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1日，南京刚解放了一年多。在城南雨花台宝林庵的后山坡上，上海市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押着一名抓获的特务，陪着神情凝重的母子俩，来到杂草丛生的累累荒坟之中。铁锹翻挖，三口薄木棺材并排出现在人们眼前，其中之一就有卢志英。这位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奋战20余年的英雄战士，牺牲在解放前夕，年仅43岁。

南征北战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卢志英，原名卢志江，又名卢涛、卢育生、周至坤，1905年出生于山东省昌邑县望仙埠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童年时曾入私塾读书，后就读于县里的高级小学。1923年，他跟随旧军阀到东北去当兵，后考入绥宁镇守使署军官讲习所受训，于1924年被分配到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二营二连当司务长。卢志英目睹军阀混战，兵匪所至，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深感旧军阀只能残害人民。1924年初，广东革命政权建立，消息传来，卢志英毅然脱离奉系旧军，只身南下，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1925年，卢志英到郑州、洛阳，结识了王乐平、续范亭，经介绍加入洛阳陆军训练处任队长。在这里，卢志英与共产党员南汉宸、刘仲华等人朝夕相处，共同学习马列主义，钻研革命理论。这一年，经刘仲华介绍，卢志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卢志英奉命去甘肃开展军运工作，打入国民党第六混成旅任上尉参谋。次年，他任国民党骑兵第三师第八旅十六团二营营长，旋即又调任第三师参谋主任。为响应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他率领一营骑兵起义，在甘肃、宁夏间沿黄河南进，后遭追兵袭击，弹尽粮绝。在左腿负伤的情况下，卢志英仍坚持带领一部分士兵杀出重围。起义失败后，卢志英在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工作了一段时间。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西北军开始“清共”。卢志英奉党组织指示，到陕西关中一带的旧军队中搞军运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蒲城县保安总队队长兼承审员。1928年春，因策动士兵起义，卢志英被当地驻军侯保杰部逮捕，经见义勇为、思想进步的女教师张育民营救出狱。随后，他前往北平，以中国大学法律系旁听生的身份为掩护，与另一名中共党员项与年一起，组织学生运动。此时，张育民也从老家泾阳县官道村来到北平。卢志英安排她到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专修科学习。同年8月，相同的信仰、高尚的情操与患难与共的经历，让卢志英和张育民走到了一起。这对革命伉俪结婚时曾收到过一份珍贵的礼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赠送的一对粉红色鸳鸯枕套，枕套左下角绣着“伍、邓”二字。党内人士都知道，这个“伍”，便是“伍豪”，是周恩来曾经使用的一个化名。

1930年冬，中共中央军委派卢志英利用与西北军的老关系，到杨虎城部开展军运、统战工作。经南汉宸介绍，他任西安绥靖公署少校参谋兼教导队队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工作开展得很好。1932年11月，中央军委又派卢志英到南京接替王世英的工作。他依靠组织，为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冬，卢志英不幸被捕，受到敌人严刑拷问。但他志坚如钢，没有透露党的机密，经组织营救，于1934年出狱。

获取“铁桶围剿计划”协助红军转移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此时，中共中央急需相关军事情报。中央特科派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丘吉夫等人，到老同盟会会员、早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的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莫雄处开展工作。在莫雄的掩护下，卢志英任保安司令部上校主任参谋，项与年任情报参谋。张育民也到了南昌，与丘吉夫一起，以行医为名，挂起“张育民诊所”的牌子，建立了秘密联络站。

卢志英等人到达保安司令部所在地德安后，即与当地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共同协助莫雄做出“剿共”胜利的假情报，以骗取蒋介石信任。他们巧妙安排，由项与年先向地方红军通报莫雄部队的行军计划，让红军转移到其他地方，然后带着部队，按行军日程，同红军“开仗”，一一“击退”红军，“消灭”当地的苏维埃政权。不久，整个地区的红军“销声匿迹”。“剿匪”捷报不断地被呈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莫雄因此受到“通报表扬”“传令嘉奖”，德安地区在全省“考绩第一”，成为闻名遐迩的“模范区”。

卢志英等人导演的这一出好戏，使莫雄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和破格礼遇，被特邀出席1934年10月初在庐山牯岭召开的绝密高级军事会议，商讨加速“剿灭”苏区的军事部署。会上，蒋介石宣布了由“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事态紧急，会议一结束，莫雄便将“铁桶计划”及几十份附件、图表、计划书等绝密文件全部带回了德安，交给卢志英等人。

卢志英、项与年等人看到文件后，万分惊愕。他们立即动手把内容密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为及时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项与年主动承担起交通员重任。为掩人耳目，他敲掉自己的门牙，打扮成一个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亲自交到了周恩来手中。这时，正处于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这份情报对于党中央果断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突出重围、实施战略转移、选择突破口及行军路线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军开始长征后，1934年12月1日，党组织指示卢志英前往贵阳，为长征中的红军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此时，恰巧蒋介石把在江西“剿共有功”的莫雄调到贵州毕节，任三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命令他堵截红军。莫雄安排的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员，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卢志英继续担任莫雄的参谋长。卢志英利用职务上的有利条件，为红军提供情报。1935年冬，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前，卢志英利用国民党军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畏惧红军的心理，示意他主动撤离毕节。卢志英调动可靠的彝族保安大队在城郊“布防”，负责城市治安。这样由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2月9日较顺利地进入毕节。这支长期奔波、转战贵州多地的部队，在这里休整了半个多月。2月27日，红二、六军团又踏上征途，进入乌蒙山区。

在敌人的“心脏”建起“情报工厂”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是年底，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派卢志英到江南地区组织敌后抗日武装。1939年底，卢志英被调回上海开展情报工作。他为了打进日寇的禁区虹口区活动，以供应国际难民面包为名，在虹口开办了沪丰面包厂，自任厂长。卢志英借此注意日军动向，收集军事情报。后经老友郑世农协助，卢志英又开设了金龙三轮车制造厂，郑世农开设了大中华咖啡馆和唐拾义药厂，作为开展秘密工作的掩护机构。由于卢志英精通日语，他设法结识了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并获得保岛信任。卢志英和保岛不仅达成了供应面包的交易，而且成了“朋友”。面包厂厂房设在禁区，送面包的工人在禁区内畅通无阻，有机会了解到提篮桥监狱被关押“犯人”的情况，以及日本军需部门的情况，这为营救同志、设法获得军需物资提供了便利。

1940年10月，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外围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成立。卢志英奉命被调回苏北抗日根据地出任“联抗”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获取更多的日军情报，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于1942年1月亲自找卢志英谈话，给他布置了新任务：重返上海开展情报、策反和采购军需物资工作，为利于工作，可以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活动地区主要是上海、南京、杭州地区，也可远及武汉、香港、台湾，并相应地建立地下交通线。

卢志英回到上海后，与保岛频繁往来，将保岛作为获取日军情报的主要对象。1943年4月的一天，卢志英从保岛口中得知日军要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的消息。他设法及时报告了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使一师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卢志英还广泛和日伪的军警、特务机关拉关系，搜集各种情报。粟裕三次率领部队通过长江，卢志英两次提供了日伪军的情报，保证了过江部队的安全。此外，卢志英还通过各种途径从日军的军营、军火仓库等处获取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医疗药品，不断送往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后，卢志英得到上级组织的通知，要求着手做好接管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工作。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驻上海的日军却故意封锁消息。卢志英迅速布置有关同志贴出《告上海同胞书》，把日本投降的喜讯公之于众。当保岛知道卢志英是共产党员和新四军的真实身份后，大为惊讶和钦佩，答应立即交出他所藏匿的武器和物资，以便留有生路。卢志英通过地下交通线和上海市郊的游击队将能运走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全部装船送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并接管了上海的几处工厂、仓库和住宅。

平时，张育民作为“阔太太”，一直掩护着卢志英的秘密工作。虽然他们掌握着党的活动经费，但回到家里后，生活却极其简朴。卢志英的内衣裤都是张育民用面口袋缝制的。卢志英将所有的经费都积攒起来，用来购买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以支援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卢志英由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情报部部长扬帆直接领导，继续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坚持地下斗争。他打入了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被委任为区室副主任。他还与美国在上海的情报人员密切联系。由此，卢志英获取了国民党兵力部署、调动等大量情报，并及时送往苏皖解放区。

牺牲在黎明前夜

考虑到卢志英长期在敌占区工作，斗争环境日益复杂，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撤离时，周恩来曾指示他转移。但未等接替他的同志到达，不幸便发生了。

1947年3月2日下午，由于叛徒张莲舫出卖，卢志英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门口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这是卢志英的第三次被捕。敌人知道他担负重要职务，就千方百计地威胁利诱，要他说出中共的机密，交出党员名单，均遭到卢志英的严词拒绝。敌人又对他动用“老虎凳”“火烙”“绞头”“电椅”等酷刑，几天几夜不准他休息。卢志英的跗骨受刑碎裂，数次昏死过去，但他毫不动摇，敌人最终一无所获。

后来，敌人将卢志英押往苏州，并将他的妻儿也抓了起来。一天，敌人特别安排他和妻子见面，企图用夫妻感情软化他。卢志英见了妻子张育民，跛着脚站到妻子面前，强打精神说：“他们把你也抓来了，他们的用心好苦啊！他们想利用我们夫妻之情来软化我，但我卢志英不会为儿女之情而爱惜一颗头颅。”

以前忙于工作，卢志英无暇与儿子卢大容在一起。现在在狱中，孩子在身边，卢志英就自任教师，每天规定时间教他英文、算术，还检查他的功课。他语重心长地说：“将来的世界是孩子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只有学好本领，才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年幼的卢大容牢记父亲的教诲，学习成绩优异，新中国成立后留学苏联，成为核材料专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贡献。

敌人对张育民和孩子也进行了审讯。张育民一味推托说自己是搞家务的，对丈夫的工作一无所知。特务一无所获，叛徒张莲舫也不知张育民的底细，关了一段时间后，便将他们母子释放了。

1948年10月，敌人把卢志英解送到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敌人又对他多次用刑，仍然一无所获。12月17日，张育民去探监时，敌人不让见面，只从监狱里送出一件皮大衣。张育民回家后，发现皮大衣的领子里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纸上用铅笔歪歪斜斜写了几首诗：

其一

不期被难又同室，倾吐衷肠两相知。

闻君伉俪已就义，长留肝胆照青史。

其二

铁镣锒铛恨倍增，狱卒狰狞肆凶残。

伤心最是囚婴泣，凄凄切切震心弦。

其三

马依者狄克，奥斯威辛，

消灭不了欧洲人民反抗的心！

柏林和罗马两位暴君，

终于在人民面前粉骨而碎身。

中国的残暴者及其一群，

虽然凶暴了二十年，

你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纵然是帝国主义者全力支助，

也挽救不了你们的失败命运。

在纸的反面，卢志英还用铅笔写了8个大字：“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1948年12月27日晚，月黑风高。几个狱卒强行将卢志英带进审讯室，尚未站定，特务对其迎头一棒，用浸过药的棉花，塞进他的嘴巴，又用毛巾勒紧了他的脖子，把他装进一口早已备好的木箱子，运到南京城南雨花台的山坡下，草草掩埋在密林里。卢志英就义时，年仅43岁。

素材由江苏省安全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