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从“一锤子买卖”迈向“长期分成”，版税制能否让传统戏曲唱出“新声”

“戏呢？钱呢？”

著名演员何赛飞曾经在舞台上以一声痛问，直指戏曲行业的深层症结。她痛斥很多资金投入巨大的戏，获奖演完即入库，未能真正惠及大众。

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创作与市场的长期脱钩。今年2月，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提出，探索建立主创版税制取酬机制，将主创收益与剧目演出场次和效益挂钩。

江苏作为戏曲重镇，剧种丰富、家底厚实，却同样面临现实烦恼——新戏不少、爆款不多，投入不小、回报不高。当高度依赖政府扶持的戏曲行业，遇上版税制这一带着市场基因的机制，能否进入更可持续的“造血式”发展？记者采访省内多家戏曲院团、一线主创，试图从这场正在酝酿的改革中寻找答案。

“一锤子”思维，困住了谁

但在戏曲舞台领域，普遍采用的是“一次性买断”模式——院团一次性付给外请的编剧、导演。戏排出来，酬劳两清，此后这出戏是演一场还是演一百场，票房是爆满还是冷清，跟主创再无关系。

这种方式的优点很明显，收入稳定、结算简单。但问题同样很直接——创作与市场彻底脱钩。一旦剧目首演结束，主创便与作品失去利益关联。一位深耕戏曲圈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外请的主创排完戏就去下一个项目，他们手上活很多，根本没有精力继续跟进。院团想修改、想复排，还得重新请人、重新谈价。”因此，很多作品持续演出动力不足，投入上百万排出来的戏，演了几场就封箱，在行业内并不罕见。

版税制，正是试图打破这种“首演即分手”的割裂关系。

今年3月召开的全省艺术创作培训活动上，省文旅厅明确表示，将在全省试点实行主创酬劳版税制，让收入与演出效果、剧目打磨挂钩。

版税制的好处显而易见。其一，制作方的资金压力得以缓解，可以把更多的钱花在舞美、服装、演员排练等“刀刃”上，提高作品的整体制作水准；其二，建立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只有真正受到市场欢迎、能持续演出的作品，主创才能获得高额回报。那些靠补贴生存的“一次性”作品，将难以为主创带来收益。

“这就好比养孩子，生下来只是第一步，还得精心把他养大。”淮剧艺术家陈澄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在她看来，版税制是一种创作方式的变化，让创作者和院团之间建立起“合伙人”的关系。

全省艺术创作培训活动现场，西安演艺集团副总经理任雪迎受邀给江苏文艺院团进行一场关于版税制的讲座。“当下不少院团不惜重金请名导、名主创，出发点多半是为了拿奖，之后演够三五场，完成艺术基金的结项，便觉得万事大吉了。院团缺乏动力去开拓市场，对戏卖不卖座并不十分看重。”任雪迎受访时直言，版税制把主创的收益与演出场次、市场效益直接挂钩，其实是逼着院团从排戏那一刻起，就必须立足市场、面向观众，让他们把眼光从向上“讨饭吃”转向市场，让好戏真正为百姓而演。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复杂

版税制的消息传开，很多院团负责人的反应耐人寻味：没人说不好，但也没人急着叫好。很多人的想法是：方向是对的，但路怎么走，谁心里也没底。

首要问题是：版税从哪里来？

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有版税可算。图书按印量、影视按票房，而戏曲的市场基础本身就薄弱。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演出市场总票房达616.55亿元、同比增长6.39%。在保利院线等专业剧场体系中，戏曲演出场次占比7%，票房贡献却仅有2%。在当代文化消费中，戏曲依然是有存在感、但市场份额少的品类。

采访中，多位院团负责人坦言，戏曲创作演出大多需要政府扶持，总体仍处于开拓市场、培养观众的爬坡阶段，仅靠票房收入尚难覆盖成本支出，那些纯靠票房在市场生存下来的剧目屈指可数。

无锡市锡剧院院长蔡瑜给记者算了一笔实在账：去年，无锡市锡剧院“北上”演出《珍珠塔》，场租、吃住行、运输加起来，一场成本三四十万元，票房完全覆盖不住。她感叹：“纯靠票房，养不活一部戏。”

省淮剧团重点打造的淮剧《小镇》曾斩获文华大奖，至今已演出240多场，这样的演出成绩在行业内并不多见。谈到版税制，副团长顾飞也表露出担忧：有些地方一场演出票价最高100元，还经常要打折到50元、30元，这样的票房收入，拿什么去谈版税分成？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季国平也意识到这种现象。“戏曲演出相当一部分在基层、在农村。老百姓爱看，但票价便宜，票房卖不出钱。你让编剧按票房分成，能分几个钱？”季国平还担心版税制会拉大院团之间的差距：苏南经济条件好，院团票房相对有保障，更容易吸引优秀主创；苏北基层院团面向农村，票价低、收入薄。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带来一个现实后果——优质主创会进一步向头部集中，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院团则更难发展。

还有更现实的问题：钱，怎么分？

“戏曲和图书不一样，这里头太复杂了。”季国平分析，图书行业大多数作品是个人创作，而戏曲是高度协同的产物，一出戏几十号人——编剧、导演、作曲、唱腔设计、舞美、灯光、服装，每个人对作品都有贡献。“版税不是一个人的蛋糕，是一个团队的。各拿多少才合适？”

蔡瑜也有类似顾虑：“一部戏票房火爆，到底是归功于剧本的功底扎实，还是导演的编排精妙，或是演员的演绎出彩，这些都难以清晰界定。实施版税制后，要是效益不及预期，主创之间会不会互相推诿？”

创作者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对于资深主创，放弃稳定的高额前期收入，去赌一个不确定的版税未来，显然缺乏动力。一位圈内有一定知名度的编剧坦言，“我一年档期排得满满的，让我放弃确定的稿酬，去赌一个不确定的票房分成？这很难成为理性选择。”

“这并非是大腕‘觉悟低’的表现。”季国平也坦言，把确定收入变成不确定预期，换谁都得掂量一下，毕竟谁也不想承担市场风险。

90后编剧俞思含肯定版税制探索的价值的同时，也表达担忧。她担心版税制可能成为压榨新人的借口：有些院团可能会以版税制压低前期报酬，用未来的分成“画大饼”。“在创作生产中，编剧永远在最前端。有的院团拿着剧本去报各种基金，报中了就做，报不中就搁置。如果施行版税制，编剧前期拿不到什么钱，花几个月写个本子，可能最后一分钱都落不着。”俞思含说。

摸着石头过河，路在何方

版税制取酬机制，表面看是分配方式、交易方式的调整，实质上是戏曲行业生产方式和创作逻辑的深层变革，考量因素从“能不能评奖”转向“观众买不买账”“市场前景好不好”。

“这显然对院团的投资决策、团队管理、市场运营、合同管理、版权保护等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任雪迎坦言，现在有些院团依旧藏着政府托底的“一锤子思维”，这种思想不转变，版税制就很难落地见效。建议政府部门和基层院团多交流，提高业界对主创版税制取酬机制的认知度和接受度，积极提升院团的市场运营能力。“版税制本质上是激励优质创作，只要你有才华、作品质量好、能被观众喜欢，你的收入就能逐年提升，甚至若干年后还能按约定增加分成，这对主创和院团都是双赢。”任雪迎说。

话剧领域已迈出第一步。去年3月，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重庆市话剧院共同出品的话剧《谁在敲门》首演，成为国内首部版税制取酬的话剧。虽然话剧的市场化程度高于戏曲，但其合同框架、分成机制，对戏曲来说仍有参考价值。

“不能‘一刀切’，要分类试点、逐步推开。”季国平建议，在基础较好的省属院团，选一部新创剧目试行“基础稿酬+场次分成”。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文旅演艺项目，可以试行“票房分成”。用一两年时间对比效果，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开。对试点工作突出的地区或单位予以扶持、表彰，在评奖评比、项目申报中对试点作品给予适当倾斜或加分。他同时强调，戏曲具有公共文化属性，推动戏曲市场化，政府要对基层院团、小剧种和探索性创作做好托底。

陈澄建议，版税制应分情况推行，纯商业演出、影视改编等可产生收益的剧目可先行先试，惠民、下基层、进校园等公益演出可暂缓推行。同时完善配套保障，规范国有院团薪酬、财务、审计制度，明确演出数据核算标准，细化主创与配角的分配比例。同时引导“性价比高”的大众主创参与基层创作，推动戏曲阶梯式成长。

俞思含则呼吁，政府应针对不同模式提供标准合同模板，明确版税计算基数、支付周期、争议解决机制等问题，供院团和主创参考使用，为双方提供依据，保障各方权益。

“地方院团不必一味追求大导演、大编剧，可以立足本土，多排接地气、群众喜欢的戏，给年轻主创尝试的机会，让剧目多去基层演出，真正摸清观众爱看什么。”任雪迎建议，版税制的实施，需建立公正透明的票房核算机制，票房要公开，数据要可查，防止“藏票房”“吃票房”等问题。政府要搭建平台，向基层院团推荐优秀编剧和导演，并在制度上设计激励机制，对演出百场、两百场、三百场以上的剧目给予荣誉、支持、奖励、补贴，引导院团把一部戏从十场演到五百场、一千场。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版税制取酬机制，是戏曲创作生产方式的一次深层变革。对于戏曲而言，它不会是一剂“速效药”，但至少提供一个契机：让创作回归市场、回归观众，让好戏不只拿奖，更能在市场上活下去、传得开。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