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这片兼得江河湖海之利的土地，自古便是中外文明交汇的前沿与内部文化融合的枢纽。其“开放包容”的特质，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深植于千年的历史实践与人文积淀之中。本期“人文江苏”系列访谈，记者对话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华涛，从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宏大视角，深入解读江苏文化中“开放包容”特质的历史根基、独特表现及其对今日江苏发展的启示。

历史锚点：

从《大明混一图》到郑和远航，看江苏的“新视野”

记者：华教授，您长期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如果为江苏的“开放包容”特质寻找关键的历史锚点，您会如何选择？这些历史锚点如何具体而微地体现了江苏文化不仅善于“引进来”，更勇于“走出去”的开放气度？

华涛：江苏的开放包容首先体现在一系列主动走向世界、推动文明互鉴的伟大实践上。其中，鉴真东渡和郑和下西洋是两个尤为光辉的例证。

众所周知，鉴真东渡始于扬州。唐代扬州是当时最具国际色彩的港口城市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鉴真大师以垂暮之年，十年间六次东渡。他带去的不仅是佛教律宗精义，更有盛唐时期成熟的建筑、雕塑、医药、书法等文化成果。这次以江苏扬州为起点的文化输出，不是强加于人，而是应需而往、以诚相待，体现了江苏基于文化自信而进行的无私传播与交流，这是深层次的、富有奉献精神的开放。

唐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南移，这是一个以江南为核心，辐射整个东南地区的进程。经济文化的发达，推动了海外交流，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国际交往频繁，世界知识空前积累，让中国人具有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视野”。

我这里举一个体现江苏甚至整个中国的“新视野”特质的文本：《大明混一图》。这是明代初年在南京绘制的一幅气势恢宏的世界地图（长3.86米，宽4.75米），地图上记录的地名和绘出的世界的大致轮廓，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在世界知识上的空前进步。过去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全世界在地图上最早绘制出非洲倒三角形状的，是1402年在朝鲜绘制的《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但实际上《大明混一图》比它早。地图中很多地名是基于蒙古-元朝（甚至更早时期）传入中国的波斯-阿拉伯知识，甚至是欧洲的知识，这些知识又被中国人吸收、创新，标注在《大明混一图》上。在南京绘制出的《大明混一图》，将亚、欧、非洲大陆纳入前所未有的全球空间认知的“新视野”，可以视为在江苏产生的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包容”特质典范。

正是具有了这样的知识和“新视野”，明朝初年才有郑和下西洋那样的人类航海创举和空前的世界文明交流。郑和下西洋，起锚太仓刘家港，所到之处，并非殖民掠夺，而是“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通过赏赐、贸易和平等外交，传递友好信号，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与《大明混一图》所展现的包容性世界认知一脉相承，是将知识视野转化为和平外交行动的典范，展现了江苏作为国家航海事业核心基地所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宏大格局。

无论是《大明混一图》所展现的融合四方知识的全球空间认知，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都表明江苏这片土地早已将“胸怀天下”融入血脉，形成了主动链接世界、参与全球文明交流的内生传统。

开放为用：

从启蒙思想到实业兴邦，看江苏的“经世”担当

记者：江苏历史上的开放和江苏知识分子的“新视野”有关，这不是简单地“观察世界”，而是从“家国”视角出发，用江南发达的经济文化服务国家和民族。这种“家国”视角和情怀是如何展现的？

华涛：​ 江苏的“开放包容”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始终与“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紧密相连。这种精神在近代中国面临内外挑战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是以魏源、张謇为代表的一批江苏先贤，开创了“睁眼看世界”与“实业救国”的实践路径。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是近代中国开放思想的启蒙，更体现了江苏学人将世界知识转化为强国方略的自觉。他所倡导的“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正是这种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张謇在南通兴办大生纱厂，并系统地创建教育、文化、公益和城市现代化设施，其目标远超个人财富积累，而是旨在构建一个区域现代化的“模范”，探索救国图强的可行道路。他所践行的“父实业、母教育”，深刻体现了江苏知识精英将开放视野用于服务社会发展的担当。

近代工商业在江苏较早发轫，展现了江苏将技术开放与国家自强相结合的务实精神。1865年，清政府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后为金陵兵工厂），这是中国近代早期机械化工业的重要代表。这一举措本身就是在“师夷长技”思想影响下，为巩固国防而采取的实质性开放与创新。

此外，江苏学人如钱大昕、洪钧等，也在学术层面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关怀。江苏吴县的洪钧，是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状元，1887年至1890年奉命出任驻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荷兰四国钦差大臣。他是西北舆地之学的一员，原本喜习蒙古—元朝历史，在欧洲期间了解到西人对蒙古—元朝历史的研究，不仅使用汉文史料，还大量引用了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他因此借助译员的翻译，编纂了《元史译文证补》。这本书使中国学者，特别是边疆—民族研究者和中亚-西域研究者的眼界大开，前所未有的域外史料展现在人们面前。他开创的“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成为中国蒙古—元朝历史研究和中亚-西域历史研究的新潮流，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树立了新的学术标准，这就是用多语言、多民族、多文化的视角和方法，将中国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舞台上来研究。洪钧的实践表明，真正的开放不仅是“看到”世界，更是要勇敢地运用异质文明的视角来反观和重构自身的历史。这是一种求真务实、兼容并蓄的学术自信。这也是今天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此，江苏的“开放包容”始终贯穿着深沉的家国责任——开放是为了自强，包容是为了创新。这种精神特质，使得江苏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多次扮演开拓者角色，为探索民族复兴道路贡献了独特的江苏智慧。

内外兼修：

从内部多元一体到当代“和而不同”，看江苏的包容智慧

记者：您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谈江苏的“开放包容”，不仅指向国际，也指向其内部。江苏作为南北交汇之地，历史上是如何整合不同文化板块，并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混居，从而形成一种内部文化多元一体、共生共荣的局面的？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能够为今天江苏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怎样独特的人文支撑？

华涛：江苏文化本身就是南北交融、中西交汇的产物，吴文化、金陵文化、淮扬文化、楚汉文化在此交融共生。历史上，众多非汉民族精英主动融入并贡献于江南文化，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生动局面。这种深入社会肌理的包容性，使得江苏在今天能够更自然地推进深层次的人文交流，并营造出让海内外人才近悦远来的社会生态，这为江苏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枢纽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与民意基础。

历史上，江南的经济文化角色，对中国边疆民族也有很强大的吸引力。元末著名诗人、书法家泰不华（1304—1352，蒙古伯牙兀台氏），至治元年（1321年）状元及第，官至礼部尚书。曾在集庆路（今南京一带）任职，参与编修《辽史》《金史》《宋史》。他的诗文收录于《顾北集》，风格清丽，融合北方豪迈与江南婉约，与江南文人杨维桢等交游密切。另一位蒙古族文人聂古柏（活跃于14世纪）曾任镇江路总管，长期居留江苏。工诗，作品多描写江南风物，如《金山寺》《焦山》等，展现了对江南文化的认同与热爱。色目文人萨都剌（1272—1355，祖籍西域），曾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晚年寓居金陵（今南京）。足迹遍及扬州、苏州等地。他是元代诗词巨擘，作品深具江南风情，如《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等，融合塞北雄浑与江南哀婉。此外，色目文人马祖常（1279—1338，汪古部色目人）、迺贤（1309—1368）等都对汉文化十分精通，有众多作品传世。江南文化对这些非汉民族文人的吸引力非常明显，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江苏和江南的角色。

这种开放包容的历史传统，正持续滋养着当代江苏的实践。例如去年火爆出圈的“苏超”，就是开放包容精神的生动体现。这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江苏十三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融入赛事之中。赛事也展现出强大的外部吸引力，不仅吸引了国内多省的关注与互动，还迎来了众多国际球迷和海外媒体的报道，成为文明互鉴的新平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赛事包容各类参与主体，例如常州主场出现了草根赞助商与知名品牌并肩而立的场景，这被舆论解读为城市契约精神和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这表明，江苏的“开放包容”特质已从历史积淀转化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与文化交流智慧，为营造更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的发展环境提供了当代样板。

因此，“开放包容”之于江苏，不仅是历史的荣光，更是现实的优势、未来的钥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弘扬这一精神特质，必将为今天江苏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营造更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的发展环境，提供无比深厚且独特的人文支撑。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