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纵观当代社会发展进程，风险一直在加速改变社会运行的逻辑和规则。风险沟通作为风险治理的重要环节，是降低风险或者避免发生次生风险的重要手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葛明驷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2期撰文认为，伴随着全球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风险沟通的范式也在不断演进。平台化语境下，情感范式在提升风险可见性的同时，也由于情感沟通的偏向，包括底层情感的支配性、道德情感的异化以及情感文化的对立性等，给风险社会治理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对风险沟通中的情感偏向进行治理，必须发挥媒介的转译功能，遵循多元治理主体的媒介化行动逻辑，从回应底层情感需求、调试道德情感实践框架以及畅通情感文化转换机制等三个方面入手，使情感沟通在平台场域中回归理性秩序、重建社会信任体系。
一、引 言
从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至今，风险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变量，风险意识因此成为人们理解和认识当下社会实践的重要视角。虽然风险自古有之，但真正现代性意义上的风险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人成为风险生成的主体，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技术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现实社会耦合成斯宾塞所提出的“超有机体”，平台化、智能化社会来临，不同文化群体的风险认知俨然构成客观存在的社会秩序。
伴随全球各类公共事件的频发，风险正在加速改变社会运行的逻辑和规则，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和运行方式被系统重构，如何对风险进行有效治理成为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其中，风险沟通作为风险治理的重要环节，是制度主义风险框架下实现从技术风险到社会感知风险的基本途径，是降低风险或者避免发生次生风险的重要手段。
二、风险沟通的范式变革：从科技范式、民主范式到情感范式
风险沟通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一定风险情境下为了达成风险共识和相互信任而进行的风险信息交换，保障公众知情权是其基本前提。因此，其既受到风险公众对风险的心理认知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群体对风险的认知不同；也受到民主政治的影响，风险公众在信息沟通中处于何种地位影响其风险感知；更受到信息传播技术和模式的影响，基于大众媒体、社交媒体以及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平台型媒体的风险沟通，自然存在很大范式差异。主体结构不同、互动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沟通效果和风险结果亦不相同。
在大众媒体作为社会主流沟通媒介的语境下，风险沟通的科技范式采用的是一套科学、专业和相对封闭的宣传话语体系，作为多元风险主体之一的用户参与度较低，缺少对话和协商的机制与渠道。但风险沟通如果缺少批判和公众参与，面对复杂风险议题很难形成良好的沟通效果，很难形成公众对风险本身的客观认知，风险的认知偏差几乎无可避免。
伴随全球互联网的崛起，风险沟通的民主范式产生了。此范式也被称为建构主义范式，是以构建稳定的信任关系为宗旨，强调风险管理部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对话。无疑这是对科技范式专门知识垄断和封闭决策结构的一种重构，意味着风险公众主体地位的提升。但是，在现实的风险沟通情境中，受政治、媒体制度和风险情境的影响，民主范式还难以完全取代科技范式，两者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竞争。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技术赋权使得风险知识的生产日益大众化、普及化，公众通过各种渠道与专家、社会团体、记者、风险管理者对话，其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都得到了满足，风险沟通的民主范式日益主流化。更为重要的是，其在提升公众主体性的同时，也有利于重建公共意识，推动政府进行正确的风险决策。
2016年，“后真相”成为《牛津词典》年度关键词，就是用来描述相对于事实真相，情感更能左右舆论走势的情形，情感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门和重要话题。互联网很大程度上带有叙事、审美、设计或乐趣等特征，其不仅是信息机器，还是带有巨大情感力量的叙事机器，具有认知神经科学意义上的“情动效应”，人们能够被吸引和打动，甚至使理性思考让位。在风险事实建构（技术风险）和风险情感交流（感知风险）的双重逻辑下，如果说科技范式和民主范式主要强调基于风险事实进行沟通的话，那么情感范式所倡导的是基于风险情感的沟通，更强调情感交流对于公众感知风险的表征功能。在实践中，合情合理处理公众负面情绪比科学处理风险事实数据更加重要和紧迫，“晓之以理”往往要让位于“动之以情”，情感更能推动事件发展。
三、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沟通的情感偏向：支配、异化与对立
在当前平台化语境下，平台技术、资本以及用户文化的圈层化，常常使得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情感沟通呈现出一定的底层性、狂欢化和对立化等情感偏向，导致情感资源错配，产生不良情感后果，放大了公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可见性，对风险治理提出了严重挑战。本文结合具体案例，总结出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沟通中三种较典型的情感偏向：底层情感的支配性、道德情感的异化以及情感文化的对立化。理解这些情感偏向的表征机制和内在逻辑，有助于建构更为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减少误解和冲突，促进社会协同应对危机。
何为底层情感的支配性？第一，在网络传播场域中，“弱者叙事”具有天然优势，更具传播力和感染力，相较于精英阶层，弱势一方的遭遇更易触发公众的同理心，容易在短时间内占据舆论主导地位，这就是“弱传播”的底层逻辑；第二，平台算法倾向于推送能够产生大流量的观点和内容，强化具有同类观点人群的圈层聚集，进而加剧不同阶层之间的信息茧房与认知割裂；第三，在一些突发公共事件中，由于官方信息发布存在滞后或信息不透明等情况，民间自发的情感表达和事实解读会迅速填补信息空白。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语境下，这里的底层并非全部是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而是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带有很强的底层或边缘自我想象和认同感的网络群体，具有鲜明的互联网技术意识形态特征和草根文化特征，尤其表现为在普通网民中的渗透性或者弥散性特征。他们拥有很强的网络行动力、很高的话语声量，构成了网络舆论场的重要力量，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结构和走势，甚至会破坏现实社会韧性。
何为道德情感的异化？道德情感异化，是指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风险情感的冲击使个体或群体陷入坚持原有道德价值判断标准与突发状况下进行价值标准调适的不确定性之中，道德主体的情感表达偏离了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标准。或者说在一定外在条件作用下，道德规范失去了其基本约束力，进而使得道德情感偏离了其本质功能，演变为一种扭曲或者某种工具化的状态。这里面包括两个核心特征，其一是情感与理性的割裂，失去了理性的约束和纠偏，道德情感可能演变为康德眼中的道德狂热，如“人肉搜索”以及“连坐式”道德审判、街头示威破坏等行为。其二是道德情感的工具化、武器化，受到外在力量的作用，道德情感被异化为某种控制和攻击手段，如谩骂、指责等，呈现出一定的网络“群氓”现象，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道德完美主义、情感绑架、认知僵化等道德情感异化均具有很大的舆论形塑能力，不仅破坏舆论道德和文化的公共性，甚至还会直接影响现实社会安全。
何为情感文化的对立化？情感文化作为一定社会共享的情感实践框架，其本质在于不同文化对情感表达规则、体验方式及调控机制的差异化建构。当下，在风险情境作用下，突发公共事件中群体的情感文化表征呈现出一定的对立化特征，具体原因表现在三个维度。第一，是由风险群体的认知框架引起的。这是指不同主体（如政府、企业、公众）在风险理解、评估和应对过程中因立场、利益或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系统性情感对立。这种情感对立可能加剧风险传播的复杂性，甚至导致危机升级。第二，是由风险群体的文化心理引起的。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个体或者群体由于不同的风险文化心理和集体记忆，即使针对同一风险事件，其情感体验和表达在风险因子的作用下，不仅具有多样性和差异化特征，还常常会出现对立化的情形，这在跨文化风险沟通中尤为突出。第三，是由风险群体情感的媒介化引起的。媒介以中介化的方式改变了公众的认知和情感表达方式，实现了从媒介中的情感到媒介化情感的转变。在此过程中，由于情感倾向和认知偏见，由语言冲突引发的极化的群体性情感表达几乎无可避免。
四、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沟通情感偏向的媒介转译
如果说大众媒介是大众传播时代技术风险的初级定义者，那新媒体时代的平台型媒介则是公众感知风险的终极定义者。平台通过情感化叙事和算法技术实现公众的情感动员，既可能增强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与共情，也可能因过度负面情绪化而带来信息失真或舆论极化，导致社会信任基础被侵蚀、异化，进而生成新的更大社会风险。因此，对情感偏向进行治理，整体上就是对平台中的群体负面情感进行治理，具体包括两个对象或者说两个过程。第一，是针对个体负面情感表达的治理。第二，是针对群体负面情感联结的治理。
对平台中作为情感媒介化结果的情感偏向进行治理必须要回到媒介上来，即以公共理性为目标，以风险社会的负面情感表达和联结作为治理对象，构建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发挥媒介在其中的转译功能。风险沟通中的情感偏向治理要以媒介化逻辑为主导，通过媒介的互动与传播，征召、动员异质化行动者参与，将松散个体联结为治理网络，提升共同体的行动力，积极构建基于民主、对话和协商的风险情感治理文化，以全面提升治理效能。
底层群体的风险处境是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重要变量，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如何消除对立化、他者化思维，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积极回应、满足底层群体的利益、信息以及情感需求，是降低负面情感支配性的关键问题，亦是媒介转译的主要任务。媒介转译可以通过二重实践降低其支配性：一是通过事实转译，及时、准确传递风险信息；二是通过框架转译，引导公众从“情绪对抗”转向“理性参与”。
情感文化具有很强的社会心理学基础，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情感文化。在当前个体化社会叠加风险社会语境下，突发公共事件带来个体化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会放大这种群体差异，甚至出现对立化的情形。因此，畅通情感文化转换机制非常重要。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应承担多重重要角色和功能，其既是风险信息的权威发布者、公众风险认知框架的提供者，也是社会风险的初级定义者和社会情绪的调解器。发挥公信力和情感连接性，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加大地方性、本土化情感文化生产，增强风险公众的情感认同，是主流媒体展开媒介化行动的根本遵循。之于商业平台，则要通过技术伦理、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算法规制等方法，科学利用自身权力，将用户多样化情感表达转化为情感治理的协同力量，重建情感社会共同体。
总之，当前社会的风险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针对情感的治理。由于情感的社会性，情感问题不再是私人问题，而是具有很大公共性的问题，情感治理已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崭新维度和重要内容。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2期，原标题为《平台化语境下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沟通的情感偏向：表征、逻辑与转译》。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Z2g31gmN-9HY32OGv3HHg。
【作者简介】
葛明驷，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