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0年，希腊与波斯于马拉松鏖战。希腊士兵斐迪庇第斯受命从雅典跑去斯巴达求援，斯巴达人应承月后出兵。士兵带答复跑回雅典后又跑40公里把消息传至马拉松。雅典击退波斯。指挥官令斐迪庇第斯跑回传讯。士兵刚到雅典，吐出句“胜利了”便倒地而亡。

数字技术发展，让“媒介转向”成为人文社科不少学科的热门话题。“立足媒介”“从媒介出发”“媒介本体”“媒介考古”等概念给文化研究、文学艺术、技术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引入了新的刺激，搅动“思潮”涌动。媒介俨然成了解释世界的“阿基米德支点”。当大家围着“媒介”用话语“临行密密缝”时，媒介究竟在哪里？

上面马拉松比赛缘起的故事，用隐喻透露出媒介的所在，多少指明了“寻找媒介”的方向。借此思量“媒介在哪里”或能为媒介学澄清逻辑起点，为媒介分析提供方法论的启发，更有利于打破大众媒介思维惯性给媒介研究遗留的执念，开辟新的研究空间。

首先，媒介只在具体的讯息传输过程中才成为媒介。斐迪庇第斯在不同城市传递信息奔波中才成为“信使”。作为“信使”发挥的作用必在马拉松战役力量角逐、军队辎重调动、情报传递以及城邦宗教、文化和历史场景中才看得清楚。由此可知“媒介”不等于静态不动、抽象“腾空”的技术物。技术唯有在西蒙栋描述的“具体化”过程中才成为媒介。探究媒介作用需依靠在具体历史、经济、文化、技术和社会场景中，探查讯息在差异性间传递反馈、重构意义的草蛇灰线。一旦脱离具体传递过程，媒介即消失无踪。这就好比一位士兵从未像斐迪庇第斯般带了传讯的使命，在城邦间辗转，定不能仅因他在军队等级结构里顶了“信使”名头便认定他是信使。是不是“媒介”（信使），不在事（人）物本身，不在命名，而在其实际所处的“中间”位置。位置变动，媒介地位亦随之变化。同理，研究中有意给经验对象贴个“媒介”的名头，就以为自然带了媒介视角或得了理论加持，无异于刻舟求剑。

其次，“胜利了”讯息一旦传达，信使即倒地而亡。“信使之死”戏剧化地昭示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功能正常、不受干扰的媒介多半会退居后台，沉入注意之下，以令其所传信息（审美或交往）更为清晰。媒介的“自我回撤”和透明性同时也成就了“侵入性”：强大的媒介不只让个人无视媒介，更投入自身。数字基础设施所谓“底层”结构就同时指向媒介“回撤”和稳定“结构”力量间的张力。媒介“回撤”令研究者唯有从“落叶满空山”这种具象的关联转变中觅得“隐者”行迹。擅写富贵气象者只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却全不把金玉满堂直白说将出来。技术功能失常的瞬间，有意的干扰，艺术打破日常结构的“实验”，都能作为方法，逼迫媒介显露行迹。

最后，媒介勾连调节而不吞噬差异。信使通风报信，改变战局，却不得以强力吞并他者。信使作为“第三者”的角色提示应往大量差异化个人、图像、商品、技术聚集碰撞，不断创新的所在去“寻找媒介”。任何消除物质、思想和审美差异，用一“吞噬”多的过程都削弱媒介力量，驱逐“信使”。数智时代更紧要的是“信使”穿梭跑动还会自动创造新的区分——所谓“生成”。于是，经验中妙趣横生、新现象层出不穷的情景，自然更体现媒介运作。“差异性”碰撞生成的变化，成了“寻找媒介”的风向标。

德布雷讨论媒介时，曾反用过中国“智者以指指月，愚者看指不看月”的话，提出应作“愚人”，把目光引向指月时隐去的手指，而非仅是月亮。媒介研究固应关切技术推动理论的“超越与新变”，更要在月华如水的流变中探查“指法”的变化。按黄旦老师所言，中国媒介学应将媒介视为文明之基础，看“指”变看“月”，变“指”造“新月”，在“指”与“月”共变中，揭示中国人生存经验新的样态和演变。

（《传媒观察》2025年第9期卷首语。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