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在安徽芜湖汤家沟附近的江面上，新四军七师皖江贸易总局局长蔡辉和汪伪“军粮筹委会”所属“总力社芜湖分社”社长汪子东在一艘军舰上秘密会面，一番激辩后达成“不平等约定”：
我方以大米、烟叶、山货交换日伪的布匹、盐、糖、五金电器、医药品等，其中特别约定，日伪的货物里要有30%的军用物资。
更神奇的这并不是一锤子买卖，随后汪子东和日军总后勤部（代号“登”部队）驻芜湖顾问楠木重椿与新四军七师达成“长期不平等约定”：日伪每批货物里都要有30%军火如炸药、雷管、机枪等，30%的管制物资如钢材、机床等。
这就相当于日伪卖军火给新四军抗日！连编剧都不敢这么编的剧情是怎么真实发生的？
一
新四军七师1941年5月创建皖中抗日根据地时，兵力不足2000人，根据di1面积不到4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62万，是新四军七个师中成立最晚、力量较弱的一个师。但自1942年秋，解决新四军军部军费困难的希望却被寄托在七师，理由很简单，其他几个师更困难：
一师在苏中、二师在淮南、三师在苏北、四师在淮北，均是日伪重点“扫荡区”；五师地处大别山区，条件最艰苦；六师及浙东纵队在苏南，被严密封锁和“清乡”，而七师坚持隐蔽发展，小仗不断，大仗很少，具备休养生息的条件。
但日伪怎么会放过七师，皖中根据地离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和汪伪政权“首都”南京很近，是日伪的心腹之患，因此1942年下半年对皖中根据的“扫荡”采取了“三光”政策，七师面临着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经济困难的险境。
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七师开始了经济战的绝地反击！
七师政委曾希圣调集经济人才，成立了皖中行署货管总局（后更名为皖江贸易管理总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最绝的有两项：一是调重兵实行粮食垄断经营，切断日伪粮源；二是在无为县的长江边建立“汤家沟自由贸易区”，招商引资发展贸易。
打粮食战，可谓打蛇打在了七寸上。皖中根据地邻近芜湖，而芜湖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新四军搞粮食垄断，导致南京、上海粮价暴涨，这波操作直接对日伪“卡脖子”。开放汤家沟商埠则盘活了整盘棋，由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皖江地区成为长三角地区和大后方重庆、国统区西安做生意的必经之路，汤家沟则是皖江的闸门。总局在此成立“集成号商行”，由总局局长蔡辉化名张光华担任总经理，统管战略物资；再由“集成号”吸收民间资本，成立“裕民号”“正大号”专营民间贸易。以粮食贸易为突破口，小小汤家沟南北商贾蜂拥而至，短短两三个月米行、盐行、五金行、百货行、钱庄等纷纷开张，几华里长的集市云集了两三百家商铺，白天集市人头攒动，夜晚码头灯火辉煌，被誉为“小上海”。
从贸易入手，七师开始打破敌伪封锁。盐当时是根据地的必需品，也是敌伪严格禁运的战略物资。皖中根据地搞贸易管制、盐业公营，导致控制运盐船的江苏驻芜湖的船业老大杨大炎的生意一落千丈，他恰好是蔡辉在沙洲县（即今张家港市）工作时的重点统战对象，双方一拍即合，盐粮交易络绎不绝。杨大炎还从上海巨商周云海那里“拉来大单”，让皖中根据地以高出市价30%的粮价，和周交换棉布和食盐，周云海在芜湖的办事处成为中共在芜湖最大的地下交通联络站，掩护大批来往于大江南北的我方人员，传递了大量情报，运送了大批经从上海运往苏北的日用、军工物资和机械设备，成为从无意外的“黄金线”。
二
1944年1月，在皖江行署主任吕惠生和副主任张凯帆的部署下，无为长江边的黄丝滩大江堤（即今惠生堤）工程开工建设，5月竣工。这是抗战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项目，全长13华里的大堤修好后，无为、巢县、含山等8县400万亩农田和300万人民免遭水患。
能兴建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自然离不开经济基础。这项从1941年就让皖江根据地领导朝思暮想的惠民工程能实施，很重要的财源之一，就来自本文开头的汪子东和楠木。
1943年夏秋，日军部署向华中沿海城市增兵，筹粮任务就交给了汪精卫伪政府。当时江南是城市密集区，没有余粮，苏中、皖中等产稻区多为我方根据地，汪伪和日军都把目光投向了汤家沟对岸的芜湖，任务就落在汪精卫的心腹汪子东和日本人楠木头上。前面说过，根据地对粮食垄断经营，汪几次高价私购、私运粮食均被查扣，日军几次“扫荡”也收效甚微，眼看着江南商人和根据地做生意发了财，自己却可能到期完不成任务被军法处置，汪子东对蔡辉通过杨大炎等人送来的邀约动了心。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从此新四军的“钉子”深深钉进了日伪军内部，他们不仅送来军火换粮食，使敌人的经济封锁形同虚设，还提供情报，使日军下乡“扫荡”扑空，有一回敌人“扫荡”时汤家沟大量粮食来不及转移，就贴上汪子东“总力社芜湖分社”的标签，敌人竟然信以为真，没有抢掠。
这还只是七师经济战的冰山一角，七师挣钱挣到什么程度？新四军供给部副部长叶进明回忆：“我们收集到的法币和伪币，数量之大，要用麻袋、车装，用轮船、汽车运……有了这种关系（指楠木、汪子东），我们用敌伪的轮船、汽车，堂而皇之运到南京、芜湖，进出敌伪的金融机关，购买我们需要的军用物资，甚至连军部需要而又难以弄到手的日元、美钞等外币，也可以从这里取得。”
比段子更像段子的事还在后面。1944年，上海商人盛慕莱、朱玉龙等花重金租下了“日本海军联欢社”名下的房产设立了“中华物产公司”，总经理盛慕莱的办公室与伪海军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盛慕莱等人每天前呼后拥、轿车进出，迎来送往的皆为上海工商巨子，让叶树初十分羡慕。在盛、朱二人的拉拢下，叶树初很快与他们称兄道弟，并把驻沪的伪海军部日本顾问吉冈介绍给他们。
盛慕莱等人正是经蔡辉授意，下了一盘让我们今天都难以想象的大棋。他们以合伙做生意为由，让叶树初发了点财，随后让叶入股，条件是提供一条千吨级伪海军军舰，为“中华物产”跑长江运输。后来在叶和吉冈的默许下，“中华物产”假借伪海军办事处名义，打通缉私、海关、兵工厂的关系，为新四军采购了大量军用物资、机器设备。汪伪海军军舰在长江沿线航行不受关卡检查，一路通行无阻，抵达无为时在江心停泊，船上伪海军人员一律不得上岸，由皖江贸易总局组织人力于夜间装卸货物。
统战到让日伪为自己走私，就问你一句新四军牛不牛？
三
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芜湖日军派代表过江来到无为，表示愿意向七师投降，然而冈村宁次不同意，命令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于是楠木和日军驻芜湖的吉村队长商定，偷偷运送给新四军100多吨军火。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楠木多次押送船只往返于芜湖和无为之间，给新四军送来军火和大量服装。后来，他随七师北撤淮阴，加入了日本人“反战联盟”。
日军不能投降就送军火，这是真正的心悦诚服，七师的经济战真是玩到了极致。
据曾担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在日记中的不完全统计，1942年底至1945年春的两年多时间，七师支持军部及通过军部转交新四军五师的现款，约达5300万元法币（按当时价，折黄金26.5万两），其中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的一年间，上交现款高达4400万元。
这4400万元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标准，可供20个甲级师一年的军费，七师因此成了新四军的“钱袋子”，在帮助兄弟部队时慷慨解囊。1944年，在大别山艰苦奋战的新四军第五师暨豫鄂边区遭遇经济困难，一年有4个月的财政缺口，师长李先念不得不向上级求援。1944年底和1945年初，皖中根据地两次支援总额相当于豫鄂边区全年财政收入的款项。为此，李先念终生感谢曾希圣。
1945年10月，七师奉命北撤，贸易总局的硬通货太多，因此将全库所存的黄金和银元登记后放进马甲，分发给排以上干部及警卫队员穿上，到目的地后再上缴。
从北撤至1947年春新四军正式撤编和1948年大成公司（七师北撤后在淮阴设立）撤销为止，七师师部和华东局国区部曾分三次移交工厂设备、黄金、资金及在国统区银行存款。据负责清账移交的孙冶方、薛暮桥、张凯帆、沈君常等人回忆，总资产应在1亿元以上，折合50万两黄金。
这在中国革命史乃至二战史上绝无仅有，堪称战时经济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