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位于南京市广州路173号五台山体育馆地下车库上的南京先锋书店，不止江苏人，全国很多人都知道，那块印有“大地上的异乡者”字样的“先锋书店”的招牌，成为很多青年男女到南京后必拍的照片。到南京不逛先锋书店，不能说“等于没到南京”，但至少说明你“不潮、不文艺”。
然而，这样一块带有符号性、标识性的店招，最近拆了，是先锋书店自己主动拆下来的。6月23日早晨，先锋书店官方发布了一条公告，宣布“禁止拍立得、商拍”，书店的门口，也树立了类似的广告牌。对于书店摘下标识性的店招，先锋书店官方账号的解释是“设备维护更新，门头将在近期进行设计改造”，但其实这也是“无奈之举”。
当网红书店拆下“网红店招”
6月23日中午，来到先锋书店可以看到，摘掉“标志性LOGO”的先锋书店，门头空留一块背景板，沉默地悬挂在熟悉的斜坡上方。如果不仔细看，忽略进进出出的人流、门口的思想者雕像和“禁止”公告，很容易把这里当成一个地下车库。书店入口，一张“禁止拍立得、商拍”的公告，显得既醒目又有些“扎眼”。
先锋书店始创于1996年。从太平南路17平方米的铁皮屋艰难起步，到改造五台山3680平方米防空洞为总店，再到被CNN、BBC、《国家地理》相继冠以“全球最美书店”殊荣，先锋书店用了近30年时间，把实体书店这门难做的生意，经营成了南京的文化地标。五台山先锋书店一开业，就以独特的建筑风格、不凡的选书品味，成为南京人的“心头好”。“明信片的归宿地”“南京大学第二图书馆”等美称，见证了“文学之都”对先锋书店的偏爱。
先锋书店早就红了。但起初的当红主角是书。年轻的书友在这里相会，把写满心事的纸片挂在书店墙上；书虫们如饥似渴地在书店里汲取营养，生怕错过了新来的小众书籍……随着书店转型，引入文创咖啡业态，流行的风吹进了这座“隔绝尘世”的防空洞。近年来，特种兵旅游、city walk兴起，在注意力经济的加持下，年轻人蜂拥到特色书店，却很少为书本而来。
先锋书店作为书店的“先锋”，又怎能逃得过这股潮流？独特的坡道、明信片墙、斜坡书架，成了社交媒体上“出片率100%”的打卡胜地。书店内部，真正的读者需要多次绕开拍摄镜头才能找到座位，书架上的《百年孤独》因频繁充当拍照道具而卷边起皱。书店门口那条著名的斜坡通道，早已不是供人安静通行的书径，那块印有“大地上的异乡者”的照片，早已不是一个店招，而成了一个“道具”，一个“背景”，成为大家争相合影的“对象”。如果只是慕名而来的书客拍拍照就算了，随着想拍照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从中发现了“商机”，把提供合影服务做成了一门生意。在书店的门口，举着“10元/张”“30元精修”牌子的商贩穿梭叫卖，手持相机、反光板的游客排队摆拍，通道水泄不通。
为此，先锋书店陷入了两难。开书店，当然希望来的都是书迷，但完全把流量拒之门外，似乎又对书店经营不利。可是，随着拍照的人越来越多，书店已经“招架不住”，最终，不得不“壮士断腕”，暂时把“店招”拿下，免得拍照的人太多，弄得路都不走、生意都不好做。
也就是说，店招是先锋书店自己主动拆下来的，也是被动拆下来的，是在“窒息的围观”的逼迫之下“被拆”的。对此，书店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赶紧拍立得等一些借拍照来挣钱的人。“每天有一百多人在门口聚集，不仅影响书客买书，还经常把广州路都堵死了，过去已经想了很多办法，但还是赶不走那些人”“拆下门头招牌是痛定思痛的选择，想给读者一个交代，给他们一个宁静的读书环境”。
“令人窒息”的围观
书店本是买书看书的好去处，因大量拍摄者涌入，最终不得不把“网红店招”拆下，这种“令人窒息的围观”催人深思。
无独有偶。最近，一张流传于网络的北京大学助理教授韦东奕在食堂用餐的照片，同样“令人窒息”——有人轮流坐到他身旁拍照、合影，俨然将其当作“打卡”的“道具”，当成一个蹭热点的“网红”。一个学者连安安静静吃顿饭的空间也没有，这份“窒息感”，正是来自过度“围观”。
尽管一个是“网红书店”，一个是“数学天才”，被围观的，一个是物，一个是人，但两者有着相似之处。“打卡”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如商拍、直播打赏、带货引流等，“蹭热点”能迅速涨粉变现，巨大的利益诱惑驱动着个体和机构不断突破底线，将他人和公共空间异化为流量生产工具。书店需要“宁静的呼吸”：真正的文化尊重是静心翻书，而非抢占机位、打卡拍照；学者也需要“自由的呼吸”：对学者的致敬是关注其学术成果，而非围堵食堂、打扰其正常生活。
现实中，“令人窒息”的围观又何止这些？
奥运夺冠后，跳水运动员全红婵老家被直播网红包围，家人出行严重受阻，生活空间彻底失序。类似事件在运动员、演员群体中屡见不鲜，“饭圈式”追逐从线上蔓延至线下，将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流量狩猎场。
在安徽池州，一棵“孤独的树”走红网络后，因为前来打卡的游客太多，庄稼经常被踩坏，为了保护庄稼，最终农户不得不把树枝砍掉；重庆市渝中区的白象居小区，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影视取景地身份，在节假日涌入数万游客，结果居民不堪其扰，一度只能在大门上挂起“居民住宅，谢绝参观”的告示牌……
一棵树因为“孤独”而网红，因“网红”而被砍枝；一个小区因为建筑风格而“网红”，因“网红”而给居民带来无限烦恼，虽然是小事，但反映出来的问题一点都不小。
类似事件中，围观者常以“崇拜”“热爱”“推广文化”为名，将自身行为合理化，却选择性忽视当事人、群体或空间管理者的明确意愿和基本权利。正如先锋书店读者无奈地抱怨：“拍照的人比看书的人还多。”喧宾夺主的流量狂欢，早已扭曲了空间存在的本真意义。
“全民皆媒体”的时代，人人都有用镜头记录城市的自由，但当“打卡”的风吹过了界，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私人生活时，这种自由该不该受到限制？无论是拆除门头的书店，呼吁不被打扰的学者，砍掉树枝的农户，还是挂起谢绝牌的小区居民，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发出同一声呼唤：我们需要守护那份“不被围观”的自由与安宁。或许，每个个体在举起手机、迈出脚步前，需多一份换位思考的克制与敬畏——真正的热爱，不应以剥夺他人的安宁为代价。
文化空间该不该“去流量化”
镜头再拉回到先锋书店。“禁止商拍”，一次“去流量化”的自我突围，得到了点赞，也遭遇了质疑。有人欢呼这是文化净土对商业浪潮的勇敢“亮剑”，也有人叹息这座“精神乌托邦”正在主动割裂与时代的连接。
先锋书店的“断舍离”，本质上是文化空间对媒介景观异化的抵抗。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指出，现代社会已被视觉符号与表演性影像所支配。“网红打卡”现象正是这一理论的现实注脚：人们用相机代替眼睛，用滤镜遮蔽真实，将书店从精神驿站异化为“打卡背景板”。当拍立得的快门声取代了翻书页的沙沙声，当商拍团队的道具堆砌挤占了读者的阅读角落，书店的文化内核已渐渐被符号消费吞噬。先锋书店的“拆店招”，某种程度上也是试图撕掉“网红景点”的标签，将文化空间从“被观看的景观”回归“可沉浸的净土”。
这种“做减法”的勇气，亦是对文化独立性的捍卫。在算法推荐与流量逻辑主导的时代，文化空间若完全屈服于网红经济，终将沦为流水线生产的“文化快餐”。如果书店成为“流量媒介”，其传递的“讯息”便不再是阅读本身，而是“表演阅读”。先锋书店“逆流而上”的姿态，就是希望让书店重新成为书籍的容器，而非流量的载体。
然而，质疑声亦有其合理性。先锋书店从地下车库起家，到成为“中国最美书店”，其崛起之路本就与媒体曝光、网红打卡的流量红利密不可分。早期社交媒体的传播，让这家独立书店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全国读者的精神地标。流量在此阶段并非洪水猛兽，而是文化突围的助推器。没有流量，何来先锋书店？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商业与文化的共生关系。拒绝商拍是否带来读者的减少，读者的减少是否会加速实体书店的消亡？禁令之下，先锋书店或许能守住纯粹，但“纯粹”是否足以支撑其生存？在电商与电子书的冲击下，许多独立书店正是依靠“网红打卡+文化体验”的模式续命。此外，当书店拒绝被记录与传播，其文化影响力是否会因此萎缩？再者，“禁止商拍”涉及公共空间与私人权利的博弈，需要更谨慎的边界划分。
“令人窒息”的围观当休矣，但如何平衡外在流量与内在价值的问题仍然值得思考。流量与文化并非天然对立，关键在于如何驾驭流量，而非被流量吞噬；围观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围观。管理需要智慧，针对一些游客喜欢在景区留下“到此一游”的陋习，有的景区不是简单地对游客一批了之，而是设立专门的“涂鸦区”，供游客留下“到此一游”这类的涂鸦。这说明，面对“令人窒息”的围观，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引导，让拍客们在追逐网红的时候，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盲目，多一些文明，少一些粗野，多一些“替别人考虑”的涵养，少一些自顾自己的自私，同时，也提醒有关方面在简单地“堵”的同时，要加强“疏”：设定时间与区域限制，引导“打卡者”转化为真正的阅读者；利用短视频平台推广书籍内容而非空间美学，让流量成为文化传播的扩音器而非破坏者；开发独特的文创产品、举办深度读书会、建立线上读者社群，将打卡流量转化为文化消费的“长尾效应”，等等。一言以蔽之，解决问题关键不在于注意力在哪，而在于如何将注意力转化为价值共鸣。
先锋书店的“亮剑”，也是文化空间在流量洪流中如何自处的一次实验。这场实验的成败，取决于先锋书店能否在减法与加法中保持其文化内核。空白门头可以是宣言，也可以是留白艺术；禁令可以是盾牌，也可以是邀请——邀请人们放下相机，拿起书本，在文字中慢慢体会：先锋书店的价值，远高于照片背景板。对以先锋书店为代表的网红公共空间来说，可能还得在“流量至上”与“流量恐惧”之间，找到更加精妙的平衡点。或许，真正的“先锋精神”不在于拒绝流量，而在于不被流量定义。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立民 袁媛 杨丽 韩宗峰 实习生 陈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