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讯 12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文物史料捐赠仪式。日军信件、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照片、南京保卫战牺牲军医档案、日军“花见部队”相册、英法文刊物等13件（套）文物史料对外公布。

这些文物史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反击，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不可辩驳的支撑，彰显了海内外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良知的坚定立场。

泛黄的纸张、冷血的文字、血腥的场景，现场展示的两封日军信件以加害者的视角直观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其中一封由日本友人捐赠，是侵华日军国崎支队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士兵村田芳夫于1938年1月8日写给父亲村田龟太郎的4页家信。“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信中，村田芳夫以灭绝人性的轻松口吻记述了日军占领南京后屠杀中国俘虏的事实。经专家考证，村田芳夫的家庭住址和信件收件人地址与1978年日本发行的《福山联队史》收录的战死者名簿一致，其于1938年4月16日在中国战死。村田芳夫所属的“国崎支队”原隶属于日军第五师团，占领南京后在江浦、浦口、江心洲等地实施了大屠杀。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认为该信件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份加害者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记述日军屠杀和处理尸体罪行的铁证。

另一封信件由徐州高中生于聍鹏捐赠，是一名叫“山川”的日军中尉于1937年12月18日寄给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信件，正面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信中写道：“……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请告诉正人君，我发现了最贵的麻将，我将作为特产送给他。”经考证，此“山川”为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山川仪仁，其军阶为中尉。该大队于1937年12月12日从镇江出发，沿长江南岸一路攻占乌龙山炮台，驻扎在南京幕府山附近。

“南京大屠杀历史是我们国家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强调‘以史为鉴’，可如果没有实物证据，历史就容易被别人篡改、抹杀。在日本，一些右翼分子总想否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征集和我们捐赠的这些文物史料就是铁证，能让谎言不攻自破。”于聍鹏此次还带来了一本日军“花见部队”相册，里面收录了44张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

家国情怀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扎根于心、付诸于行的责任担当。自2004年起，美籍华人鲁照宁持续在海外搜寻南京大屠杀文物史料，迄今已达2300余件（套）。此次，他捐赠了一批英、法文刊物，以第三方视角为日军暴行提供了有力佐证。

其中，1937年12月8日法国《卓越报》介绍了南京沦陷前夕的人口问题，反映南京沦陷时人口规模仍然很大，“尚有百万居民”。这与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东京审判时的证词呼应。东京审判期间，战犯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南京被占领时的人口问题，威尔逊做出“人口锐减到不到50万”的陈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张生说：“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南京人口数量问题否认南京大屠杀，说当时南京人口不足30万，不可能屠杀30万。这份报纸是对日本右翼势力错误言论的有力回击。”

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脚下倒着一个中国士兵，日军的轰炸机俯冲呼啸，下面是万里长城和硝烟弥漫的华北地图。南京人张舞阳捐赠了一枚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后由日本国家造币局制造的纪念币。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军曾下令销毁这类具有自供状性质的罪证，因此在民间留存的并不多，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此外，来自河南的党小举、党彪父子捐赠了8张真实定格日军占领南京前后情景的珍贵历史照片，包括1937年12月14日、15日被日军炮火破坏的南京中华门、南京城墙、长干桥等标志性建筑，直观印证了日本侵略对南京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以及战争给平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军医麦子莊之子麦迪尧捐赠了反映父亲牺牲情况的三份珍贵档案，不仅还原了一位殉国军医的忠勇生平，更成为南京保卫战历史的重要佐证。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张庆捐赠了曾外祖父许传音生前使用的印章。许传音曾加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放自己的住宅作为难民避难所，还陪同约翰・马吉拍摄了夏淑琴一家受害现场影像。

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汪家芳捐赠了他创作的中国画《铭记》。画作以厚重笔墨勾勒，融入纪念馆和平女神像、标志碑等核心意象和“遇难者300000”等文字。他说：“过去从未真正逝去，它甚至从未真正过去。把数字永远镌刻在民族记忆的碑石上，那些消失的生命便获得了永恒的重量。”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朱娜/文 万程鹏/图

视频 高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