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一犁

父亲终究只是个农民。他却有一个好听的称呼：余先生。

十八岁那年他考取民办教师，当了“先生”，先生没当几天，就因处理调皮学生被撵回家，那个学生是当时大队书记的儿子。后来当生产队长，别人田里亩产动辄几千斤，唯有他固执地有多少报多少，让蹲点干部颜面尽失。这次，他主动交出印章，扛起锄头回到了他的土地。

这时他已有一双儿女正嗷嗷待哺。母亲气得掉眼泪，说他死脑筋不懂变通。他来一句：“我知道怎么做，但我不愿意。”

母亲是大队医生，整日奔波在外，农田的活全在他一人肩上。在我最初的记忆里，父亲每天要么扛着铁锹走向田野，要么满腿泥巴裤脚一高一低迈进家门。农忙时他天不亮出门，满天星星进门。母亲叫他带上我和哥哥帮个手，他不肯，说孩子骨头嫩，干活早会伤着的。我和哥哥每天只管追着风在田野里游荡。

父亲瘦弱，力气不如人，重活自然干不过别人。这让我总觉得在小伙伴面前抬不起头。不过父亲爱看书，满肚子都是故事。这又让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一丝满足。每天晚上，我老老实实在家听故事，就像院里的鸡乖乖地自己钻进笼子里。晚饭后常常碗还没来得及收，张大爷李大妈的就陆续登门了。各人像在自家一样随意，拖过凳子就坐，也有的倚门站着，或干脆盘坐门槛上。若是夏天，大家就在院里坐，密匝匝的丝瓜棚下，月光如碎银流泻下来。父亲坐在碎银里，摇着蒲扇，一个个故事从他嘴里蹦出来，贾宝玉，鲁智深，曹操都来了，他们在月光下复活，挤得丝瓜棚咯吱咯吱响。

故事开讲之前，父亲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扎针。每天总有那么几个腰疼胳膊酸的乡亲，坐在凳子上等他扎针。

银针在父亲十四岁时走进他的生命。那年祖父病逝，留给这个少年的，是四壁空墙、一身债务和一个羸弱寡母。他放下课本，扛起扁担，一夜之间长成大人。那年冬天疏浚运河，别人不肯下水，他跳进刺骨的凉水里清淤，从此落下腿疾，无钱医治。祖母送他至栖芦寺求诊。住持和尚免费用银针治好了他的腿，也为他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大门。

治病期间，他腿不能动，眼睛却没闲着。诊疗室里挂着全身穴位图，他记住了；病人的症状与对应的针法，他悄悄揣摩；住持为病人把脉开方，他记草药的名称，用途，配方。数月后他的腿可以正常行走的时候，已是住持的得力小助手。住持有心收他为徒，奈何生产队不依，说不参加集体劳动，年底不分口粮。

回乡务农的他，下地干活时揣着住持送的银针。田间劳作若不小心扭伤，他就地取针自灸，片刻即可继续劳动。这个田间“小郎中”被乡亲们发现了，他手中的银针也渐渐获取了大家的信任。此后大家有点小毛病就找他针灸。他成了乡亲们免费的“余先生”。在我们村，医生和老师都被称作“先生”。

农人白天忙着生计，晚饭后聚到我家求诊。头痛的、落枕的、扭伤腰腿的，在煤油灯下排成长队。父亲那双手，粗糙而笨拙，可是一捏起银针，立即轻盈灵巧起来。指尖在皮肤上游走，选穴、刺入、捻转，动作若行云流水。扎好针他开始讲故事。一个故事结束，起身捻针。只要病人皱眉喊“酸”，他笑着说句：“酸就对了”，就去捻下一根针。

晚上当“先生”，白天做农民，父亲在这双重身份间自如切换。家前屋后的那片土地，被他踩得发亮，踩出了灵性。他的庄稼长势最好，总能卖出好价钱，养活一家，还能省出几个子儿买书。他嗜书如命，各种古典小说家里都有，还自费订阅农技刊物。所以他对作物病虫害了如指掌，乡亲们常捧着病秧来求助。他只需看看叶片茎秆，便知得了什么病，需要什么药治。渐渐地，他又成了庄稼的“先生”。

后来推土机开进了村庄。作为城市规划用地，我们的农田被征用，老屋被拆除，一辈子侍奉土地的父亲，突然间茫然无措。那年恰逢国家实施边远地区农业扶贫计划，他有幸被聘为农业技术指导员。那双走惯家乡田埂的脚，从此踏上了远行的路。新疆的棉田，内蒙古的牧场，山西吕梁的果园……他的足迹遍布边陲。在那里，他不仅指导农事，更手把手教导刚毕业的农校学生。他又一次当起了“先生”，还是给大学生当“先生”。一当就是十年，没有人赶他回家。

六十五岁那年，他主动告老还乡，独自住在回迁楼里。如今父亲已八十岁，眼也花了，背也驼了。那双闲不住的手，又在摆弄小区绿化带的花草树木。他知道哪种树哪个季节需要疏枝，他知道用哪种肥料花大色艳。他说长花和长庄稼一回事。同龄的老伙伴调侃他又变成了“花先生”，年轻人则恭敬地唤他“余先生”，父亲一律回报一个明亮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