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仇士鹏

一转眼，已经两年了。从洪泽湖的波光里离开，求职于长江之畔，我像年少时梦想的那样，不用“啃”父母，自给自足地生活着。

更确切地说，是不再“啃”父亲。

从河海毕业那年，正逢母亲去世十周年。青春凋谢后，母亲也将永远埋葬在这段岁月中。她给我留下的东西不多——很多都沾上血污被父亲清理掉了，最重要的是两样。

一样，是我们住了十多年的房子。它并不大，也不处于繁华的地段，隔壁的永宁小学还被拆了。与前后两处唤作“花园”的小区里的楼房对比，它就像母亲一样，没有精致的妆容和高雅的气场，素面朝天，手生老茧，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却把粗布衣裳都洗得干干净净。但当房贷成为被随意拿捏的软肋后，我渐渐体会到老家有个房子的重要性。它象征着一处安身立命之所，意味着一切归零后不至于太窘迫的生活，这让我始终有背水一战、从头开始的底气和“过江东”的退路。它仿佛是一句遗言：孩子，妈妈还在，你要是累了，受委屈了，咱就不干了，回淮安！更何况，它还有一个院子，能让父亲停三轮车——否则，他只能把车停在路边，每天早上骑着电动车过去，换上三轮车去拉生意，夜里再骑着电动车把三轮车的电瓶载回来充电。

另一样，就是乐观的态度。2013年，母亲因脑溢血撒手离开，彼时，我正在开明中学读初三，距离中考只有五个月的时间。不止一位亲友说，他们最怕我在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崩塌后，摔在地上成为扶不起来的烂泥。但我在一种强大惯性的驱使下，继续埋首于案前，奋战中考、高考……每当这时，我都会想到母亲。幼时的她大病一场后，右腿落下残疾。生下士杰后，已是元气大伤，偏偏士杰罹患恶疾。四处求医无果后，母亲不得不白发人送黑发人。两年后，母亲把我生下。彼时，她已经39岁，本就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身体，挨了剖宫产的刀子后，状态每况愈下，要扶着拐杖才能走路。但她每天都笑眯眯的，仿佛日复一日平静地活着已是一件足以快乐的事情。邻居常会说，“陈老二看人都笑呵呵的。”所以，那份在命运的风浪里岿然不动的惯性，应当是母亲用她的生命经历结出的一粒向日葵的种子，用脐带输送进我的内心深处后，她又用十五年的言传身教，让它一点点地吐出嫩叶，抽出长茎，鼓出花苞，教会我，即使黑云压城城欲摧，也要记得太阳的方向，坚定不移，向阳而生。

母亲走后，父亲和我相依为命。

父亲比我大四十二岁，将近半个世纪，所以一起出门时，别人总会以为我是他的孙子。但他并没有享受到这个年龄本该有的天伦之乐。从花甲到古稀，在同龄人饭后遛狗散步时，父亲在街上饿着肚子等着生意。生意来了，就踩着三轮车，拉一个比他年纪还小的“老人”去跳广场舞。一饭吃三天，一衣穿三十年，他近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也放下“再找一个”的念头，只为攒够钱，供我去拼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样我到下面，也好和你母亲交差了。”

父亲不识字，却教会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吃苦。

这个词并不体面，让人想到忍辱负重、卑躬屈膝和潦倒不堪，甚至常联想到当下颇受批判的“没苦硬吃”。但想要跃龙门的鲤鱼，除非生有双翼或者有人托举，否则，哪一条不曾摔得遍体鳞伤？

想想父亲，二十岁，走上几十里的路，挑着大粪去卖钱；四十岁，撅起屁股，一脚脚地蹬人力三轮车，为一张皱巴巴的纸币翻坡过桥；五十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继父母、大儿子之后，也离他而去；六十岁，才舍得给三轮车装上电瓶；七十岁，仍旧低声下气，和三轮车一起，受着客人冷言白眼……在耳濡目染下，我吃苦的能力上限确实被父亲抬得很高，在那一声声咳嗽、呼噜和呻吟里，我的心脏渐渐长成一个攥紧的拳头。如今，当我的眼睛被雪亮的屏幕熬得迎风流泪，血丝比爬山虎还要繁茂；当五花八门接踵而至的活儿让我焦头烂额，把早八晚十、一点入眠固化成身体的节律；当出差愈发频繁，舟车劳顿四个字源源不断地往身体里灌入水银，晚上躺在床上，大脑不受控制地天旋地转……我都能如深潭般，默默地把这些落石全盘接纳。

当然，苦的比较，从不是为了衬托不苦，而是为了感恩。毕竟，同样是吃苦，我是为了自己跃龙门，而父亲是为了让我跃龙门。

在古代，古稀之年又被称为悬车之年，意思是退休回家，把曾经坐的车悬起来。父亲却依旧在上海路的街头，在那辆贴满老广告的三轮车上，从早坐到晚，从春坐到冬。一年又一年，一起蹬三轮车的人越来越少，觉得太苦了，也不值得，唯独他，在得了疝气做完手术后，还在车上倔强地坐着。盼，有人叫车，生意上门。

一穷二白的我，独在异乡，不吃下该吃的苦，如何在命运的天平上换来跪乳和反哺的能力？

如果把对父亲的感恩比作一根杆子，愧疚就是影子，它在大地上延伸得很远很远，伸到我一辈子也无法抵达的远方。但，终于——写下这个词，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开始存下钱了。除了我，很少有人知道他全名，只唤作“老仇”或“老大爷”的父亲，也该迎来姗姗来迟的清福了。

尽管已经迟到了太多年。

尽管比起他吃过的苦，微不足道得像是地裂上贴的创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