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民间组织联合援华救济会(UCR)所生产的纪录片《这里是中国》长期以来几乎未被国内研究者关注。该片并未直接表现惨烈的抗日战争,而是聚焦于中国的“古老文明”与“走向现代”,进而揭示战火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与破坏。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永昶和硕士研究生方嘉卉在本刊撰文认为,该片作为宣传性作品,有着明确的建立认知、诉诸情感的生产目的,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他塑的中国形象及跨文化认同。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当我们以各种庄重的仪式追溯历史、缅怀先烈,那些在前线战场或是在大后方记录下来的纪实影像为我们连缀出一片片记忆之场。这其中包括一些外国友人的作品,如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存留的长卷“孤证”,如美国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之《中国之抗战》,如荷兰导演伊文思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等,均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反响。

本文选择了美国民间组织联合援华救济会(简称UCR)1944年生产的纪录片《这里是中国》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梳理其文本中蕴藏的历史文献价值,进一步发现其在抗日战争语境下跨文化传播对中国国家形象形塑功能的发挥。
一、宣传中国:联合援华救济会与《这里是中国》的创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从此拉开序幕。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实施的一系列暴行,引发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和同情,但这种关注与同情尚未真正转化为对中国的实质性帮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联合援华救济会(UCR)于1941年2月7日正式建立。该联盟由中国基督教救济委员会、美国医药援华会、中国紧急救济委员会等8个民间团体集合而成。他们集中力量在救济重建、儿童福利、医疗、教育四个领域为战时中国提供了多种支持。
救济得以实现的关键就是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获得善款的核心逻辑在于“让美国人意识到,当前发生在亚洲战场的一切都与他们自身的和平生活和福祉息息相关”。为此,UCR机构备忘录对此形成了明确实施路径:首先,需要设立专门“旨在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的下属职能机构,其次还需构建独立部门负责“利用舆论进行资金转化以救济中国”。在认知层面,UCR通过多维度、高频次的公共动员,将美国民众意识中的“中国”概念从抽象的地缘符号具象化为战时盟友形象;在行动转化层面,致力于构建“援助中国有益于美国”的强关联认知体系。这种系统化的舆论工程最终实现从情感共鸣到实质捐助的行动转化。纪录片作为二战期间重要的宣传工具,在UCR宣传工作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研究者目前收集到的史料显示,UCR拍摄过《西部战场》《中国——首起奋战》《中国报道》等多部影片。发行于1944年的纪录片《这里是中国》一度引发观影热潮,使其可以成为考察战时舆论动员效能的典型案例。
《这里是中国》通过展现农业、渔业、教育、交通运输、工业生产、节庆活动等和平时期的社会图景,向美国观众呈现真实的中国面貌。同时,又以日军入侵后中国面临之困境以及中国人民进行的顽强斗争场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唤起民众的同情心。很显然,UCR试图建立起纪录片文本与美国人民认知中国的关联性。
二、形塑中国:《这里是中国》的文本结构与意义生产
基于现象学意义上“国家形象”的建构本质,就是将具有一定程度之国家特征的人物、事件与场景,经过符号化的表达与传播,最终以具象或抽象的形式呈现出来,成为大众可感知的意象。
纪录片《这里是中国》的制作人通过画面、音乐及旁白的配置对现实素材进行符号化表达,本质上就是将特定场景与话语转化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像载体。这种创作选择隐含着双重编码:既是对异质文化要素的系统性编排,也是对目标受众认知的跨文化对接。
“这里是中国——亚洲文明的摇篮,四亿五千万人的故土,承载着地球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纪录片一开场,就将中国定位为承载超体量人口的古老文明国度。水面上舢板船鳞次栉比,古楼临江而建,塔楼矗立山顶,廊桥横跨江面,戈壁荒凉广袤,小村落被群山环抱,农夫在林荫小径放牛……在轻柔舒缓的配乐声中,这些诗情画意的隐喻蒙太奇场景渐次呈现,展现出宁静恬淡的东方美学。不过,对于东方文明的歌咏只是影片的前置铺垫。在后续农业、交通、水资源利用等具体内容的呈现中,纪录片均表现出典型的二元叙事风格:一面用诗意的视听语言描绘和平时期的发展现状,一面点明实际存在的落后困境,进而在“肯定文明延续”与“否定技术滞后”的对比中揭示当时中国的复杂现实。
在农业领域的意象建构中,影片指出,农业技术发展的“停滞”导致了中国小农经济结构的生存危机,超过80%的人口以务农为业,他们精耕细作,依然满足不了庞大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在交通领域,骡马与人力承担了各种场景下的运输任务,这些传统运输方式效率低下、制约物资流通与经济活力。在水资源利用上,落后的水利阻挡不了洪水的泛滥,无数生命与财产遭受损失。影片非常直观地展现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步履维艰的困境,传递出中国人民对自由、变革与进步的强烈渴望,也让观众意识到,要改变这一面貌,中国必须在和平环境下建设与发展,结束战争是必要环节,外部助力更不可或缺。
在纪录片的“现代化”叙事中,冒着股股烟气的大型工厂、各行各业熟练操作设备的工人、穿梭于街巷的双层巴士和轿车、进行测绘工作的铁路工程师、钢架结构的跨江大桥、融合西方建筑风格的摩登高楼都是现代化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生动写照,这种中国“现代性”的表达能够引发美国受众的情感共鸣,使他们更容易理解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从而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显然,纪录片关于中国的“现代”叙事是诉诸情感的铺垫,叙事重心则在于“现代”的中断。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影像叙述中,“发展进程被中断”“发展成果被破坏”的巨大冲突震撼人心——约有5000万受害者被迫离开家乡,国家失去了超过70%的工业生产能力,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交通系统陷入瘫痪”……
在深重的苦难之中,中国人民坚持抗争、奔向“现代”的决心从未中止,这是纪录片表达的高潮所在。“那些失去了一切,甚至几乎失去希望的难民们”,排队申请食物和合作社的工作机会。成千上万的女性也积极响应加入生产队伍,无数台手摇纺车在她们的操纵下快速旋转。 “有超过2000个合作社工作坊,生产出500种不同的物资,供给军队、红十字会以及平民百姓。”“千千万万年轻人,为保卫中国献出宝贵的生命。没有哪个国家,为自由付出的代价比中国更为惨痛”……《这里是中国》正是体现美国人民对中国“尊重和敬意”的一部作品——无论是放在历史语境中还是当下语境中,它所蕴含的看似平静实则奔涌的情感,都映射着正义的联盟必将战胜一切邪恶的价值理性。
三、认知中国:《这里是中国》的传播图景与受众反馈
1944年6月3日,《中国报道》刊登了一篇题为《最新有声电影广受欢迎,供不应求》的文章:“电影《这里是中国》在首映一个月内,放映场次便突破200次……这部影片极具感染力,各地联合援华会的主席、外国传教会、军营等机构纷纷以成本价购入影片,并积极安排放映。目前,放映活动正在全美各地广泛开展。”
资料显示,该片构建起了跨区域、广覆盖、多层级的放映网络,截至1944年底,已在美国及加拿大40余个城市和地区开展放映活动,获得极为广泛、出色的传播效果。电影放映的组织方还动员了各类社会力量,除UCR分会负责人在各地踊跃安排放映活动外,国家战争基金、中华民国驻美外交机构、联合社区和战争基金会等官方或半官方团体也通过巡回展映、纪念宴会等形式参与其中。遍布全美各地的宗教团体、华侨社团、教育文化服务系统、地方社团、工厂企业等机构组织,或是为影片放映提供了技术与场地支持,或是借助自身网络将影片引入公共文化空间,配合并嵌套于教堂服务、日常集会、专题讲座、主题展览、募捐义卖等活动形式,基本面向各类群体免费开放,将影片放映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场景,实现了影片在社区层面的落地。
据美国战时情报局发布的、涵盖1944年9月15日至1945年1月1日时段的报告,每月都有超百万美国民众观看UCR出品的影片《这里是中国》。彼时,该片在市场上流通的拷贝数量多达360份,仍供不应求。在三个半月的短暂周期内,影片累计放映18,000场,吸引总观影人次高达3,640,000。林肯市的圣帕特里克学校在影评中直指该片具备“辅助教育功能”,与教学工作高度契合。波塔基特卫理公会教堂称该片是“兼具人文关怀与丰富信息的中国影片”。而罗切斯特市的Yawman Erbe制造公司特别指出,该片“向美国民众展示了中国为抵御日本侵略所做贡献”。
这些跨地域、跨阶层的多维度反馈均印证了《这里是中国》作为文化媒介所发挥的宣传效能,即重塑美国公众对中国生活形态与抗战图景的认知框架,向美国公众解答究竟何为真实的中国;进而帮助他们建构其全新的中国“国家形象”认同——由此完成从“东方奇观”到“抗战盟友”的认知意象转换。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国家形象”当然并不是一部纪录片可以直接生产的,《这里是中国》收获的热烈反馈实际上正建立在纪录片对浴火重生之中国的真实表现基础上。
四、结 语
本文之于纪录片《这里是中国》的资料爬梳和相关考证,其实仍存有很多遗憾。比如对其创作团队在中国的拍摄情况及相关影像素材来源难以找到明确的佐证资料,再如对于其影像传播效果与实际募款动员效果之间的关系难以做量化的判断,这也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但无论如何,对于《这里是中国》的个案研究依然有着跨学科的多重意义。第一,就历史研究而言,对于影像尤其是散失影像的发掘、考证与细读,可以从文本场域拓展到更广阔的历史场域。比如本文就通过纪录片的文本生产及发行传播分析,佐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并肩同行”,佐证了中美两国人民在抗战时期的彼此支援与心灵契合。第二,就传播学研究而言,纪录片《这里是中国》充满了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认同的况味。本文揭示了战时中国题材纪录片的美国创作者之形塑策略,以及美国受众相应的认知接受。围绕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战争与和平的二元叙事结构依然是跨文化传播中的基础座架。第三,就影像记忆史研究而言,本文试图去再现、凸显记忆之场中历史影像的价值。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对于《这里是中国》的研究就不仅仅是让记忆重现,更是藉此推动更多的社会大众进入关于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之场。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7期,原文13700字,原标题为《“这里是中国”:抗战时期国家形象的他塑与认同》。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x4RgrC_gCV_HhGt3S5cHw。
作者简介:
刘永昶,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嘉卉,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