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时任驻华大使罗高寿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的“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授予一位已故27年的中国人阎宝航以及他亲自领导的情报小组。

他为何会获得这枚特殊的勋章？故事要从很早说起。

东北抗日志士

1895年，阎宝航出生于辽宁海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13年，他考取了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后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阎宝航于1918年4月白手起家在沈阳创办奉天贫儿学校，努力使无钱读书的儿童接受教育。其间，阎宝航结识了张学良，二人成为一生挚友。1918年底，阎宝航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支持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并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办奉天暑期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这些活动，阎宝航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在辽宁开展建党活动。

自阎宝航出生起，其家乡就开始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1894年甲午战争中，海城一带是辽东半岛主战场之一。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北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灾区。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持续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阎宝航强烈的爱国情怀。

1929年春，阎宝航从英国留学归来，当夏，他和东北爱国志士相继组织起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3个反日群众团体，组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有力声援东北当局的外交谈判。当年冬，阎宝航将从张学良处得到的日本侵华密件《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并公之于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1930年，阎宝航还和他人多次组织民众焚毁日本人贩卖的毒品，被百姓称为“今天的林则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阎宝航因被日本当局悬赏通缉，被迫秘密转移到北平。面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同年9月27日，阎宝航和高崇民等人组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流亡到关内的东北民众积极开展反日爱国运动。他发动群众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收复失地。他到全国各地奔走呼吁，为东北义勇军募集钱款衣物。1933年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南京国民政府取缔后，阎宝航和战友们又秘密成立了抗日组织复东会，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1934年，抗日组织复东会也遭解散。为了组织更为广泛的、关内统一的抗日团体，阎宝航和高崇民等共同主持筹备，于1937年6月在北平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阎宝航被推举为五位常委之一，刘澜波任中共党团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阎宝航等人成功将东北军军官、东北流亡民众、爱国人士组织起来，为促蒋抗日掀起了一股社会洪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很少有人知道，阎宝航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多次向张学良陈述抗日救亡、收复东北的愿望和要求。他还同东北爱国人士联名致函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11月14日，阎宝航在西安同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东北爱国人士谒见张学良，进行了6小时长谈。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打内战，实现联共抗日。20多天后，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押。阎宝航不顾个人安危，为张学良获释奔走呼号。他四次前往奉化，请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在此前后，阎宝航受周恩来委托到平津地区做了大量稳定东北军、政、商、学各界人士情绪的工作。可以说，阎宝航为西安事变的解决和事变后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阎家老店

阎宝航一生的政治选择，与周恩来有很大关系。1937年元旦，阎宝航在西安与一些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商讨如何营救张学良时，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阎宝航和周恩来同在南京，二人接触越来越多。1937年9月，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阎宝航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还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阎政”。发展吸收阎宝航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方面向共产国际汇报了此事。共产国际方面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他入党。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纷纷，认为阎宝航社会关系复杂，政治上不可靠。周恩来则力排众议，回答道：“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到的事情，你做得到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阎宝航一家从南京逃难到重庆。此时，阎宝航6个子女中，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去了延安，只有小女儿阎明光和小儿子阎明复留在身边。阎宝航位于重庆村17号的家，还成了一个帮助逃难东北人的临时收容所。当时他家里经常住得满满当当，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特别是1939年5月重庆经历了几次大轰炸以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房屋都被炸毁了，来阎宝航家里的人就更多了。屋子里住不下，就只好在院子里搭棚子。

1942年，为了支撑家里不断增加的开销，阎宝航开始到公司做兼职，但即便如此，也经常捉襟见肘。有时钱不够用了，阎宝航的夫人高素桐还到街上摆摊变卖一些衣物，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对于阎宝航一家仗义疏财的行为，周恩来在当时予以高度评价，他亲切地称呼阎家为“阎家老店”。阎宝航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道：“那时男男女女诸色人等，各路英雄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到阎家吃一碗饭，喝一口水。老阎是万家生佛。”从此，阎宝航又有了“阎老佛”的尊称，“阎家老店”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周恩来、董必武也常常来到“阎家老店”，听取阎宝航的汇报，并作出最新指示。每到这时，阎宝航的妻子高素桐都会在门口警觉地值班，以防特务破门而入。会面结束后，高素桐还会亲自打扫密室里的卫生，以防留下字条或其他痕迹。作为秘密党员，阎宝航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发挥了非凡的社会活动家的才能和智慧，作出了一般人做不到的贡献。在重庆的那段时间，阎宝航一直活跃在国民党政府高层里。他除了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重庆市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等职。此外，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上述得天独厚的条件，为阎宝航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两份战略情报

1941年春，周恩来找阎宝航谈话，说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希望中共能介绍一名中共党员帮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阎宝航最适合这个工作。由于阎宝航多年的抗日爱国声望，特别是在东北青年群众中的影响，而且和上层人士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国民党各派别都注意拉拢他，让他有机会和国民党的当权派来往。阎宝航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随后，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向阎宝航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并商定了一些技术问题。罗申要求阎宝航设置一个秘密电台，以便建立直接联系，收集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反苏反共的动态。不久后，阎宝航的女儿阎明诗从延安回到重庆。董必武交给阎宝航一部电台，设在北碚，电台的译电员就是阎明诗。她手里经常拿着一本《圣经》，其实是个密码本。阎宝航获取情报以后，将其交予阎明诗，阎明诗再将情报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通过交通员送至北碚的秘密电台，最后报告给延安方面。

按照周恩来的布置，阎宝航平时主要侧重于战略情报的收集。在这方面，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及时获取了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一重要情报。

1941年5月初的一天，阎宝航在重庆参加了一个以国民党高级官员为主的小型宴会，宴会的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阎宝航对此感到非常疑惑，见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后便问他为什么大家这么高兴。于右任悄悄对阎宝航说：“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

1941年前后，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德国法西斯制定了进攻苏联的计划。为了使日本能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向北进攻苏联，并且拉拢国民党集团脱离美、英、苏的影响圈，德国法西斯有意将此计划告诉了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接到桂永清的密报后，国民党方面认为日本有可能北上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中共军队也会在苏联要求下向华北转移去牵制日军，这样国民党军队便可趁此机会控制黄河以南的日占区，同时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对于这一消息，国民党内部自是满心欢喜。

阎宝航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为了确认消息的真伪，他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不动声色地向立法院院长孙科打听。孙科回答说：“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听罢，阎宝航借口有事，提前退出了酒会，并安排交通员李正文将情报传递出去。延安方面收到这份情报后，第一时间通报了苏联方面。

1941年6月22日，德军果然向苏联发起进攻。关于这一段，苏联元帅朱可夫后来是这样回忆的：“6月21日，斯大林从一个德军投诚人员口中得知确切消息，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起进攻，这使来自中国的情报进一步得到证实。”显然，“来自中国的情报”，就是指阎宝航报送的情报。由于及时接到命令，苏军提早进入战备状态。虽然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和战略指导方针的原因，苏军在战争初期不得不进行战略撤退，但是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为战争积蓄了力量。苏军经过英勇奋战，于1941年冬在莫斯科近郊挫败了德军的锐气，并于次年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

事后，罗申告诉阎宝航：“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1941年6月30日，苏共正式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中共提供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这封电报写的是：“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可惜的是，这封收报原件在1947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夕，为“坚壁清野”而被销毁了。

在收集战略情报的工作上，阎宝航的第二个贡献是获取了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

1944年，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军政部部长陈诚交给阎宝航一个任务，要他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是阎宝航好友宁恩承的内弟，而军委会第三厅主管作战系统，当时各个部门侦察到的日军情报，都会汇总到第三厅。于是阎宝航以陈诚的命令为借口，向钮先铭要求借阅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材料。钮先铭爽快地答应了阎宝航的请求，但规定3天之内必须交还。关东军是侵华日军的精锐部队，也是日军的总预备队。这些材料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重要情报。阎宝航拿到这些材料后，立即交给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拍照。这些情报及时通报给苏联，对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苏联红军能够在几天内就将关东军苦心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彻底摧毁，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中国东北迅速得到解放，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阎宝航又全力投入到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中去。从此，对于自己在隐蔽战线上立下的“赫赫战功”，以及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只字未提，即使是自己的儿女，也守口如瓶。1995年秋，在阎宝航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名英雄》，阎宝航在情报战线上的功绩始为世人所知。

素材由江苏省国家安全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