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青年文化的相关研究中，如何重建消失的“附近”是一个关注度极高却悬而未决的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德山和博士研究生胡李阳在《传媒观察》第5期刊文，从深受青年喜爱的音乐节出发，基于声景的理论视角和参与式观察、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青年在与身边乐迷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音乐节现场建构了“时尚节日”“精神避难所”“临时社群”等多种流动开放的社交空间。从音乐节出发思考“附近”，不仅可以摆脱数字时代青年社交日趋“无声”的窘境，还能从中探索“社交声景”这一强调参与性的空间体验。

一、问题的提出

在深度媒介化的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社交活动从现实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并逐渐呈现出一种虚拟场景与现实生活矛盾的状态，人类学者项飙将这种状态总结为“附近”的消失，认为在年轻人的认知中，要么是远方的宏大世界，要么是原子化的自我，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社交空间正在逐渐消失。在此基础上，他将重建“附近”作为对当代青年的一种劝说，希望后者从网络虚拟世界走出来，多去感受真实世界身边的人和事。

“附近”是一个流动的而非固定的空间，它是以青年个体为中心持续扩散的。所以，重建“附近”的关键节点，应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乐于看见或者听见的人和事物中寻找。本文的研究对象音乐节，正是深受青年群体喜爱的社会文化活动之一，它在青年群体与现场音乐和周围环境的互动中，构成了一系列流动且极具可塑性的社交场域。

本文引入“声景”作为统摄性的理论视角，将青年、音乐节和音乐人在现场演唱的歌曲视为互有关联的行为主体，提出如下问题：青年在参与音乐节的过程中，建构了哪些类型的社交空间？这些社交空间如何通过青年的文化生产在日常生活中持续，进而为重建“附近”提供某种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二、文献综述

当前关于音乐节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种视角。第一种是休闲消费视角，探讨青年群体在参与音乐节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心态。第二种是批判抵抗视角，侧重于讨论青年参与音乐节的动机以及在音乐节中建构的身份认同。第三种是日常生活视角，主要分析青年通过何种方式让音乐节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连续性。此外还有从旅游消费的角度，从音乐节有关的表情包、鬼畜视频等方面所做的相关研究。不过，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青年参与音乐节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行为状态，但是未能充分挖掘音乐节对青年群体形成的社会影响，这为本文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关于音乐节的国内研究数量偏少，而且缺少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语境的深入阐述，这也将是本文进一步探讨之处。

本研究所探讨的“社交空间”概念，主要源自社会学领域中的空间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而言，空间是多维意义和价值交织的复杂产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了可以概括为感知、构想和生活的社会空间分析之概念三元组。索亚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第三空间”概念进一步指出，空间不仅是客观的社会环境，更是个体、社群、平台共同交互的产物。具体而言，“第三空间”的核心在于寻找一个多种要素相融、自由开放的流动空间，此点恰与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的“附近”之核心要义相互契合。基于此，本文着重突出空间的社会性、交互性、媒介性等意涵，将涉及多方行为主体交互的音乐节视为建构社交空间的重要媒介，以此探讨重建“附近”的具体路径，明确基本的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思路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从当前国内音乐节的发展现状着手，分析青年在音乐节现场与身边人物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存在于现实维度的社交空间；其次，通过媒介化的视角，思考音乐节在线下展演结束后，如何以及为何会在青年的推动下重回数字平台的虚拟界面，并对青年的社交状态产生哪些相应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依照上文思路，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内容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回答研究问题。研究者从2023年4月至2025年4月，陆续参加了常州“金坛音乐节”、南京“咪豆音乐节”、上海“草莓音乐节”、芜湖“神山音乐节”、北京“迷笛音乐节”等在不同城市举办的大中小型音乐节，以参与体验者的角色定位记录在音乐节现场的社交体验。在参与音乐节现场的同时，研究者在数字平台挖掘了大量与音乐节有关的互动文本，包括知乎中围绕音乐节的问答帖、B站中以音乐节为主题的视频以及相关的微信群聊，全方位考察青年参与音乐节的整体情况。

在参与式观察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在微信、B站、知乎等数字平台筛选了20位受访者展开研究，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控制在30―40分钟，对话问题包括：参加音乐节的原因是什么，音乐节现场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有没有在参与音乐节的过程中认识新朋友，通过音乐节形成的社会关系如何持续，是否会前往音乐节附近的区域，等等。（此处略去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四、介入现实：音乐节现场的社交空间建构

作为现场音乐的一种特殊形态，音乐节不仅以视觉化的方式向青年传播他们喜爱的歌曲，还通过现场的狂欢氛围、音乐情感的传递以及相关社群的凝聚，促使青年重构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弭的社交空间。根据当前音乐节在组织规模、表演风格、群体参与等方面的差异，青年在音乐节现场建构的社交空间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它们基本与列斐伏尔和索亚等人论述的三种空间类型逐一对应。这些社交空间为青年重建消失的“附近”奠定了现实基础。

（一）第一空间：仪式化的“时尚节日”

建构“第一空间”的迷笛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拥有全国范围内最庞大的受众群体和认可度最高的品牌影响力。在仪式化模式的基础上，这类音乐节为青年营造了一种独特的节日氛围。它们与大众化的传统节日存在显著差异，实为专属于青年乐迷的“时尚节日”。

“把音乐节的票一定，我顿时就有很强烈的期待，期待演出那天是个好天气，期待只要再好好上一周的班，就能在现场看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说不定还能认识新的小伙伴。”（受访者H11）

这在音乐心理学中被总结为“音乐审美期待”，听众一方面趋向音乐本身获得情感满足，另一方面趋向音乐之外与他人展开积极活跃的交流。在音乐审美期待的驱使下，青年通常能够自发地维护音乐节现场的观演秩序，并积极地参与构建节日仪式符号的过程。

这些仪式符号，源自青年与音乐节舞台上的歌手和现场听众之间的互动行为，依据互动对象的差异，可以将之划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是青年与歌手互动时使用的摇滚手势。第二类是青年与现场听众一起组织的pogo、“跳水”、“开火车”等行为。参与这些行为的青年此前大多并不熟悉，却能够在充满仪式感的社交空间中迅速集结，构建临时性的社会关系。

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社会关系并不总是呈现和谐状态，有时会因乐迷行为方式的不一致性而引发争执：

“有的人觉得我听了这么多年音乐节，迷笛草莓那些场子都是开火车的，都是跳水的，凭什么你就不让我这么做，就会和反对他的人吵起来。”（受访者G8）

因此，随着青年乐迷具身在场的社交互动，音乐节的互动仪式也在持续发生相应的调整。这些互动仪式使青年乐迷在彼此的联结中构建“想象的共同体”。

（二）第二空间：圈层化的“精神避难所”

建构“第二空间”的音乐节，如上海“简单生活音乐节”、南京“咪豆音乐节”等，通常在省级或市级的地域范围内，展现出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并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相较于迷笛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其邀请的歌手知名度及舞台规模普遍稍逊一筹。青年参与这类音乐节的主要动机，往往不是“慕名而来”（即针对某个音乐节品牌），而是出于对某几个歌手或者乐队的喜爱。

“我看音乐节不追求品牌，如果恰好有许多我想看的乐队凑在一起，那这场音乐节我可能就会去，比如万能青年旅店、草东没有派对这些乐队。（我觉得）他们代表了现在年轻人的心声……”（受访者G9）

所以，这类音乐节的现场氛围趋于多元化，青年会根据不同的音乐品味，自发形成相应的社交圈层。在圈层化模式的基础上，这类音乐节表征的是某种处于精神层面的想象空间。身处音乐节现场的不同社交圈层，青年可以自由发表自己对各种音乐类型以及一些社会热点话题的看法，为彼此搭建一个临时的“精神避难所”。

“对我个人来说，我希望能通过音乐节暂时逃离现有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工作中给我带来的一些压力感。”（受访者S5）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类音乐节通常集中于特定区域，所以很多前去观演的青年此前就已通过虚拟社群或者线下社区建立联系，并基于共同观看演出的需求而重新聚集。他们会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组建以观演为主题的群聊，细致规划具体的启程时间、观演期间的应援口号等，青年也在组建社群的过程中获得了强烈的现场参与感和情感归属。

（三）第三空间：碎片化的“临时社群”

建构“第三空间”的音乐节，主要涉及近两年（即2023年后）在二三线城市新兴的中小型音乐节，比如成都的“仙人掌音乐节”、芜湖“神山音乐节”等等。此类音乐节的举办周期相对较短，主办方及观演群体均缺乏充足的经验积累，加之所在区域的音乐文化氛围尚不浓厚，导致至今未能形成专业化的组织结构，而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特征。

“我家在江西，这里音乐节、演唱会之类的活动非常少，即使有也没有多少人去看。出省看音乐节的话，票价又太高不划算。而且我觉得，如果只是去现场听个响，那还不如在家里听录音室版本的曲子呢。”（受访者C3）

概言之，这些新兴的音乐节在内容上遭遇同质化困境，在商业模式上呈现单一化趋势，这导致青年在追寻“附近”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难题。但是同时，它们也丰富了青年的日常文化生活，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重建“附近”的可能性。

“说来挺巧的，有一次我在许巍参演的音乐节现场排队时，遇到了一个周杰伦的粉丝，出乎意料地我们还非常聊得来，看完演出后还在一起玩了几天。”（受访者L15）

可见，音乐品味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听觉主体之间的隔阂，反而可能随着社交场景的变化促使青年乐迷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

五、虚实交互：青年音乐节的空间媒介化

随着音乐节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数字媒介在青年群体中的广泛普及，上述的社交空间不再局限于音乐节的演出现场，而是开始与虚拟场景发生融合。在音乐节现场，很多青年非常热衷于用移动设备拍摄他们喜欢的歌手或者乐队的演出视频，并记录周围听众在那一瞬间的行为状态，以便在演出结束之后反复回味。

“我每次看音乐节都会录视频，因为这可以帮助我更好地回忆起当时的快乐心情。每当看到自己录的现场视频，我都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也很有希望。”（受访者M7）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青年在音乐节现场打开手机摄像头的时候，就是独属于他们的“热点时刻”，这些时刻为青年提供了难以被复刻的情动体验。除了留存个人的情动体验，青年在音乐节现场录制视频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维系所在社群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联结。

“去年看完梁博参加的咪豆音乐节的当天晚上，我就在粉丝群发布了和前场乐迷一起在现场欢呼的视频。本来想发QQ空间的但觉得有些张扬，这里（QQ）更适合记录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受访者J20）

结合青年在音乐节现场录制视频的两个主要目的，不难发现音乐中蕴含的情感是激发这一日益普及的行为的关键要素。对此，通过对“参加音乐节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的知乎问答帖的数据爬取，本文使用Rost CM6绘制出相应的语义网络分析图（此处略去）。通过语义分析网络图中“乐队”“现场”“舞台”“氛围”“观众”等词汇的密集程度，可以明显观察到这些词汇所代表的正是建构他们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以此为基础，青年在观看音乐节前后都非常强调听歌的“感受”和“体验”，而且这些感受和体验会随着他们之间的交流一直持续下去。此外，从语义分析网络图边缘的“开心”“超级”等词可以得出，青年能够在音乐节现场互动的过程中获得积极正面的情绪，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最后，“歌手”一词说明，青年能够通过音乐节深入了解音乐人的详细信息，这为他们在数字平台的后续交流奠定了基础。

就文化维度而言，青年与音乐节相关的文化身份认同主要源自于不同情境之下的公共讨论。观演的青年除了与身边的亲友分享音乐节体验，还会在所属社群中围绕曲目及参演歌手等议题，与其他乐迷交流。

“我们每次看完音乐节都会对我们喜欢的歌手做一个分析，比如最喜欢他的哪首歌，这首歌代表什么含义之类。在不同的粉丝群里，我感觉我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梁博群里我比较喜欢和群友聊一些日常休闲话题，到了汪峰群就会聊一些社会公共事件。”（受访者M14）

一方面，他们根据不同的社群话语情境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与品味和观点相近的乐迷营造共同的社交圈；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尝试让自己的文化身份从当前情境中脱离，进而构建新的话语情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与其他乐迷的身份疏离。同时，他们谈论的内容不局限在纯粹的音乐类话题，而是随着其身份认同感的增强延伸至一些社会公共议题，比如青年较为关注的就业、婚恋、买房等现实问题。总之，这些青年之间交流的话题越丰富，他们的社会关系就越紧密，建构的身份认同的程度也越高。随着其所在社交圈的日益扩大，他们又会重新回归线下场景，在音乐节现场形成“新一轮”的社交空间，为彼此营造相应的情感归属，最终达成了音乐节在现场展演和媒介化再现之间的双重“闭环”。

六、结语：有声的“附近”

本文从青年喜闻乐见的音乐节出发，基于声景的理论视角寻找重建“附近”的可能性，并拓展“附近”在数字时代的概念边界。结合青年参与音乐节的实际情况，本文发现青年在参与不同类型的音乐节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构了多种流动开放的社交空间；同时，青年在与其他乐迷互动的过程中，拓展了音乐节的社会文化外延，并结合自身情感体验对音乐节进行了个性化的意义再生产。因此，通过音乐节重建的“附近”应被理解为基于个体情感凝聚、相同地域汇集、身份认同建构而延展出的具有可沟通性的共同体。

大多数情况下，人与声音的关系始终处于相互缠绕的状态。因此，当人们通过“听”来理解身处环境的时候，他们与相关联的声音、其他听觉者及特定的声音环境共同形成了一个充满关系的体系，不再是孤立的实体。音乐节作为极具代表性的听觉文化活动，无疑能够更有效地为青年建构共通的意义空间，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深入交流。随着音乐节市场的持续发展，青年不仅能在歌声中通往消失的“附近”，还能在对歌声的想象中看到充满希望的“远方”。

作者简介：

胡李阳，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于德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5期，原文14800字，原标题为《有声的“附近”：

数字时代的社交空间建构与文化生产》。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3nM－8C3PnZXLwEV47wY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