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马当路306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在时光中巍然矗立。自我国对韩国试行免签以来，该旧址成为韩国游客来沪旅游的首位打卡点。

1910年，大韩帝国在日本侵略下覆国；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26年间，这一爱国救亡组织辗转中国各地，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无私支持、慷慨相助。自2018年起，江苏作家张新科自费遍访中国十余个城市，4次赴韩采访，在今夏推出55万字、两国文坛首部反映中韩携手御敌的长篇小说《铁语》。书中，“吐语成铁”，是中国民众对韩国志士的铿然践诺。回望这段不可思议的历史奇迹，张新科一再说起两个词：一个是亲邻善仁，一个是焚身照夜。

从实业家到普通船娘

以生命诠释“亲仁善邻”

1932年4月发生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是《铁语》的叙述起点。为庆祝第一次淞沪会战“胜利”，日本侵略者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举行盛大的“祝捷会”。本书主人公、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的金凡（原型为韩国国父金九）策划了一起暗杀行动，由韩国义士尹英魁（原型尹奉吉）付诸实施。此次行动中，日军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被炸死，轰动世界。

走进今天的鲁迅公园，欣赏上海“爷叔”在绿树浓荫中吹萨克斯的和平盛景，张新科无从想象历史上的真实一幕。祝捷阅兵式上，军机猖狂地掠过中国领空，礼炮刺耳轰鸣，日酋发表侵略言说，这一切继而被炸弹声、尖叫声所淹没。“因为当天日军允许日本人带水壶进入公园，所以上海兵工厂的中国工程师冒着生命危险制造了水壶形状的炸弹，送给了韩国义士。”张新科说。

尹奉吉的决死照上，一手持枪、一手握雷，目光平静，从容不惧。为保护其余同仁，金九发表声明称自己是虹口爆炸案策划人。面对日军特务机关长达13年的追踪、围剿、暗杀和来自内部的告密和背叛，金九和同仁辗转嘉兴、杭州、镇江、南京、武汉、长沙、广州、柳州和重庆等地，多次命悬一线，每每在中国民众舍生忘死的帮助下虎口脱险，堪称奇迹。

《铁语》中，一位位来自中国的仁人志士次第出场，在历史长河中显影。

在嘉兴，辛亥革命元老、实业家褚辅成营救韩国国父的故事家喻户晓。他冒着搭上全部身家性命的风险，掩护金九等要员及其家属从上海、杭州转移到嘉兴，后又安排金九到长子褚凤章夫人娘家居住。1996年，韩国政府为表彰褚辅成及其家人的义举，将建国勋章授予褚氏后人。在嘉兴“金九避难处”，张新科读到一份发黄的旧报纸，记载船娘朱爱宝冒死藏匿金九的故事。这些事迹，皆被他以扣人心弦的笔触，文学性地转化在了《铁语》中。

“褚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透露自己的义举，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政府派人来，其大仁大义之举才为人知晓——真可谓‘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张新科赞叹。

此外，朱庆澜将军、留美博士查良钊（金庸堂兄，曾任河南大学校长）等诸多名人，纷纷利用各种机会和场所为韩国临时政府提供支持。被誉为“朝鲜屈原”的著名诗人、学者金泽荣，流亡中国期间来到苏州求教经学家俞樾，并在他的劝告下赴上海投奔张謇。

向素昧平生的邻邦友人伸出援手的，还有无数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共同推动着潮水的走向。

爆炸案激起了上海市民的同仇敌忾，当地商店纷纷为前来购物的韩国流民打半价，饭馆给他们碗里加的肉块要比其他人多出几块。在镇江，穆源小学主动为临时政府腾出校舍；在南京，条件最好的复成新村公寓供金九使用；在柳州，住在乐群社的文化名流将这座小洋楼贡献给韩国友人；在重庆，拥有防空设施的莲花池38号同样为韩国人所用……类似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帮助韩国人在当时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中华民族的群体行为。”在张新科看来，这种闪光的民族品格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那就是亲仁善邻、厚德载物。

百篇报道声援落难邻邦

新华日报发出抗战“铁语”

《铁语》中依据真实历史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38年1月底，金凡（实为金九）接受了一家不知名报纸的采访；1938年2月5日，《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袖金先生的谈话》（实为《朝鲜国民党领袖金先生的谈话》）就刊登在报纸上，而这家报纸竟是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办、成立尚不满1月的《新华日报》。“没有想到共产党偏居西北一隅，竟能关心万里之外我们民族的抗战事业，如此胸怀和视野，了不得啊！”书中，金先生感慨万千。

《新华日报》是由周恩来亲自创办并直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江苏开放大学教师张知慧在梳理这段历史时获悉，从迁到重庆綦江的1939年3月到光复归国的1945年11月，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时期，是最为活跃最为重要的7年。在这期间，《新华日报》为宣传和声援韩国独立运动，发表了数百篇报道文章。

1919年3月1日爆发的“三一运动”是韩国民族觉醒的里程碑。从1938年至1945年，《新华日报》共发表了30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三一运动”的起源、意义、影响进行了阐述。1939年“三一运动”20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刊登社论《建立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提出“为了保障世界的和平，为了推动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奋斗”。新华日报报史馆研究员吴玉涵介绍，1943年3月1日，本报刊登了金九文章《阐扬“三一”大革命精神》，文中提出“反日独立”“民主自由”“建立和平共荣的新东亚”等。新华日报还以文章、版画等形式，介绍朝鲜农民的贫苦状况、劳工阶级被压榨的情形、奴化朝鲜人民的文化教育以及朝鲜的游击队和反战运动，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共鸣。

从地图上看，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距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莲花池38号仅数百米之遥，距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不到4公里。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广泛参加了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在重庆的各种活动。1942年，中韩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时任新华日报董事长周恩来担任协会名誉理事。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团结，是存亡的关键》记述了中韩文化协会理事长孙哲生的致词，他强调‘团结是任何国家救亡图存，复国兴邦的首要条件，没有团结，就不能复国建国’。”张新科说。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设有朝鲜班，帮助韩国志士建立武装力量。在韩国临时政府回国之际，我党高层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名义，设宴欢送临时政府要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的历史资料使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焕发新的生机，此前韩国学者鲜少涉足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独立运动开始受到关注。“《新华日报》的社论、时评和报道基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历程，为独立运动的史料学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张知慧说。

将历史转化为记忆

推动文明对话与互鉴

“当年在上海，3块大洋可以让一个普通人生活一个月，而日寇悬赏60万大洋捉我父亲。中国人民不为金钱所动，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1996年，金九的儿子金信将军在浙江海盐寻访父亲故迹时说了这句话，并留下“饮水思源，韩中友谊”八个字。

因为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的1919年被视为大韩民国的开国元年，因此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等多位韩国总统都参观过该旧址。这里也是经典韩剧《浪漫满屋》中演员宋慧乔到上海旅游时的打卡地。“作为韩国人，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小红书上，一位长期学习中文的韩国女孩睿知真诚致谢，受到了中国网友的热情回应。

每个生活在和平盛世的普通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记忆使命。在关于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的旅游种草笔记里，当地网友建议到对面的新华日报旧址看看再走。镇江网友则自豪地说，为韩国设计太极旗的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学者马建忠就是镇江人。

“我留德8年，深刻了解到德国人民如何通过政治教育、集体反思和严格立法来清算纳粹遗毒。《铁皮鼓》《莉莉玛莲》《辛德勒的名单》《兵临城下》《美丽人生》等二战经典影响了我的创作道路，鼓励我拿起手中的笔，将历史转化为记忆。”张新科说。

为了记忆的薪火相传，在搜集历史素材时，张新科总是带着青年师生一同前往。南京理工大学在读博士蒯星君，对嘉兴市梅湾街76号的“金九避难处”记忆尤深：“这座紧邻南湖的水榭式小楼，后门直抵河埠头，水边常年停泊着一叶扁舟。1932年至1936年间，这里成为掩护金九先生的‘诺亚方舟’。宅子主人陈桐生每天从农场劳作归家后，总会先去金九的居室坐坐。在这座老宅里，我仿佛能看到、听到他对金先生日复一日的陪伴、照料和安慰——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的韩国古代诗人许筠的‘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正是这一幕的写照。”

和平的未来寄托在青年身上。蒯星君对自身的使命有清醒的认知：“我们需将中韩历史上的守望相助，融入文明对话的当代实践；我们需警惕对历史的符号化消费，深掘那些挺身而出的平凡人背后蕴藏的勇气；我们应反对单边叙事陷阱，与相关国家共研历史教科书、实现记忆的和解与共建，把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

今天，在鲁迅公园尹奉吉义举纪念地，人们总能看到各个年龄的韩国游客怀抱鲜花而来。那些以肉身为磷火、照亮漫漫长夜的英雄，那些吐语成铁的君子之诺、殒身不恤的守望相助，一刻也不曾被时光遗忘。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