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025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1个月后，拉斯洛作品中文译者、著名旅匈翻译家余泽民从匈牙利飞回国内，携最新译介的拉斯洛作品《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做客南京方所书店，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但汉松，《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资深出版人袁楠也来到现场。如何走近这位“难读”的新科诺奖得主？他和译者之间的友谊如何发生？拉斯洛身后，群峰耸峙般的东欧作家群呈现怎样的面貌？
但汉松笑言，每年10月上旬都是出版业的“有奖竞猜”时刻。幸运的余泽民，其“处女译”就是拉斯洛的名篇《茹兹的陷阱》。忆起旅匈的契机，余泽民感到很偶然：“我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看过很多东欧电影。我本科学医，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去匈牙利只是因为不要签证，买了一张火车票就上路了。”
1993年4月，余泽民与拉斯洛相识，只认识几个匈牙利单词的他用蹩脚的英语与拉斯洛交谈，著名诗人李白成为这段跨文明友谊的催化剂。
作为李白的“迷弟”，拉斯洛兴致勃勃地向他谈起1991年的中国之行，请他朗读匈牙利语版的李白诗歌。读哪首呢？他说读一首“喝酒”的，余泽民为难道“范围太大”。“有一首是一个男人写给另一个男人、表达依依不舍的。”余泽民一下子明白是《赠汪伦》。拉斯洛非常喜欢这首诗，因为李白所处的时代适逢欧洲中世纪，“而这首诗比魏尔伦写给兰波的诗歌更现代”。
因李白而结交，两人友情迅速升温。拉斯洛邀余泽民住在他的家中，余泽民给他做饭，拉斯洛带着他结交当地朋友，介绍说“这是我最好的中国朋友”。他很希望余泽民能陪他再去一趟中国——1991年的中国之行是以记者身份去的，路线和采访对象均被安排好，他特别希望以普通人的身份，感受一个真实的文明古国。
于是1998年，在一笔基金的资助下，拉斯洛和余泽民沿着李白生前的轨迹“寻路中国”。在北京期间，他们住在余泽民母亲家，朝夕相处的一个月中，医学背景出身的余泽民对拉斯洛的创作产生好奇，回到匈牙利后阅读他的中国行纪，学习他如何处理素材、表达态度。为了学习匈语，他一边翻字典一边翻译拉斯洛的作品，这就有了“处女译”《茹兹的陷阱》。
除了“中国迷”的身份，要走近拉斯洛须以更大的景深看到匈牙利在欧洲版图中的特殊位置。但汉松介绍，匈牙利地处的中欧是各种宗教力量角力的地带，正教、天主教、犹太教神秘主义、萨满教错综复杂，成为“文化熔炉”。匈牙利虽是人口不足千万的小国，文化却很有特色，孕育了凯尔泰斯·伊姆莱和拉斯洛两名诺奖作家。
《世界文学》原主编、“蓝色东欧”系列丛书主编高兴补充道，匈牙利从地理概念上属于“中欧”，人们习惯用的“东欧”是与西欧相对的意识形态概念范畴，表示“另一个欧洲”。在凯尔泰斯、拉斯洛两座诺奖高峰外，匈牙利更有文学“天团”，其成员还包括纳道什·彼得、马洛伊·山多尔、艾斯特哈兹·彼得和女作家萨博·玛格达等杰出作家，他尤其推荐艾斯特哈兹·彼得的《一个女人》，“这些作家一开始就把自己纳入更大的文学传统，在多种文化、多种营养构成的迷人的混合中形成一种混血气质。”
景凯旋长期关注关注东欧文学翻译研究，在他看来，东欧文学的重要特色就是“永远对人类的命运感到不安”。一如卡夫卡，他把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描写升华为形而上的寓言式的对世界的思考；凯尔泰斯则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奥斯维辛题材书写者之一（还有意大利作家莱维《被拯救与被淹没的》），诺奖授奖词认为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的痛苦经历进行了深入的刻画”。从拉斯洛的作品中，景凯旋辨认出果戈里、麦尔维尔、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众作家的影响，尤其是《撒旦探戈》中对破败村庄的描写，令他联想到陀氏《死屋手记》，“是否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是衡量大作家的标准”。
2017年，拉斯洛首个中译本作品《撒旦探戈》由译林社出版，译者正是余泽民。序言中余泽民介绍，“貌似发展的人类永远不会吸取任何的经验教训，一次次微弱希望的萌发，总以落入陷阱结束”。
“拉斯洛作品中那种不寒而栗的当下性，是写给时代的一份警世恒言。”但汉松说，“他示范了歌德推崇的‘世界文学’的应有形态，在他作品中能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主题和‘神圣的愚人’形象，可见匈牙利国家虽然小，但是绝不狭隘。”
当然，拉斯洛的语言风格“劝退”了不少读者，难怪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将其称为“复杂文学”的典范。余泽民也在翻译中吃了不少苦头，他形容拉斯洛的句式“像俄罗斯套娃和挂了很多火车头的列车”，经常需要辨认哪句话是谁说的，某个代词究竟指称的是谁，然后在汉语中寻找“等价物”。有一张他年轻时在深夜一边抱着孩子哄睡、一边埋头苦译的照片，照见了文化“青鸟”的艰辛不易。
这么难读的作品，普通读者还要不要读，以及怎么阅读？
但汉松解释，其实由于余泽民的“挡枪”、主动降解难度，目前的中译本可读性不差，不过在注意力萎靡的短视频时代，进入这样的文本同样需要胆识、自我调整以及珍贵的信任——信任作者和译者，也信任自己花费的时间，当他花了数个小时欣赏拉斯洛和导演塔尔·贝拉合作的冗长电影时，他发现那些缓慢的长镜头中确有内容的流淌。高兴则给出另一种读法，就是关注细节，“纳博科夫说‘神圣的细节’，在他看来，细节优于整体。每个细节都散发意义，深厚的意味从字里行间溢出。”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副总经理袁楠是当年引进拉斯洛的主要推动者。她介绍，译林社以外国文学为立社之本，始终追踪世界文学的前沿和高度，并争取从原文翻译优秀作品，多年来啃下了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品钦《万有引力之虹》、赫尔曼·布洛赫《维吉尔之死》等“硬骨头”，也成就了一批“看家作品”，“拉斯洛作品叙事复杂、隐喻深刻，把现实上升到诗意奇幻的高度，呈现出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考，怪不得苏童老师说，拉斯洛是他近年来读到的最喜欢的诺奖作家。”
而回到这次分享会的主题“人类究竟在进步，还是被困于轮回”，对这一看似黑暗绝望的拉斯洛创作母题，余泽民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另一位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创作，可以作为理解拉斯洛的镜像。
“和很多集中营经历者后来选择自杀不同，凯尔泰斯书写集中营的苦难，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活下来。他不是为了控诉而去控诉，他透过集中营来进入对人类历史的观察，提出‘大屠杀是一种人类文化’的真知灼见。但在他最有名的小说结尾处，他说当他被从集中营里解放出来，回到了家乡、环顾他熟悉的小广场时，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他感到‘幸福正在某个角落窥伺着我’，‘如果有人让我讲一讲集中营里的苦难，我会告诉他们在烟囱林立的焚尸炉旁转瞬即逝的幸福快乐’——拉斯洛同样如此。他希望我们思考，而非绝望。”余泽民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