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晨、万旭琪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11期撰文认为，全球新闻业危机下，新闻权威面临被消解的风险，元新闻话语成为业界再塑权威的重要手段。他们的研究聚焦中国情境下的一类特殊行动者——前传统媒体人，在话语制度主义视角下考察其塑造新闻权威的言说机制及观念结构。通过对6个微信公众号的元新闻话语编码分析发现，前传统媒体人主要通过批评、反思、解释、保护和纪念5类话语言说新闻业，并通过“对内修补”与“对外宣导”的居间言说机制塑造新闻权威。研究进而提出了新闻“游侠”概念，以辩证把握该群体在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独特身份与实践逻辑。研究不仅拓展了新闻权威的理论意涵——从职业管辖权的制度性维度延伸至新闻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性维度，也为理解中国新闻生态的复杂图景提供了新视窗。
在技术与经济的冲击下，全球新闻业遭遇转型危机，以职业社群为中心的传统新闻业，变革为以多元行动者网络为行业实践主体的数字新闻业。本研究聚焦一类特殊行动者——前传统媒体人。他们曾是传统媒体职业社群的一员，离职后转型自媒体继续活跃于数字新闻场域。可以说，他们是一类介于职业社群和新行动者之间的“居间”行动者：一方面通过“爆料”式随机新闻行动同职业社群竞争受众注意力，挑战后者的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又开展行业经验评议、媒介素养启蒙等话语行动，试图修复职业社群的社会评价危机，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新闻业的文化根基。
前传统媒体人并非新闻权威单向度的破坏者，而是呈现出破坏和塑造的双向可能性。本研究将这些离职后继续参与新闻实践、言说新闻业的前传统媒体人概念化为新闻“游侠”，以辩证揭示该群体在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独特身份与实践逻辑。本研究运用话语制度主义理论框架，分析并回答以下3个问题：其一，在转型和危机语境下，前传统媒体人如何言说新闻业并塑造新闻权威？其二，如何从观念维度理解其言说背后的意涵？其三，透过话语和观念，我们如何理解前传统媒体人在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身份特性与实践逻辑？
二、研究方法
在数据采集环节，研究构建2013―2024年的历时性语料库，运用自动筛选和手动筛选相结合的混合方法进行文本处理：首先在在6个微信公众号中以“新闻、传播、舆论、记者、媒体”为关键词对元新闻话语文本自动筛选；随后再由研究者对1224篇原创内容逐一阅读，手动筛选标记出涉及元新闻话语的篇目；最后结合自动筛选与手动筛选的两组数据库，经过比对、清洗和补充，从4位前传统媒体人的原创内容中筛选出167篇有效文本，构成分析语料库。
为提取前传统媒体人元新闻话语的主题特征，本研究参考扎根理论编码，运用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的三级编码法对上述167篇文本进行分类编码，最终提炼出31个具有典型性的概念范畴。根据不同初始范畴在概念层次上的关联与逻辑进行分类，归纳出14个主范畴。最后，在主范畴基础上进行选择性编码，共挖掘出5个核心范畴。（此处略去列表2）
对前传统媒体人的元新闻话语进行三级编码后，所得的5类核心范畴可概括为批评话语、反思话语、解释话语、保护话语和纪念话语。
三、塑造新闻权威的居间言说机制
受库恩“范式”概念的启发，传播学者Reese提出范式修补理论。该理论将新闻业长期遵循的核心观念认定为范式，认为当新闻权威受到挑战时，行业更倾向于通过修补而非彻底改变既有范式来获取合法性。Reese列举了3类范式修补路径：一是剥离新闻工作与记者自身对新闻业有威胁性的价值观；二是边缘化具有威胁性的记者与事件；三是重申新闻专业理念，预防有威胁性的价值观扭曲新闻。
从5类元新闻话语来看，前传统媒体人面向职业社群主要运用了两类范式修补路径。一是通过批评言说，分别将明显有悖于新闻专业的行业现象、违背职业伦理的新闻人，化解为同新闻业其他部分无关的“孤立异常行为”和“越轨者”。二是通过反思言说向职业社群不断重申新闻专业理念，预防失范行为的发生。
（二）对外宣导：面向新闻受众的合法化沟通
如果说“对内修补”是前传统媒体人面向内部职业社群围绕新闻范式的协商过程，那么“对外宣导”则是该群体向受众合法化论证协商所得新闻观念的沟通过程。前传统媒体人广泛运用解释、保护、纪念3种言说方式与受众沟通，以期引导受众理解新闻业，进而化解新闻权威的外部挑战：其一，通过解释话语澄清行业外部对新闻业的普遍误解；其二，通过保护话语主动建构新闻业的社会意义；其三，通过纪念话语凝聚广泛的职业认同。
这类居间言说实践揭示出塑造新闻权威的一种补充性路径：通过“对内修补”与“对外宣导”，前传统媒体人在职业理念与公众认知之间承担了部分转译与沟通功能。前传统媒体人的元新闻话语均为对公众公开的文本，面向内部的修补话语，也能引导受众建立对新闻业的良性认知与尊重理解；面向外部的宣导话语，同样能激发和鼓舞新闻业内部职业社群的职业内驱力与自我效能感。
四、言说实践中的新闻观念与身份建构
话语维度的分析虽然为我们呈现了前传统媒体人塑造新闻权威的言说机制，但难以解释新闻权威的言中之“意”，即他们为何要如此言说？基于话语制度主义对观念的分类，本研究提出新闻观念的3层结构：
前传统媒体人言说实践所秉持的新闻专业理念，根源于一种价值理性的“侠义”文化观。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专业价值和“侠义”两类观念外，自媒体的商业属性也促使市场逻辑深深嵌入在前传统媒体人言说实践的观念结构之中，并形成观念张力。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侠义”也可能只是一种具有商业意图的话语宣称。
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认识前传统媒体人在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独特性及其实践逻辑呢？回到学界的讨论，国内外研究对职业社群之外的行动者给予了多种命名。英文学界中广泛运用的概念有：闯入者、外围行动者、新闻业中间人。本土研究中，杨保军提出“脱媒主体”概念，用以指示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群体组织自建的媒体，强调行动者的“组织性”。
然而，上述概念都无法充分揭示前传统媒体人在数字新闻场域中的独特意义。其一，从行动纲领来看，上述概念存在职业社群“专业”、其他行动者“业余”的内外预设；其二，从身份属性来看，这些概念隐含职业社群“先在”、其他行动者“后来”的新旧预设。但转型自媒体的前传统媒体人属于“离职但不退场”，显然难以被称为“后来者”。其三，从位置关系来看，既有指称暗含职业社群“中心”、其他行动者“外围”的静态预设。事实上，前传统媒体人频繁成为数字新闻场域的中心节点，并非被职业社群排除在外的静态“外围者”。基于此，本研究将这类离职后仍活跃于数字新闻场域的前传统媒体人概念化为新闻“游侠”。
在行动纲领上，前传统媒体人游走于专业价值、市场逻辑、“侠义”文化等多重观念之间，其行动纲领并非静止的信条，而是在三重逻辑中动态游移的结果。在身份属性上，前传统媒体人呈现出高度的游动性，其角色游移于“正统”与“非正统”之间，社会角色还涉及机构雇员、内容创业者、网红、企业公关等；其行动游走于微信、微博等不同社交平台之间，身份建构也要适应并利用不同平台的算法逻辑和流量规则。在位置关系上，前传统媒体人同职业社群之间存在“竞与合”的关系，在竞争受众注意力的同时，前者也以输送新闻线索的形式与后者展开合作。这种在竞争与合作间的灵活游走，也是他们维持自身信息获取优势与合法性的重要生存策略。
五、结论与讨论
数字技术变革浪潮下，各类新兴行动者持续参与到新闻权威的建构与协商之中。本研究在中国场景下聚焦一类特殊行动者——他们转型自媒体后仍通过对内修补和对外宣导的居间言说实践，“守望”着新闻业的数字化变迁。更确切地说，他们将内化的职业习惯和专业技能，在新的传播模式下进行了适应性转化。应该说明的是，前传统媒体人的言说实践并不能构成对职业社群权威的取代或超越，而是作为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之一，参与到这场持续的权威协商过程之中。
本研究跳出普遍的内部视角转向职业社群之外的行动者，也丰富和拓展了“新闻权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研究发现，前传统媒体人言说实践塑造的权威，其内涵并非职业社群的信用背书，而是新闻本身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公共价值，前传统媒体人看重的是新闻产品本身是否符合新闻生产的专业性要求与社会公共价值的追求。
此外，本研究提出并理论化了新闻“游侠”这一本土化概念，用以把握前传统媒体人群体在数字新闻场域内的独特性与实践逻辑。该概念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游侠”的原型，从身份属性、行动纲领和位置关系三个维度提出了系统的分析框架，突破了“职业社群-自媒体”二元对立的传统研究框架，将研究视野拓展至新闻业转型过程中长期被遮蔽的中间地带。
同时，新闻“游侠”概念表明，媒体人的转型远非简单的职业流动，而是一种在新闻场域边缘重构权力关系的实践。该概念也从侧面揭示出，中国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绝非线性的“新旧替代”，而是一种“新旧交织”的渐进迭代演变。更重要的是，也呈现了理解“新闻权威”概念内涵新意的可能性——从“机构的权威”转向“新闻产品公共价值的权威”。因此，新闻“游侠”不仅是一个辩证的分析概念，也为理解数字时代媒体人的职业韧性与新闻权威的内涵变迁提供了理论参照。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1期，原标题为《新闻“游侠”：前传统媒体人的新闻守望与居间言说》。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qhN-A6VZYpom0RHaf4yCA。
作者简介：
张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万旭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