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世纪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东亚地区多元文明产生碰撞、交融与互鉴的重要阶段。为推动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国际化视野与跨学科对话，10月17日至20日，“3-6世纪东亚文明交流互鉴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2025年年会”在南京举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160多位学者汇聚在六朝古都建康城（南京），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地区多元文明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技术传播、族群迁徙等领域的互动与互鉴，深入探讨这一历史阶段对东亚文明共同体形成的深远影响。
本次会议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南京师范大学六朝历史文化研究所、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共同承办。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指出，3-6世纪是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东亚正处于从混乱到整合的转变。探究这一时期的文明交流互鉴，为理解古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切入点，对于研究南北朝之后的隋唐时期中外文明交往也具有基础性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高表示，此次会议在南京举办具有特殊意义。南京是六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国都，是3-6世纪华夏文明的重心所在，更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从东吴的舟楫通海到南朝的文化鼎盛，南京见证了文明交流互鉴的艰辛历程，成为东亚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和见证者。
1998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曾在南京举办过一次年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深情回忆起27年前在西康宾馆举办的那次年会。他表示，时隔近30年，再次在南京举办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吸引来更多的中、日、韩、越青年学者，彰显了六朝古都的魅力，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后继有人，学术成果斐然。
会议主旨演讲环节，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知名学者分别作了精彩分享。
日本相爱大学教授中村圭尔作了题为《孙吴与倭人的交往》的演讲，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锋担任翻译。中村圭尔教授以日本出土的有东吴年号的铜镜为线索，探讨了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与日本列岛的交往。他指出，学界比较熟悉曹魏政权与倭人的交往，这在正史中记载也较多。但他注意到，1894年和1933年，日本山梨县和兵库县先后出土过两面铜镜，铭文中有孙权使用的“赤乌”年号（238-251）。这两面铜镜显然制作于地处江南的吴国，以通过何种方式流入日本还无法考证，但可以推测，孙吴政权与日本列岛很可能存在交往。以孙吴航海技术来看，有条件沿朝鲜半岛南岸抵达九州北岸。孙权本人对日本列岛的情况也不陌生，很可能考虑过与倭国进行交往。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云翱深入剖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包括西晋末年中原人口的“衣冠南渡”，拓跋鲜卑民族从北方草原地带先后南下平城（大同）、洛阳，中原人口移居河西走廊，以及辽东移民、北朝粟特移民等。作为考古学家，他结合考古发现剖析移民文化。他指出，移民群体在到达新家园时，不得不面对移民到达区旧有的土著文化。西晋灭亡后，北方世家大族移民到江南后，就试图将原有文化与土著文化相融合，这体现在东晋宫殿建筑和贵族墓葬中。比如，早在西晋时期，女性头冠饰品“步摇”被礼制化。东晋建立后，移民建康（南京）的上层贵族女性继续保留这种“洛阳时尚”。在南京发现的一批东晋上层贵族墓中就多有“步摇”出土，如南京大学北园大墓、南京汽轮机厂大墓、南京富贵山2号墓等东晋帝陵中，皆有精美的“步摇”被发现。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林氏美容，分享的主题是越南中南部的古国——林邑。她指出，越南中部狭长沿海地带，是连接大陆和海洋地区的天然桥梁，也位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影响的交汇处，本地史前居民创造了以瓮棺葬、彩绘陶器、铁器和海上贸易为特征的“沙莹文化”。自公元初年开始，在秋盆河、茶曲河等流域逐渐形成多个小国，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史料中记录的林邑政治实体。林氏美容教授结合中国文献与当地考古材料，从三个主题探讨林邑国家形态：国家形成的基础及其与区域内其他政治实体的互动；反映其经济结构、宗教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的考古证据；中国、印度对林邑权力性质与政治结构演变的影响，揭示了越南中部早期权力体系在东南亚转型期的形成与变迁。
主旨演讲阶段，南开大学教授张荣强也作了题为《中国古代抑商的实质与市籍制的终结》的分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晋文作了题为《也谈临泽晋简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分享。
在专题讨论环节，160多位中外学者分为“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考古发现与物质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与思想流变”“民族融合与礼俗演进”四组，分别介绍各自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碰撞出学术火花。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