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讯 “今天你水逆吗？”这是社交网络上年轻人心照不宣的问候。当我们在星盘运势中寻找当代生活的注脚时，很难想象，这份遐思与“吐槽”曾在千年前的宋朝文人间同样风靡。近日，南京大学副教授侯印国在南京图书馆的讲座中，通过爬梳典籍与文物，揭示了一段被遗忘的“星座热”历史。

“星座文化东渐的起点，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早。早在三国时期，十二星座已传入中国。”侯印国介绍说，1978年，广西贵港出土了一面三国时期的“佛像夔凤镜”，镜背上的螃蟹与罐子图案，正是黄道十二宫中的“巨蟹座与宝瓶座”。这面铜镜将星座图像传入中国的实物证据，有力地追溯至公元三世纪的三国时期。

侯印国指出，十二星座的完整名称最早见于隋代高僧那连提耶舍翻译的佛经《大方等大集经》，其中已出现“磨竭之神”（摩羯）、“天鱼之神”（双鱼）等译名。

到了唐代，星座知识与占星术进一步传播。唐人不空翻译的《文殊菩萨宿曜经》中，明确记载了星座十二宫名称与占卜方法。这种星象文化在唐宋时期，与当时盛行的“炽盛光佛”信仰紧密结合。炽盛光佛被视为能震慑诸星、消灾解厄的本尊。一幅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刻本佛经的扉页版画中，中心是炽盛光佛说法，周围环绕的十二个圆圈内，清晰地绘有从白羊到双鱼的十二星座图像。

到了宋代，十二星座彻底走入市井生活。经侯印国考证，宋代的星座排序和名称与现代已基本一致，如双鱼称“天鱼”，摩羯称“磨竭”。宋人不仅用其占卜个人时运，甚至将其引入军事领域。北宋官修兵书《武经总要》中，就记载了根据星宫运行“推步占验，行之军中”的方法，例如“后六日入巨蟹宫，其神小吉”。

在文人墨客的圈子里，谈论星座更是一种风尚。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对“摩羯座”的集体“吐槽”。最典型的便是大文豪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苏轼写道：“退之（韩愈）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苏轼发现，他与唐代的韩愈都是摩羯座（身宫/命宫），并将二人生平屡遭贬谪、多受毁谤的命运，戏谑地归因于这个“倒霉”的星座。苏轼甚至调侃同是摩羯座的好友马梦得，说“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意思是马梦得的命理比他还要坎坷。“古人将抽象的天象与具体个人境遇相联系，寻求理解和慰藉的普遍心理，与今天并没什么区别。”侯印国说。

此外，星座文化在中国还经历了深刻的本土化融合。侯印国说，宋代，道教从佛教中吸纳了十二星座的概念，将其奉为“十二宫尊神”，如“天秤宫尊神”“天蝎宫尊神”等，纳入自己的神祇体系。至此，源自西方的十二星座，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完成了从“佛教传入”到“民间流行”再到“道教吸纳”的融合。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周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