一步。
冯建荣以清晰的脉络，梳理了鲁迅与南京的四段缘分：1898年至1902年，鲁迅在南京求学五年，先入江南水师管轮班，后考入矿路学堂；1910年，他率领师生参观南洋劝业会；1912年，他应蔡元培之聘，在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了四个月；此外，他还曾多次途经南京。
南京之于鲁迅，意义非凡。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格致、地学、金石学等全新课程；正是在这里，他读到了《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在南京，鲁迅一面深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一面张开双臂迎接近代新潮的洗礼。两种力量在他身上交汇、碰撞，最终熔铸成一个崭新的灵魂。
更难得的是，南京还让鲁迅结识了一生的命中贵人——蔡元培。这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从为鲁迅安排工作、聘为北大讲师，到委托他设计校徽、聘为特约著作员，关怀备至，无微不至。鲁迅逝世后，蔡元培在挽联中称其“著作最严谨”，在《鲁迅全集》序中赞其“为新文学开山”。冯建荣感慨道，他们的情谊“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私人交情，跃升为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共同探讨与追求”——这是知己，更是同道。
也正是在南京，鲁迅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与文史研究。他写下了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章《戛剑生杂记》《莳花杂志》，以及最早的旧体诗《别诸弟》《莲蓬人》等。在《别诸弟》中，他留下“文章得失不由天”的箴言；在《莲蓬人》中，他写下“莫随残叶堕寒塘”的高洁志向。“南京是鲁迅走向外部世界、探索新人生的第一站”——这句话，冯建荣在讲座中反复强调。正是在这里，绍兴青年周樟寿蜕变为南京学生周树人，而这位青年，日后将成长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巨匠。
鲁迅精神对当代人的启示
鲁迅精神对当代人究竟有怎样的启示？冯建荣从三个维度给出了回答。
在做人上，鲁迅的纯粹令人敬仰。他尊师爱生，重情重义。黎烈文是鲁迅的晚辈、战友。当黎烈文的妻子去世，他既要承受丧妻之痛，又要独自抚养幼子，还要顶住《自由谈》被攻击的压力。鲁迅没有停留在客套的安慰上，在一年零五个月中，为《自由谈》写下了一百二十多篇文章，每一篇，都是无声的慰藉与陪伴。
在做事上，鲁迅的认真堪称表率。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敌人是不足惧的”“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力所能做的，就做”。在厦门大学的一百三十五天里，尽管环境不如人意，他仍写下了十七万字的文章，每周讲三门课。他在致赖少麒的信中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在做官上，鲁迅的担当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在教育部工作十四年，对那些只喜欢看“条陈”而不做实事的官员深以为非，主张少看条陈、多出政绩。他坚信中国社会必须改革，“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他主张教育应发展学生的个性，反对“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僵化模式。1930年，他为《进化与退化》写下《小引》，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冯建荣语重心长地说：这句话，在今天依然如警钟长鸣。
在冯建荣看来，鲁迅从未走远，“鲁迅是一部百科全书，他的生平与事迹、思想与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的检验与岁月的沉淀之后，正在散发出历久弥新、辉光日新的光芒。”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周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