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白红义、博士研究生简丹丹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2期发文，构建了“新闻业修复工作”这一整合性概念框架，以弥合学界在探讨新闻业应对数字时代挑战时概念分散的局限。该框架借鉴制度理论与边界工作理论，将修复工作界定为新闻业行动者为巩固专业权威与社会功能所开展的有意识的行为实践，并呈现为一个由内而外的嵌套式结构。依次包括：从维系内部专业秩序的规范修复，到重建利益相关者信任的关系修复，再到捍卫职业自主性的边界修复，最终指向巩固社会存续根基的制度修复。此框架不仅阐明了修复工作的多维结构，还揭示了其动态运行逻辑，为系统性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自我维系与调适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也为批判性审视其应对策略提供了分析视角。
进入数字技术全面重塑信息生态的今天，新闻业面临的挑战已演变为一种信任持续受损、边界日益模糊、核心社会功能备受质疑的常态化“制度性断裂”。无论是面对行业内部的伦理丑闻，还是外部的社会信任危机，抑或是新兴行动者带来的边界侵蚀，新闻业并没有全然被动承受，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主动采取积极甚至矛盾的行动，以期完善专业规范、重建社会信任以及维护自身边界。系统性地辨析与理解新闻业为维系其社会功能而进行的、超越危机公关层面的“修复工作”，成为一个紧迫的学术议题。本文借鉴赫伯特·乔治·布鲁默（Herbert George Blumer）的启发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尝试引入并建构新闻业修复工作（journalistic repair work）这一整合性概念框架，以期为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自我维系与调适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工具，也为批判性审视其应对策略提供分析视角。
一、新闻业修复工作的概念界定
新闻业修复工作概念的提出，植根于对新闻业当前困境的重新判断——其挑战已从偶发危机演变为技术迭代、经济转型与政治极化交织的常态化、制度性断裂。数字时代的挑战直指新闻业作为社会“认知秩序”基石的根本功能，社交媒体与党派媒体的兴起催生“民粹主义认识论”，引发关乎行业存续的认知危机。因此，对新闻业应对行为的研究，应跳出“事件-危机-补救”的短周期视角，将修复工作视为内嵌于日常生产的持续性实践。
本研究中的“新闻业”主要聚焦制度化新闻业，即拥有稳定组织基础、遵循职业规范并获得公共认可的新闻生产主体，这一限定旨在避免概念拉伸、确立分析边界，并非忽视非制度化行动者，后者常作为参照系参与边界修复互动。
新闻业修复工作的理论构建，需整合制度理论与边界工作理论。制度理论阐明其维系社会存续根基的根本动机，其中，制度工作作为核心概念，指个体和组织旨在创造、维系和破坏制度的有目的行动，打破了“制度是铁笼”的认知，将其视为行动者持续塑造的场域。作为社会制度，新闻业的生存依赖社会认可（即制度正当性），当制度安排遭遇破坏，行动者会通过修复工作扭转中断、重建现状。边界工作理论则揭示修复工作的核心过程，边界作为标记社会领域的符号，在专业领域表现为管辖权争夺，同时兼具修复面向，可作为协商情境、调解冲突的策略工具，既建构与外部的区隔，也凝聚内部身份认同。两者结合，联结了修复工作的目标与过程，使其内在动因与实践路径得以清晰呈现。
“新闻业修复工作”包含三个层面：在分析性概念层面，其是用于识别和解释新闻业在逆境中自我维系现象的启发性分析框；在经验现象层面，其指涉新闻行动者为恢复权威与功能而采取的有意识的实践行为；在操作化层面，其可转化为话语策略、组织政策调整和互动仪式等实证研究中的可观察指标。其行动主体呈现出鲜明的差序结构：微观层面为个体记者，涉及职业道德违规后的自我辩护行为；中观层面为新闻机构，表现为发布纠错声明或改革编辑流程；宏观层面为职业共同体，体现为行业自律组织发布伦理准则；外部主体则包括管理者与监管机构，表现为颁布新规或进行行业整顿。不同层级的主体在经济资本、符号资本和政治资本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其修复资源与策略选择呈现分化。
综上，新闻业的修复工作可被操作性地界定为：当新闻业在规范、关系、边界和制度等层面遭遇持续性挑战危机而出现“制度性断裂”时，个体记者、媒体组织与行业共同体等行动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恢复、巩固或重塑新闻业专业权威与社会功能的、有意识的实践应对活动。该定义强调破坏的持续性、行动者的多样性、目标的多重性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为后续分析提供清晰且富有弹性的工具。
二、新闻业修复工作的分析维度
基于操作性定义，本研究将修复工作划分为规范修复、关系修复、边界修复与制度修复四种类型。四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由内而外的嵌套式层级结构，存在明确的功能定位与传导机制：规范层构成了专业身份认同的核心，关系层调节着新闻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边界层界定了职业的自主范围，制度层则确立了新闻业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定位；内层是外层基础，内层失灵会逐级传导引发危机，外层修复也需以内层稳固为前提，有效的修复的是多层面协同的系统过程。
（一）规范修复：维系内部专业秩序
规范修复指向新闻业内部，修复对象是业内共享的专业规范、核心价值与长期形成的实践准则，即新闻范式（journalistic paradigm），核心目标便体现为内部的自我净化，以维护主流新闻范式的纯洁性与权威性。规范修复最核心的运行机制是范式修复——当一个不符合主流新闻范式的“异类”事件或案例出现时，新闻业会通过一系列实践行为将其重构与正常化，最终将对范式的挑战转化为对范式规则的再次确认。
进入数字时代，面对日常化、高频率的伦理批评，规范修复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反应速度的即时性与场域的公开化，二是修复策略的主动性与进攻性。此外，规范修复也是一种应对外部结构性威胁的集体防御机制，可通过话语实践抵制外部监管、边缘化立场“越轨”同行，也可通过隐性调整合作关系实现“间接修复”。需注意的是，范式修复以新闻范式成为行业共识为前提，当挑战足够强大形成替代性范式时，将导向范式调适与转变。
（二）关系修复：重建利益相关者信任
关系修复的核心在于重建新闻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连接，修复对象是新闻业与公众、信源、广告商等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受损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是新闻业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本，其修复过程展现出一个递进序列，即从表层的形象修复，到中层的声誉修复，最终指向深层的信任修复。形象修复通常是短期的、战术性的，旨在快速应对某个具体危机事件对组织或行业形象造成的冲击。声誉修复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性的过程，它不仅要求危机应对，还依赖新闻机构在一段时期内持续的、符合期望的专业表现。信任修复作为关系修复的最终目标，其考察范畴超越了行为表现，深入到对新闻业动机和公共服务精神等根本信念的重塑。
（三）边界修复：捍卫职业自主性
边界修复的目标是巩固职业区隔，修复对象是新闻业与政治、商业等其他社会领域及其他信息或者内容生产者（如自媒体、网红）之间模糊、被侵蚀的职业边界，本质是边界工作的具体实践，核心是通过话语与实践界定职业身份、重申专业自主性。
边界修复的实践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话语建构，通过象征性符号与修辞策略划清界限，将挑战者“他者化”，采用“污名化”与“正统化”对立策略，指控挑战者被利益玷污，重申自身核心价值，这种话语构成元新闻话语的核心；二是实践区隔，通过具体组织行为与日常实践巩固边界，如新闻机构依赖平台分发却抵制其逻辑侵蚀，通过付费墙、评论区政策、商业模式调整等方式，维护专业边界。边界修复是动态协商过程，受职业角色清晰度影响，同时受众也成为参与边界划定的外部力量。
（四）制度修复：巩固社会存续根基
制度修复是修复工作的最终指向，其修复对象是新闻业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与公信力根基，核心目标是对外重申价值，回答“社会为何需要我们”，修复与公众的信任契约，关键实践是建构、演绎和传播新闻业的制度神话。
制度修复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防御性修复，如特朗普时代美国记者重申新闻业社会角色，抵御“假新闻”指责；二是内省式修复，如美国主流媒体通过“历史第二稿新闻业”，修复历史上助长系统性不公的遗留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新闻业的制度修复体现为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适配，主流媒体通过构建“新型主流媒体”话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强调“舆论引导”“服务大局”功能，通过完善行业规范、成立伦理监督机制，展示自我提升的决心，巩固行业存续根基。此外，制度修复也是策略性政治过程，主流媒体通过多元方式重塑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维护既得利益。
三、新闻业修复工作的运行逻辑
新闻业修复工作的动态过程，受到触发机制、主体权力、策略实践三大核心要素的共同塑造。
第一，修复工作的启动源于公众、监管者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核心期望被严重违背。当新闻业的实际表现与其应然角色之间出现落差时，修复的压力便随之产生。这一触发机制具有情境性并受到受众既有认知的影响。修复的压力不仅源于“犯错”行为，还源于该行为与公众对特定媒体的既有期望之间的复杂互动。在政治极化的媒介环境中，受众对修复行为的解读和分析常常夹杂着情感和立场偏见。修复工作的紧迫性和规模受到多重因素调节：一方面，破坏事件本身的可见性（visibility）直接影响着修复的必要性与初始压力；另一方面，事件所引发的公共压力强度则共同决定了修复需要达到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修复过程的展开受到资源与权力的制约，这决定了修复工作由谁执行、为谁服务。修复工作的行动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符号资本方面拥有的修复资源存在差异。拥有雄厚资源的头部机构媒体，其修复能力和效果显然远超一个独立的个体记者。修复工作会受到价值与权力关系的制约，其过程体现了权力的运作。修复工作在实践中可能偏离其公共性目标，转而服务于维护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特定精英的利益。
第三，修复的最终实现依赖于一套在互动中被共同塑造的策略与实践，其有效性在与其他行动者（包括同行、公众等）的互动中被共同塑造。具体特征包括：其一，修复是一个动态的协商过程，新闻业行动者在其中不是唯一的塑造者；其二，这种多方参与的意义协商过程在宏观的危机事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三，策略选择与最终效果之间呈现出一种受情境影响的复杂关联；其四，这种修复过程中的话语建构本质上是一种为自身行动策略进行“正当化”的努力。这些策略实践共同构成了一个整合性的工具箱，在不同情境下被组合与运用，其最终效果取决于能否在转型的新闻图景中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与参与。
四、结 语
本文将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常态化困境定义为一种“制度性断裂”，引入并系统阐释了“新闻业修复工作”这一启发性概念，构建了整合性分析框架。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推动并相应了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进程。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提出的框架为新闻从业者与媒体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战略性的诊断工具，也为公众、研究者和监管者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批判性分析工具。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规范修复、关系修复、边界修复和制度修复的操作化路径，或是探索修复工作的“生产性”维度，即“受损-修复”过程能否成为创新契机。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2期，原标题为《“新闻业修复工作”：一个启发性概念的构建与应用》，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CYYzMzriQgMXRbDlRLdMA。）
【作者简介】
白红义，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简丹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