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高山冰、硕士研究生梁民达在《传媒观察》2025年第10期撰文，通过内容维度、物质维度等方面，分析了县级融媒体的生产传播、社会治理等功能。媒介逻辑嵌入基层治理体系，一方面可以调和基层治理的运动性，导向非强制的治理方式、追求长期系统的治理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增益基层治理的连接性，拓展参与渠道、强化主体联系，推动基层治理形成协同治理范式。

在媒体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媒介已不仅是社会治理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更是治理体系现代化共谋共建的参与者。县级融媒体作为连接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既是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主张的重要平台，也是创新治理方式的有力抓手，更是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关键环节。

目前，探索县级融媒体与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再造和范式变迁的“媒介化治理”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思辨层面，缺少对县级融媒体建设运行实践的观照，也就难以促成善治理念与媒介实践的联结对话。本文希望采取一种更加贴近经验现象的研究取向，尝试以社会建构主义的媒介化理论为指引，探索县级融媒体介入基层治理体系可以成就的治理模式再造和治理范式变迁，同时回答县级融媒体“何为”与基层社会治理“何往”的媒介化治理命题。

一、研究设计

根据2020―2023年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力建设年会发布的榜单，本文选取了两次上榜的6家县级融媒体为研究案例：江西省分宜县融媒体中心、浙江省长兴县融媒体中心、浙江省安吉县融媒体中心、湖南省浏阳市融媒体中心、江苏省邳州市融媒体中心、海南省琼海市融媒体中心。考虑到这些案例均在南方省份，本研究综合在学界和业界讨论中受到较多关注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模式，将“顺义模式”“玉门样本”“项城模式”和“贺兰经验”所代表的北京市顺义区融媒体中心、甘肃省玉门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项城市融媒体中心、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融媒体中心四个北方县级融媒体中心纳入研究案例，形成10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组成的研究案例库。

笔者利用Python爬虫技术获取了上述1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截至2023年7月15日），形成了一个10000篇微信公众号推文组成的语料库。利用Python中文分词库“jieba”对语料库进行预处理，最终得到29个主题及其所包含的关键词。同时，收集县级融媒体APP内部或其在应用市场的自我功能介绍，并对这些介绍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建构出县级融媒体APP的功能版图。

二、符号建构：县级融媒体内容维度的治理模式

借助Python的gensim库中的LdaModel工具，对从研究案例微信公众号中爬取到的10000篇文本进行LDA建模，得到29个主题及其所包括的20个关键词以及县级融媒体内容的LDA主题关系图。（此处略去关系图）

以LDA模型“主题-关键词”和“文档-主题”列表为线索，笔者返回原始文本，通过人工解读，在原有的模型基础上合并相近主题后，编码得到26个主题。（此处略去主题分布表）

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生产发布的实用资讯占内容的半壁江山（51.02%），在内容维度上意在建构县域社会的“本地事实”。一方面，位列县级融媒体内容高频词前三的“街道”“社区”“小区”都是相对微观的空间概念，范围也大多集中在“本地”。 另一方面，实用资讯类内容倾向于用具体的数字信息、政策条文展现事物的客观情况，呈现出较强的事实属性。这揭示了县级融媒体在内容维度参与社会世界建构的路径之一，就是通过生产和传播与县域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实信息建构“本地事实”。

本地事实不仅为县域居民提供了权威可靠的信息来源，让县域居民及时了解本地事实的最新变动，满足了县域居民对本地信息的需求，同时也为县域居民安排自己生活提供了重要参考，建构起用户对本地事实变动的认识，从而实现了调控社会行动的治理效应。

相比于实用资讯，公众生活、政府工作和本地发展内容信息维度更加丰富多样，不仅传递事物的客观状态，而且更加细致地呈现了县域空间中的人物和事件，并对其意义和价值加以阐释。这类内容占县级融媒体内容的42.67%，实际上是从文化、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呈现县域共同体的运作和发展，建构县域“公共生活”。在此过程中，县级融媒体放大了县域公共生活的可见性，实现促进参与和认同的“展演式治理”。

此外，直接体现价值示范引导作用的模范榜样类内容占到6.31%。基层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面临着“文化空心”的困境，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层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县级融媒体发布的模范榜样类内容，正是以敬业奉献的乡邻、守望相助的事迹等为载体，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和事，为县域居民提供价值示范，从而实现引导式治理。

三、交往建构：县级融媒体物质维度的治理模式

围绕县级融媒体APP形成互型的交往实践，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各种具体的“功能”。正是因为县级融媒体APP提供了这些功能，用户才得以实现特定的交往实践。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APP具有网络问政、问政于民、群众监督、投诉维权、媒体监督、综合政务服务等22类功能，这些功能支撑起网络问政、举报监督、政务服务、便民服务、本地生活五大媒介实践。

如网络问政实践，在功能设置上，提供了诸如“问政邳州”等综合性网络问政渠道。通过问政类功能，县域居民可以与本地有关部门建立对话沟通，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举报监督的媒介实践则通过群众监督、投诉维权和媒体监督三类功能实现。这些功能为民众提供了举报监督的渠道，降低了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门槛。

县级融媒体APP平台管理者分为官方管理员和社区自治者两类。官方管理员是指县级融媒体的工作人员，他们负责平台的管理维护，设置本地生活类功能中的交流主题，传达转办问政类功能中的网友声音。其次是社区自治者，这类行动者担当本地生活类功能的“版主”角色，他们被赋予“监控舆情”“收集优质帖”“积极发帖”的职责。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县级融媒体APP为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安排力量，作为基础设施的县级融媒体将“本地”置于技术性的秩序之中。具体来说，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类功能意在建构“用户”的人媒关系，可以实现便利居民生活的服务式治理；举报监督类功能意在建构“守望”的人地关系，可以实现赋能群众监督的参与式治理；本地生活类功能意在建构“相助”的人际关系，可以实现倡导互惠合作的互助式治理；网络问政类功能意在建构“对话”的政民关系，可以实现畅通政民联系的对话式治理。

四、柔性与协同：县级融媒体推动基层治理范式变迁

随着社会媒介化趋势的深化，媒介逻辑已成为政治制度及寻求政治影响力的行业与利益团体必须适应的关键要素。县级融媒体在基层县域的扎根及其逐步介入基层治理体系，促使媒介逻辑深刻嵌入并影响治理逻辑与政治逻辑，成为基层治理主体遵循的重要制度逻辑之一，进而驱动基层治理范式向柔性治理与协同治理转型。

在基层社会，运动式治理可以将常规机制切换到高速运行，产生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如果不注意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间的平衡，也容易产生过度动员等问题。县级融媒体带来的媒介逻辑可以调和基层治理的运动性，改变运动式治理短期性、局部性的弊端。这体现在以下两点：

1.人民至上：“人民至上”催生出非强制的治理方式。其中，参与式治理为群众监督赋能；互助式治理倡导县域居民间的互惠合作；对话式治理加强了政府和民众间的联系。

2.潜移默化：媒介逻辑追求长期系统的治理效果。无论是符号世界还是交往模式的建构，都有赖于受众的长期接受和用户的长期使用才可能实现。它有助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从强力的短期局部治理向柔性的长期系统治理偏移。

五、结 语

在县域媒介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进程中，县级融媒体承担着向基层治理体系注入数字媒介逻辑，催化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使命。本研究以县级融媒体的社会建构实践为蓝图，是对其参与媒介化治理的探索性研究。诚然，县级融媒体要真正实现基层治理模式再造和治理范式变迁，还面临许多困境。其中的关键在于，要进一步提高县级融媒体对县域居民的影响力。因此，提高县级融媒体内容生产能力和县级融媒体APP的用户黏性，实现影响力的升级，是其参与社会建构、实现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前提。后续研究可以聚焦于县级融媒体参与媒介化治理的微观机制，发现县级融媒体参与媒介化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评估测量其参与媒介化治理的实际效果。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0期，原标题为《从“身居于此”到“连接于此”：县级融媒体的社会建构与基层治理范式变迁》。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PjNTXpM1fur3FmwBHFRHg。

作者简介：

高山冰，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民达，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