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大展是今年国内文博界最受关注的展览之一。该大展分为“一脉文渊”“百年传承”“万千气象”三个单元，通过200件（套）珍贵文物文献，展现故宫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和建设成果。多件重要展品来自江苏，或与江苏的文化名人有着密切关系。

东晋书法家王珣的《伯远帖》是本次展览中的“明星展品”，也是故宫博物院极其珍贵的藏品。清代时，乾隆皇帝对《伯远帖》爱不释手，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中秋帖》藏在“三希堂”中。难能可贵的是，王珣的《伯远帖》是“三希”中唯一的法书真迹，其他两件均为摹本。目前存世的晋代名人法书仅有两件，一件是《伯远帖》，另一件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论起来，王羲之、王献之、王珣三人都来自东晋琅琊王氏，也都长期在东晋首都建康（南京）生活。“三希”因而都与江苏有密切的渊源。

王珣是东晋名臣王导之孙、中领军王洽之子，当过尚书令、卫将军，文武双全。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是当时主要的门阀士族。王珣娶了谢安弟弟谢万的女儿为妻，他的弟弟王珉也娶了谢安的女儿。虽说和谢安沾亲带故，但谢安却很不喜欢王珣。谢安处心积虑想把王珣赶出南京，让他到外地去当官。王珣不愿意离开京城，写了一份信给自己在浙江台州做官的堂兄王穆（字伯远），在信中抒发郁闷心情，这就是著名《伯远帖》。

《伯远帖》纵25.1厘米，横17.2厘米，共有47字：“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大意是说：王珣问候兄弟伯远，称赞其才华与德行，感慨自己因体弱多病而未能实现优游之志。王珣追忆其往昔和兄弟的相聚时光，感觉就像在昨天一样，叹息如今远隔山水却难以再见。

《伯远帖》以行书为主，笔法灵动洒脱，结构疏朗自然，体现了东晋“尚韵”的审美取向。王珣用笔中侧锋并用，线条圆劲流畅，章法错落有致。曾收藏《伯远帖》的明代书法家董其昌评价说：“王珣书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伯远帖》在北宋时入宣和内府，清代归入清宫，清末流散民间。1951年，国家以重金购回，入藏故宫博物院。

在有着“吴中第一名胜”之称的苏州虎丘，就有王珣和他的弟弟王珉留下的文化遗迹。早在先秦时期，虎丘就已是姑苏胜迹。东晋时，王氏兄弟各自在山中营建别墅，后来他们双双舍宅为虎丘山寺，分东、西二刹，成为虎丘云岩禅寺的前身。

“百年守护”大展上还有一件草书作品——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的《诸上座草书卷》，这件国宝与王珣《伯远帖》都被列入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中。

《诸上座草书卷》是黄庭坚为友人李任道所书，内容来自五代时金陵文益禅师的《语录》，创作于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0）。《诸上座草书卷》是我国书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狂草作品之一，展现了黄庭坚晚年草书的巅峰造诣。黄庭坚笔势纵横开阖，点画连绵中见节奏，字形奇崛险绝而不失法度，通篇疏密跌宕，字形大小错落，行气贯通如江河流泻。

文益禅师更广为人知的是成语“解铃还须系铃人”。宋代惠洪《林间集》、明代翟汝稷《指月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在清凉寺内，文益禅师突然问大家：“有只老虎脖子上挂着一只金铃铛，谁能解下来？”和尚们面面相觑，无人回答。此时，一个名叫泰钦的小和尚答道：“谁把金铃系到老虎脖子上去的，谁就能解下来啊！”文益很赞赏泰钦的回答，大家也对他刮目相看。泰钦后来成为法眼宗第二代传人，被尊称为“法灯禅师”。

在绘画方面，此次展出的明代画家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也极为珍贵。众所周知，《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常熟籍画家、名列“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最经典的作品，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后人誉为“画中之兰亭”。黄公望从构思、动笔到绘制完成《富春山居图》，大约用了七年时间。如今，《富春山居图》被一分为二，大段部分被称为《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小部分尚留一山一水一丘一壑，经过细心装裱，被后人称为《剩山图》。这两部分分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

明代苏州画家沈周是吴门画派创始人，名列“明四家”之首。他中年时师法黄公望，他仿《富春山居图》的画作，正是表达对这位同乡画家的致敬。

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描绘富春江景色，图中坡岗起伏，景物疏朗，布局开合有度，用笔方圆兼顾，既有黄公望原作形神又融入自身笔墨特色，突出富春江两岸的盎然春意。《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曾历经王时敏、宋荦、徐世昌等名人递藏，1996年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