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安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汪润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12期撰文，以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桂林航空版为研究对象，尝试引入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构建“技术性空间-网络化空间-动员性空间”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认为，桂林航空版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复杂政治地理中进行空间生产与权力争夺的体现。通过剖析“航空纸型”技术所构建的跨区域流转空间及其蕴含的政治博弈，揭示了媒介不仅是信息载体，更是能动的空间生产力量。桂林航空版的运作逻辑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战时宣传的历史智慧与空间生产维度的独特创新。
一、引 言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获准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央级机关报，承担着传播党的主张、动员民众抗战、争取舆论主导权的重要使命。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4月筹建广州分馆。广州分馆发展迅速，日发行量一度超过4000份，成为中国共产党南方宣传网络的重要支点。然而，随着日军于1938年10月攻陷广州，广州分馆被迫停办，部分工作人员撤至桂林。在重庆总馆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下，自同年12月起，正式以“航空版”形式在桂林翻印发行《新华日报》。
所谓“航空版”，是指由总馆在本地制作好纸型，通过固定航线空运至外地，再由当地机构浇铸铅版、印刷发行的一种特殊办报模式。这一模式具有显著优势：其一，纸型轻便易携，相较整捆报纸运输，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其二，航空投递时效性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实现本埠与外埠同日见报。
但是，由于国民党垄断了行政、军事与交通等资源，还通过《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构建起一套新闻审查体系，使《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利用航空纸型的便捷优势，以航空版的方式进行灵活办报成为我党应对的重要手段。
资料显示，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先后在重庆、广州、桂林、西安、成都等地翻印过航空版。其中，桂林航空版以运营时间长、韧性强而最具代表性与研究价值。
二、综述与视角
关于《新华日报》桂林航空版的研究，学界已有相当积累。如黎远明、张鸿慰等学者从史实角度记述了其设立背景、领导关系、发行方式、发行斗争史等；
郑炳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分析了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界力量方面的作用；尹力、梁颖涛则从媒体功能的角度，探讨了其对广西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作用，以及对新桂系方面采取的“既斗争又团结”的灵活策略。这类研究开始触及媒介的空间塑造功能（如构建文化领导权），但多从文本和策略层面进行分析，对支撑这些功能实现的物质性网络空间及其运作机制分析不足。另外，从桂林航空版的影响与社会效应研究上看，既往研究对于信息如何通过特定的空间路径与网络节点渗透至不同群体，并激发其参与实践的动态空间过程，缺乏机制性的深入剖析。
本文拟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桂林航空版置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的辩证结构中加以审视，旨在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腹地如何以报刊为媒介展开一场兼具策略性、物质性与象征性的空间政治实践。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这一核心概念认为，社会空间的本质是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空间生产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列斐伏尔将空间生产解析为三个相互辩证关联的维度：一是空间实践，二是空间的表征，三是表征的空间。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空间生产的完整过程，即社会关系通过空间实践得以体现和延续、通过空间表征得以规划和管控、通过表征空间得以挑战和重构的过程。桂林航空版的发行与斗争，正是在这三个空间维度上同时展开——通过具体的空间实践（纸型流转、秘密印刷），对抗和规避支配性的空间表征（国民党的新闻审查制度），最终目的在于生产和扩大革命性的表征空间（华南地区的抗日进步舆论场域）。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核心问题：第一，桂林航空版所依赖的“航空纸型”技术，如何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在特定的政治交通环境下，构建了一个跨越统治壁垒的“技术性流转空间”，其中有着怎样的运作逻辑与政治博弈？第二，以桂林分馆为核心的传播网络，如何作为一个网络化空间被构建起来？其节点、线路与运作机制如何体现了“空间韧性”，并实现了对国统区主流空间秩序的渗透与协商？第三，桂林航空版如何通过其内容策略与组织协同，在华南地区有效地生产出一个“动员性空间”，从而在信息、组织与社会文化层面实现区域动员，这一空间生产过程的独特性与有效性何在？
三、技术性空间：航空纸型流转的空间实践
《新华日报》桂林航空版的生存与发展，首先依赖于“航空纸型”的跨区域流转与本地化生产。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政治与经济重心迅速向西南转移。日军对华中、华东地区的持续进攻与交通线封锁，使传统的南北、东西向陆路与水路运输严重受阻。在此背景下，地处广西东北部的桂林因其连接华南、华中与西南的独特位置，一跃成为大后方的重要交通枢纽，人员、物资与信息流动的关键中转站。
桂林的政治生态也有其独特性。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长期与国民党中央（蒋介石集团）存在权力博弈。尽管坚持“防共”立场，但为制衡蒋介石中央集权，新桂系对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合法文化活动采取了“有限默许”的态度。1938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新桂系甚至允许其公开开展统战工作，为《新华日报》在桂林工作的展开提供了政治缓冲。
《新华日报》纸型的生成与传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组织性与策略性，纸型的流转运输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实践智慧：《新华日报》重庆总馆负责制作报纸纸型，并通过航空渠道寄往桂林。其航寄周期为“每逢周四、周六”或“每五天一次”。这种周期性航寄构建了相对稳定的信息供应链，既保障了桂林读者能够较为及时地获取党中央与抗战前线的最新信息，也便于桂林分馆预先调配接收人力、规划后续印刷工作，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建立起一种局部的秩序。为躲避国民党对纸型的查扣，重庆总馆采取了一系列保密与反制策略，如采用疏通检查环节、使用代号或伪装品名等方式降低风险。这种将关键信息载体“伪装”为普通物品的思路，也贯穿于《新华日报》桂林航空版应对封锁的各个环节。纸型抵达桂林机场后，由《新华日报》桂林分馆人员负责接收。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查扣行动，分馆工作人员需要具备识别特务、暗示读者、隐蔽传递的能力，成功地实现了信息的跨区域流转。
纸型安全抵达桂林，仅完成了信息传递的上半程。将其承载的符号内容转化为成千上万份实体报纸，需要一个本地化的物质生产过程。这一过程依赖于一个政治上可靠、技术上可行的印刷合作网络，该网络实质性地构成了桂林本地的一个隐蔽生产空间。桂林航空版的翻印并非由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独立完成，而是依赖本地具有进步背景的印刷厂。史料中所记主要为“桂林科学印刷厂”和“三户印刷厂”，它们多具有进步背景，或由进步人士投资创办。这些印刷厂是网络化生产空间中的关键物质节点，它们的选择基于共同的政治倾向和信任关系，形成了一个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它们的存在和运作，使得国民党当局试图通过打压桂林分馆本身来扼杀报纸的企图难以完全奏效。
战时物资供应紧张，纸张、油墨等印刷原料的获取是维持生产的物质基础。桂林航空版的纸张由报社自行供给。这暗示分馆必须主动构建一个秘密或半公开的物资筹措空间，而这一点又恰有赖于战时桂林作为西南文化重镇的空间属性。抗战时期，桂林城内书店、出版社林立，图书报刊空前繁荣，印刷业尤为发达。由此，桂林分馆可以隐蔽地利用桂林作为“文化城”的本地优势，从本地土纸厂采购相对廉价的土纸，或通过进步文化机构（如“文化供应社”）等渠道调配油墨等物资。维持这条物资供应链，需要与本地工商业界、运输业者建立广泛联系，这本身就是在国统区经济空间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空间渗透与网络构建。
桂林航空版的技术性空间实践始终面临着持续的压力与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战争环境的直接影响。日军的空袭不仅对桂林的城市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也直接威胁到航空运输线的安全与印刷生产的稳定。空袭警报可能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延误，直接影响纸型的接收；轰炸也可能损毁印刷厂的设备、厂房或库存的纸张，造成生产中断。二是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打压。国民党内政部与中央宣传部多次以“未独立申请登记”为由，勒令停止设立分馆与航空版翻印活动。这种行政命令与特务行动导致翻印工作屡遭干扰与破坏，形成了“印印停停，停停印印”的拉锯状态。此外，战时条件下，电力不足，印刷设备可能因缺乏零部件而面临老化、维修的困难；物资供应时断时续，价格波动剧烈，这些均构成了生产过程中具体而微的技术性与经济性困境。
四、网络化空间：立体传播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桂林分馆设在桂西路上，每日门市部公开零售当日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接待前来订阅的读者，俨然一个普通的文化机构。此处既是公开的营业场所，从事报纸的零售、订阅，也承担着秘密联络任务。工作人员在此接待特殊读者，传递党内信息，甚至掩护过往的革命同志。此处还是《群众》杂志及马列主义著作的发行点，书架上陈列的《共产党宣言》《列宁选集》等书籍，使其成为进步青年汲取思想养分的重要场所。这个空间因此具有了双重性：在国民党的法律秩序内，它合法经营；在其内部的文化政治实践中，它又在解构和挑战这一秩序。它成为一个强大的象征符号，其公开存在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坚持斗争、传播真理的空间宣言。每天前来购报、阅读的进步青年、文化人士和地下党员，在这个空间里获得了别处无法获取的精神食粮，形成了特定的社会交往与认同空间。
在组织上，桂林分馆隶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并与中共广西省工委保持紧密联系。它不仅是报纸的发行机构，更是党的信息中转站和情报触角，负责接收来自重庆总馆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指令、文件以及纸型，也利用其发行网络收集桂林及华南地区的政治动态、社会舆情等信息，整理后反馈给上级组织。在通讯极为不便且风险极高的环境下，广西地方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华日报》来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在资源调配上，桂林分馆还负责报纸的销售款项，协调纸张、油墨等印刷物资的采购与分配，并管理着一支由公开工作人员和秘密交通员组成的发行队伍。这种资源的集中管理和统一调配，确保了在资源匮乏的战时环境下，有限的物资和人力能够优先保障核心任务的执行。分馆由此成为一个后勤枢纽，为其所维系的整个传播网络提供能量补给，是网络得以持续运作的物质基础空间。
为了将报纸安全、高效地送达不同层次的读者手中，并适应严酷的政治环境，桂林航空版采用了公开、半公开、秘密三种发行方式。这三种方式构成了三条并行的传播路径，它们相互交织、补充，共同织就了一张细密而坚韧的传播网络。
五、动员性空间：区域动员的空间生产机制
在信息即权力的战时环境中，桂林航空版的首要功能是打破国民党的信息垄断，为民众提供真相，营造有利于抗战和团结的舆论氛围。其信息动员，实质上是争夺舆论空间主导权的过程。
《新华日报》充分重视桂林作为战时文化重镇的地位，重庆总馆有意识地采集新闻材料，编写“桂林通讯”，设立《桂讯一束》《桂林点滴》等地方栏目，密切关注广西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动态。这些也都成为桂林分馆可资利用的素材。对于身处后方的桂林民众而言，这些来自前线的、详实且能鼓舞士气的报道，使他们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强化了同仇敌忾的集体情感。报纸在此构建了一个跨越前-后方地理界限的“共同体验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的情感与抗战进程同步共振，增强了对坚持抗战的认同。
除了报道战事新闻，桂林分馆也重视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利用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揭露真相与生产政治抗争空间，及时地在群众中扩散党的讯息。
对于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其外围力量而言，桂林航空版还是维系组织存在、进行思想教育、发展新生力量的重要工具。它在组织层面构建了一个党内信息流通空间。如同一座“空中桥梁”，将党中央的声音、对时局的分析和政策解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分散在广西各地的党小组，成为地下党员和基层组织判断形势、明确任务、统一思想的重要依据，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因秘密状态而造成的组织空间断裂，为在物理空间分散的党员构建了一个共享的信息与精神空间。
在党外，桂林航空版以其鲜明的立场、进步的思想和清新的文风，对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它为青年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理解社会的窗户，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官方宣传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坐标系。许多广西青年通过阅读该报“走上红色革命道路”。报纸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报道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新气象以及揭露国统区的黑暗面，成功地开展了思想启蒙工作。
在社会与文化动员方面，桂林航空版积极参与和推动广泛的社会救亡运动与文化抗战，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桂林航空版通过信息、组织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动员，在华南国统区成功地生产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动员性空间”。这个空间既存在于街头巷尾的贴报栏前，也渗透于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学习中；既根植于进步青年的精神世界，也活跃于文化界的舆论场域。它是一个被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和实践所深刻塑造的表征的空间，覆盖、渗透并部分改变了国统区原有的社会空间结构，为党的生存、发展乃至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社会与舆论基础。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2期，原标题为《战时宣传的“空间韧性”：〈新华日报〉桂林航空版的能动实践与区域动员》。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8uc4GHO7N-_MBOm3MGuXg。
作者简介：
汪润，安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