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将至，烈士墓前又将迎来一批批祭扫人群。每每拜谒烈士陵园，驻足于墓碑与姓名墙前，目光掠过一个个名字，读着他们牺牲的经过，人们总忍不住去想象，这些名字背后，曾有过怎样鲜活的人生。

千千万万的名字中，总有一些显得格外“不可思议”。比如“范瞎混”“徐淘气”“操兔子”……初看时，或许有人会闪过一丝错愕：父母取名未免也太随意了吧？但错愕仅在须臾，随之而来的便是深深的痛惜与心疼——他们在最美好的年纪为国捐躯，却连一个哪怕稍微文雅些的“好名字”，都没能留下。

顺着这些不可思议的名字回望历史，就会明白，看似寻常的“取名自由”，其实从来不曾寻常。

一个优雅好听、寓意深刻的名字，对旧社会大多数底层老百姓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事。近代中国曾长期积贫积弱，大多数贫苦人家，温饱尚且难以为继，孩子都未必养得活，又哪有余力讲究姓名有文化。川陕革命根据地烈士陵园墓碑上，叫“娃子”的烈士有202位，叫“女子”的有76位。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墙上有15646位烈士姓名，其中有2000多位烈士重名。在温饱乃至生死边缘挣扎，他们并非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只是觉得姓名没那么要紧——因为那条小生命，或许转眼就会夭折。“丑狗”“歪狗”……这些烈士的名字里，或许就藏着父母“贱名好养活”的卑微愿望。

但，正是这些连个正常名字都没有的前辈，和那些名字简单、以排行取名、或是同名的战友们前赴后继，才让后来的大多数人有机会取一个好名字。许多幸存下来的革命功臣，也正是从那时起，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大名”。渡江战役立功的“小三姐”，还是毛主席为她正式取名“马毛姐”。一个正式的名字，也赋予了他们作为共和国主人翁的尊严。

有的烈士名字受限于苦难的出身，还有一些人原本有好名字，却因革命需要或保护亲人，不得不隐姓埋名。翻开党史军史，有的人，曾用名最终成了本名，伴其一生；更多的人，则成了有名或无名的烈士。突破腊子口时，那位第一个攀上悬崖、为红军打开通道的苗族小战士，牺牲时年仅十几岁，人们至今只能以战友所赠的“云贵川”来称呼他；牺牲在冰天雪地里的杨靖宇，本名“马尚德”曾长期不为人知；有的烈士因战火或记录人文化水平不高，留下了错误的名字；还有的烈士，更只有代号留了下来。

到了新中国，“取名”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力扫除文盲、普及基础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能为下一代取一个好名字，而不用像旧社会那样，有的来自封建礼教、有的迷信色彩浓厚、有的只为富贵发财。医疗卫生水平提高和社会的安定富足，让孩子们能够顺利长大。人们也不再需要靠取个“贱名”来向上苍乞求生路，可以安安稳稳长到入学年纪，去拥有一个饱含希冀的“学名”。从“贱名好养活”到拥有一个寄托着美好期望的“学名”，也无声记录了一个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昌盛的跨越。

从旧社会迈向新中国，许多人的名字本身就是伟大时代的微观记录。譬如，我们有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也有千千万万个名叫“卫国”“建军”“国庆”的普通人。到了现在，人们追求有文化底蕴、寓意更丰富的名字。这些带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名字，也记录着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坚实步伐。

如今，当孩子们仰望烈士姓名墙，或许依然会觉得那些名字不可思议。但正是这种“不可思议”，构成了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每一个粗粝的、隐匿的姓名背后，都站着一个曾为这片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灵。这些烈士的名字，愈发加深了人们对那段风雨如磐岁月的缅怀；这份如今看来很平常的“取名自由”，也愈发提醒我们：幸福，究竟是多么来之不易。

撰稿｜瞭望评论员 陈月飞

图片｜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