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研究员师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程柯银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2期发文认为，当前算法审计研究在理论框架与问题意识上高度依赖西方治理议题，缺乏对全球权力结构与跨国平台机制的系统性分析，形成了“孤立化”“中心化”“表征化”的三重盲区。论文提出将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视角引入算法审计领域，推动其从技术纠偏工具转向分析全球平台权力结构的研究路径，从结构、主体与价值三个维度拓展其解释力，并提出面向全球信息生态审计、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传播理论创新的研究议程。论文旨在突破既有算法审计的西方范式限制，构建兼具全球视野与中国关切的算法问责框架，为全球平台治理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

算法审计，即对算法黑箱进行外部检验，揭示其在现实应用中可能产生的不公平、不透明甚至歧视性后果。当前主流算法审计研究高度依赖西方社会的治理议题与规范标准，在议题选择上，主要关注算法如何加剧西方社会中的种族、性别、贫困等结构性问题；在对象认知上，忽视了平台作为全球传播中枢所具有的跨国权力结构；在分析视角上，则缺乏一种能够系统性比较不同国家、不同平台语境下算法运作逻辑的全球视角。这些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方法的局限，更在于理论视角的缺失。因此，亟需引入能够兼顾全球权力结构、技术传播逻辑与文化差异的理论资源，对算法审计方法进行深化与拓展。

一、既有算法审计研究的局限

目前，算法审计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在“歧视”“失真”“剥削”和“误判”四类问题。绝大多数相关研究均来自西方学者，其议题选择与分析框架带有深刻的西方烙印，主要关注算法如何中介和放大了西方社会内部既有的矛盾与危机。

（一）研究对象的局限：过度聚焦西方社会问题

既有算法审计的研究议题主要围绕西方社会内部的结构性治理问题展开，尤其集中在以种族或性别歧视为代表的“歧视”研究，以及以政治极化等领域为代表的“失真”研究。其核心逻辑皆是追溯算法偏见如何反映并再生产现实社会中已有的不平等，但掩盖了平台算法本身构成的权力机制。平台通过算法，不仅被动反映社会偏见，还可以通过控制内容可见性，主动塑造信息空间的结构与秩序。平台的这种治理逻辑不再是某一特定社会议题的投射，而是一种超越国家与文化界限、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不对称权力结构。然而，正因其不直接对应于西方社会内部的具体危机或治理议题，其研究在当前算法审计的类型划分中往往被忽视。

（二）现象解释的局限：对平台权力属性的分析不足

当前主流算法审计研究主要以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认知平台这一核心研究对象。这两种逻辑在揭示算法问题的成因方面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均未触及平台运作的权力维度，因此难以提供关于平台算法为何、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影响力的完整图景。要更完整地理解平台算法的全球运作机制，必须在技术与市场逻辑之外，补充一个“权力逻辑”，将平台视为在信息结构中积极行使影响力的政治行动者。算法审计的目标不仅仅是“技术”或“市场”的审查，更应扩展为对平台如何通过算法行使其全球性接口权力的系统性监督。

（三）研究视野的局限：缺乏系统的全球比较视野

对平台权力属性认识的不足，最终在研究视野上体现为整个算法审计领域普遍缺乏一种能够整合不同语境、对等比较、反思中心-边缘结构的全球比较视野。这一局限具体表现为三种递进的倾向：空间维度的“孤立化”生产、认知维度的“中心化”套用以及深度维度的“表征化”描述。这三种研究倾向，均源于其未被明确指出但普遍存在的默认立场，即西方视角的技术范式。这一范式擅长在既定的权力秩序内部修修补补，却无力反思秩序本身。“孤立化”割裂了全球联系，“中心化”固化了西方标准，“表征化”遮蔽了深层原因。三种倾向共同导致现有的算法审计无法建立起平等、多元的全球视野。上述局限表明，仅靠技术修补和范式移植已无法触及算法权力的本质。算法审计需要从关注算法“如何犯错”，转向审视算法“为谁服务”。这正是国际传播视角介入的契机。

二、突破路径：引入国际传播研究视角

既有算法审计研究局限的根源在于理论视角的缺失，即能够识别算法行为的差异，却缺乏对这些差异进行理论建构的能力。这种视野局限源于将平台算法角色简化为一种反映社会偏向的载体，并将算法审计的任务局限为对这种中介过程的测量与揭示。要突破这一范式就必须在理论层面完成视角的转换——从关注算法如何再现社会偏见，转向关注平台算法本身所体现的权力结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能够为算法审计研究补充结构、主体与价值三个维度的研究视角。

（一）现实基础：全球数字平台作为共同研究对象

国际传播研究与算法审计的结合，其现实基础首先源于二者的共同研究对象——Google、YouTube和Twitter等全球数字平台。平台所具有的前沿技术和传播场域的双重性质决定了任何单一维度的研究都是不完整的，因而促使代表技术路径的算法审计研究与代表社会科学路径的国际传播研究之间进行对接与融合是必要的。同时，平台已演变为一个新型的全球权力主体，其算法受到商业因素以及不受保证的公共性的影响。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平台策略的异同，算法审计研究可望突破“中心化”限制，不再将某一国家的算法实践作为评判全球现象的单一标准。国际传播研究与算法审计的结合，不仅是因为研究对象的重合，更在于二者都可通过对平台算法“接口权力”的审视，直指全球数字平台所蕴含的结构性权力问题，从而增加算法审计研究的深度，帮助其克服“表征化”的倾向。

（二）方法赋能：审计技术与传播学研究的结合

算法审计研究为国际传播研究测量平台权力提供了微观、精准的技术实证工具。在以全球数字平台为共同研究对象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与算法审计研究的重要交汇点之一是“精准传播”。这一关注点促使研究者亟需深入探索平台算法内部的信息分发机制，揭示其背后的“接口权力”。而国际传播学和智能传播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均难以穿透算法决策的技术黑箱。相较之下，算法审计提供了进入平台黑箱的重要方法资源。其不仅提升了平台研究的技术可操作性，也为将传统上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国际传播议题，转化为可测量、可验证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三）分析视角：国际传播理论的补充与引导

算法审计本身无法提供超越西方范式的分析视角，如果缺乏有效的理论引导，即便与国际传播研究相结合，其研究仍可能无法跳出西方视角的路径依赖，从而难以摆脱前文所批判的局限。从研究的主体维度看，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非西方的、更侧重国家主体的分析取向，从而使算法审计的分析单元从微观个体延展至主权国家，有助于缓和既有研究过度聚焦社会内部个案的“孤立化”倾向，并促使研究者在“国家-平台”与“国家-国家”的跨国博弈视角下，重新审视针对特定地缘主体的算法双重标准与限制。从价值维度看，中国的国际传播视角可以提供一种强调“主体间性”的知识生产自觉，从而揭示那些被西方视角所忽视的结构性问题。这种以主体间性为导向的价值标尺，为算法审计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视角的参照系。

三、交叉实践：新视角下的研究议程

算法审计不应仅被视为一种解构西方平台局限的批判工具，更应发展为一种具有建设性治理功能的实践方法。它既可服务于对全球信息生态的系统性考察，亦能助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并最终反哺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创新。

（一）审计平台算法对全球信息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算法审计与国际传播研究结合的首要任务，在于将算法审计发展为一种系统性评估方法，用以测量平台算法对全球信息生态的整体影响。首先，算法审计应检验全球信息流动源头是否存在结构性不平等。这包括审计在各类全球性议题中，来自全球北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信源，是否在算法推荐与排序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优势地位；以及全球南方的信源与视角是否被系统性地边缘化，从而检验信息生态的多元参与程度。其次，算法审计应评估算法在塑造全球公共议程中的作用。这涉及检验算法是否倾向于放大更具商业价值或冲突性议题，同时压制其他重要的公共议题，从而导致公共议程的系统性扭曲；此外，还需考察算法是否通过个性化推荐加剧了不同国家公众间的观点隔离与对立，进一步推动观点的极化。最后，算法审计还应关注平台算法对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影响。这包括检验算法是否倾向于不成比例地推广代表主流文化的西方价值观与文化产品，从而导致文化内容的趋同化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

（二）审计服务于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在对全球信息生态形成系统性认识的基础上，算法审计应进一步聚焦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成为推进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其核心任务在于从技术与机制层面识别潜在风险，并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实证支撑。首先，针对信源可见性问题，审计重心不应停留在全球范围内不平等层面，而应注重对我国媒体可见性不足的原因分析。其次，针对算法的地缘政治中立性，审计路径应从单纯的结果监测，深化为溯源其设计逻辑。最后，针对跨文化传播效果，审计方法应引入人机协同视角，以捕捉真实的认知反馈。同时，考虑到单一的虚拟代理测试难以衡量复杂的文化误读，未来的议程应重点引入众包审计与非侵入式用户审计。

（三）审计推动智能传播理论建构

以全球视野与中国关切为导向的算法审计实践，其深远价值在于推动传播理论的创新与重构。首先，算法审计的发现有助于深化对“把关人”理论的理解与更新。平台算法作为“新型把关人”，一方面通过限制左右两翼的言论来维持表面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却在背后实施着保护精英、压制草根的分层治理逻辑。这促使未来理论研究必须重新审视平台算法内部复杂的权力流向与其所蕴含的治理伦理。其次，算法审计也为“数字鸿沟”理论的拓展指明了新方向。智能时代的数字鸿沟已经不限于信息供给端和信息消费端，算法中介机制导致的信息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催生社会不公。与此同时，算法生成的信息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平台治理模式下，其表现形式与社会后果可能具有显著差异。因此，未来的理论发展应突破对单一社会语境的依赖，在更广泛的跨国比较中寻求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四、结 语

本文揭示了既有算法审计研究受限于西方视角范式，存在“孤立化”、“中心化”和“表征化”三重盲区。因此，算法审计不应受限于排查技术漏洞，更应被重塑为揭示全球平台权力结构的研究方法。中国国际传播视角的注入，赋予了算法审计宏观视野，使其能够超越西方的身份政治议题，触及数据主权、地缘政治偏见等全球性命题。算法审计作为一种实证方法，也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穿透平台算法黑箱的技术手段，使许多国际传播命题获得可测量、可验证的实证支撑。

本研究提出融合中国国际传播和算法审计的视角，不仅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更是在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做出贡献。算法审计的引入为中国传播学者提供了一个打开平台黑箱的技术方法，它使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能够用严谨的数据和实验，验证平台权力的真实运作机制。这种用实证方法回答中国问题的研究路径，正是构建具有主体性和解释力的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2期，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算法审计的国际传播视角：框架与研究路径》，此为部分章节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gt_aP39zdhIJVffPtfodg?scene=1&click_id=3。）

【作者简介】

师 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研究员

程柯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