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唐代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少数民族诗人跨文化书写成为这一进程中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现象。他们活跃于胡汉文化深入互动的社会环境中，将本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表达。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谢清果与博士研究生方锐在本刊2025年第8期撰文，立足唐代多民族融合的大背景，对少数民族诗人的跨文化书写进行研究，认为这种跨文化书写不仅是文学创新的体现，更是多民族文化互鉴共生、文化认同凝聚与升华的生动见证，为理解中华民族政治认同的历史逻辑与制度根脉提供了重要范本。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高峰时期，又是诗歌的井喷时期。这一时期的诗人群体庞大，关于他们的研究丰富扎实，但对其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关注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唐代少数民族诗人的主体性和在主体性推动下进行跨文化创作的原因，以及他们诗歌作品的跨文化表征，对我们建设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启示意义，能够起到推进中华民族政治认同建构的作用。
一、作为跨文化书写主体的唐代少数民族诗人
界定唐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范畴，需考虑包括民族归属判定标准、作者的族属问题以及是否涵盖汉化程度较高的非汉族裔诗人问题，祝注先、叶舒宪、龙成松等学者对此做过详细论述。笔者选择使用把唐代少数民族诗人分为少数民族后裔诗人和边疆少数民族诗人这一标准。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挖掘唐代少数民族诗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文化属性与中华文化的深层关联，进而探讨这种关联如何参与中华民族政治认同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而非考证唐代少数民族诗人的族属出身。
唐代少数民族诗人主要可以分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后裔诗人和母语非汉语但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边疆少数民族诗人两类。从文学主体性视角来看，他们的创作实践生动展现了文化身份与语言选择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以汉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后裔诗人，其主体性体现为文化身份的主动建构与文化基因的自觉传承之间的双向融合。这类诗人如元结、刘禹锡、元稹、哥舒翰、窦威、王珪等，他们多为鲜卑、匈奴、突厥、龟兹等民族的后裔，其祖辈因政治、军事等原因迁徙至内地，展开了与汉人杂居、文化相互影响的新的生活方式。少数民族后裔诗人大多长期受中原文化影响，自幼学习使用汉语，以汉语为母语。
非汉语地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诗人的主体性则表现为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这类诗人主要来自边疆地区或地方政权，他们有的受汉文化吸引，选择主动学习汉语，有的作为留学生被派遣到长安学习汉文化，代表人物如渤海国的杨泰师和王孝廉、南诏的寻阁劝和段义宗等，在创作上深受当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的双重影响。
初唐时期的少数民族诗人多为北魏时期进入中原的鲜卑贵族，如窦威、长孙无忌、王珪等，另外还有来自匈奴、乌丸、苗、高车、回鹘等少数民族的诗人，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赋予了他们进行文化传播时充分的话语权。他们的很多诗歌传达家国情怀、天下一家等主流价值观，通过主动融入主流文学体系，传播儒家忠君观念，获得主流话语认同。
唐代少数民族诗人是文化交流的使者，良好的政治资本也为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传播提供了政治网络支持。唐朝诗歌交流主要采用诗文赠答的方式，“这种互赠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方式，而它的‘传播内容’主要是书写的诗稿。诗人把诗作寄往外地，有的是托交商旅顺带，有的是利用居官之便托交传递公文的邮吏代劳。”这些诗歌跨越地域限制，进行远距离传播，广泛流传于不同地区，进而扩大了文化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的多元发展。
二、唐代民族交融政策为少数民族诗人跨文化书写营造独特环境
唐朝“华夷一家”的特殊民族治理理念，通过话语建构、政治整合和制度性文化通道的拓展为当时少数民族诗人跨文化书写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社会土壤。这一理念为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交流和少数民族诗人创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唐朝的民族关系治理理念在唐代人才政策和用人制度方面均有具体体现。唐政府采取十分开明的人才政策，对人才的选拔和录用，境内统治地区的少数民族文人享有同等权利，可以像汉族文人一样通过科举赢取功名。如阿史那家族和苾何力家族均是内迁的突厥人，他们的后代基本上三代以后开始出现文官，有些就是通过科举入仕。唐代科举，诗歌是重要的考试内容之一，这激发了当时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学习诗歌创作、训练诗歌创作技巧的热情，也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发展。
唐代少数民族诗人能够使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离不开对汉语的熟练掌握和对汉文化的熟悉。唐代推动汉语和汉文化传播的最重要方式是教育。彼时，中央设有国子监、太学，地方设有州学和县学，国子监六学中的藩属和外邦学子数量甚至超过了中土学生数量。通过留学生对外传播汉语和汉文化的方式成效显著，极大地促进了汉语和汉文化在整个东亚圈的传播。
三、从“他者”到“互文”：少数民族诗人跨文化书写的文本表征
在唐代文化多元交融的历史语境中，少数民族诗人通过汉语诗歌创作实践，实现了从文化“他者”到文学“互文者”的身份转换。他们在诗歌中把中原文化精髓和民族文化元素巧妙地通过语言杂糅、意象嫁接和叙事主题超越的方式融合于一体，使得汉语诗歌获得新的表意可能性，最终形成具有双重文化基因的诗歌文本。
刘禹锡在《武陵书怀五十韵》中曾写道“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形象地反映了唐代社会人口流动性带来的不同地域之间生活场景和语言文化的交融现象。他还对古代巴渝地区少数民族的歌曲和曲调形式《竹枝词》进行改造，使其风靡全国。南诏骠信寻阁劝的诗《骠信星回节》，把南诏白族语言融入了汉语诗歌的写作中，开创了南诏白族以汉文字形式写作诗歌的先例。
突厥人浑惟明的《谒圣容》、瑶族诗人梁嵩的《殿试荔枝诗》等诗作通过跨文化书写，巧妙地将中原意象、边疆符号或宗教意象相融合，实现了它们之间的嫁接与再生。这种独特的文化融合方式不仅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更是形成了具有创新性的诗歌美学范式。意象互融催生的文本共生现象，成为承载民族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载体。
唐代边疆叙事常以军事冲突为背景，但大部分作品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战争或敌我关系描述，而是重视对华夷关系的变化与重构的描写。如突厥将领哥舒翰《破阵乐》隐含了华夷一体的天下观，将战争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应合天心”，暗含了对儒家“天命观”的肯定。诗中将地理意义上“尽属唐国”上升至“天下归心”的终极宇宙秩序，利用边疆叙事主题的超越实现了对唐政权合法性建构的肯定。鲜卑族太原乌丸氏王涯的《塞上曲二首》将个人抱负融入天下安危，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实现了从个人功名到天下情怀的精神超越。这些作品突破了夷夏有别的传统框架，塑造了“天下一家”的集体记忆，并为制度认同提供了情感支撑与价值范式。
四、认同的熔铸：少数民族诗人跨文化书写助力唐王朝政治认同
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软纽带，寻求文化认同就是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通过唐代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可以窥见他们内心隐秘的双重民族文化认同和“华夷一家”理念下少数民族诗人精神的皈依之旅。
与少数民族后裔诗人相比较，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诗人诗歌中展现出的诗人双重文化认同的纠结与张力更为突出。耶律倍是辽太祖长子，他努力推行汉法，现存于世的诗作《木碑海上刻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中，“海上”“山”既是汉字，也是契丹字。在契丹语里，“海上”的意思是“郎主”（也就是君主）。“山”是契丹小字，有“可汗”之意。这首诗采用五言绝句的汉语诗歌体裁，运用汉字与契丹文字双语双关的表达方式，隐喻着契丹皇室的政治权力斗争。从表面看，该诗是使用汉语文化符号系统的文学表达，深层坚守的却是契丹权力话语体系，本质上是诗人双重文化认同矛盾下的创造性融合。
相比之下，少数民族后裔诗人汉化程度较高，基本上已经完全融入汉文化，在诗歌创作中自视为中原主流文化群体的一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诗人把本民族文化视为“内群文化”，是个体文化身份的归属，汉文化是更先进的、值得主动学习的外群文化；少数民族后裔诗人则把汉文化视为内群文化，以冷静的“他者”视角观察记录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被视为可共情的外群文化。这种认同重心的差异，可窥探出他们对汉文化的接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渐进且复杂的演变历程。
唐代少数民族诗人用诗歌创作强化对“天下一家”价值理念认同的做法，指向的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认可。唐初鲜卑族诗人窦威的《横吹曲辞·出塞》、吐蕃人惟明能的《朱泚乱定后上皇帝》等诗作，都自觉把自己划归为唐朝多民族统一体中的一员，认同了李唐王朝的正统统治地位，并把维护王朝的统一和安定视为己任。他们以儒家文人标准要求自己，以积极的入世态度主动关心国计民生，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五、余 论
唐代一系列民族政策促进了多民族交流交融，科举取士、“用番将”“选胡官”的举人用人制度又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诗人主体性的发挥并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通过对这个特殊诗人群体作品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诗人在中华文化发展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中的重要贡献。
处于不同状态下的唐代边疆少数民族诗人和中原地区少数民族后裔诗人文化认同重心的不同告诉我们，文化认同并不意味着分裂，可以实现多维文化认同共存。中华民族是多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互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巨族”，也是一个包容各民族文化差异、鼓励不同民族保持自我主体性发展的综合文明体。在中华“巨族”内部，跨民族多维文化认同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黏合作用。
制度性包容是文化认同的前提，文学实践则是民族情感生长的肥沃土壤。唐代少数民族诗人通过书写“华夷一家”政策的实践成效，传递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价值共识，为理解中华民族政治认同提供了鲜活范本。夯实政治认同的文化根基、巩固政治认同、深化身份认同，对于涵养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底蕴、厚植其情感归属、凝聚其价值共识至关重要。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8期，原文约16000字，原标题为《认同的熔铸：少数民族诗人的跨文化叙事与天下视野——以唐代为中心的考察》。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dz-C_u007LbYSQk41GSug。
作者简介：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锐，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