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广网消息，财政部门户网站发布“财政部关于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这些案例涉及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土地一级开发、市政道路建设、拆迁安置等项目，均是地方政府借助国企城投等平台公司，指示或暗示其以垫资、举债、代缴等方式，承担本应由财政保障的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工程。其中有地方因城市更新，新增隐性债务规模超600亿元，数额之大，触目惊心。

此类现象并非个例，需引起高度警惕。债务具有两面性，适度举债谋发展并无不妥，但若不顾地方财政实际承载能力，以各种形式乱铺摊子，过度举债、盲目举债，便是在饮鸩止渴。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对隐性债务问题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然而，依旧有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突破政企权责边界，规避债务监管规则。如此淡漠的纪律意识与底线思维，从根子上看仍是扭曲的政绩观在作祟。

治病必求于本。领导干部对“政绩为谁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认识，反映其从政的价值取向和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思维方式。一旦政绩观出现偏差，就会滋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实际工作中，个别干部党性修养匮乏、政治意识淡薄、能力本领不足，受“晋升焦虑”驱动，热衷于放大短期效益的“速成策略”，将公共权力当作个人意志的“专属品”，以“政绩冲动”代替民主决策，不顾客观条件和实际需求，违背规律，盲目举债上项目。许多大手笔、大动作、大动静看似热火朝天，最终却沦为低端化、同质化的产业烂摊子，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被破坏，形成的低效产能和沉没成本惹得百姓怨声载道。

通报警示我们，城市谋发展必须控制债务规模，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治理投入和统筹协调。这意味，过去靠举债来推动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将被淘汰，唯有持有“人民至上、可持续发展、求真务实、精进求微、着眼全局”政绩观者，方能行稳致远。

为此，必须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让领导干部无心为政绩举债。考评是指挥棒和风向标。各地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若用“一把尺子量到底”，十分容易带来内卷式竞争，可能诱使部分干部“即使借债也得上”。不如分组分类动态考核，将债务风险控制水平、居民满意度调查、生态环境质量、公共服务质量、营商环境改善等作为硬指标、硬约束，引导干部将精力和资源投向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看似不起眼，却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中。

此外，也需划清“硬底线”，让领导干部不敢为政绩举债。一些地方敢玩“击鼓传花”的把戏，赌的就是“百姓不敢言”“后人有智慧”。打破这种幻想，一方面可以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榜样作用，引导干部从反面典型中总结深刻教训、自觉引以为戒。另一方面，压实责任，构筑立体监督体系，以刚性问责以儆效尤，将巡视巡察、群众监督、第三方评估相结合，全流程固化在项目论证、资金使用、审批签批等关键环节的信息、数据，让乱拍板借债者终身负责。

（苏群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