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海秋

关于我的“三爸爸”，我一次次提笔，却总不敢轻易着墨。一则怕写浅了，唐突了这一世如山的恩情；一则怕写得不真了，这份真，定然是要用尽一生去刻骨铭心的。

姑母龙蕙芝抚养我时，已是六十岁开外的年纪了。那年我尚不满两岁，家中的弟弟尚幼，原生家庭因为琐事力不从心。我先与姑母住南京实辉巷，至七十年代方迁回家族的旧居殷高巷。老人银发如雪，拄一黄漆拐杖，铿然行过街巷，送我看病上学。儿时体弱的我先染肺结核，又得猩红热，皆是老人携我去医院。家族中人教我敬称她“三爸爸”——也是因为老人在姊妹里排行第三，称“爸”，想是因她性情刚烈的缘故。

寒冬腊月里，天未破晓，老人便起身去肉铺排队，为的是让我喝上一口鲜排骨汤；暑气蒸人时，她抱我在二楼窗前，一手护我，一手摇动蒲扇，往往摇到夜深沉。后来我上学，她将绫罗绣花的旧式棉袄改与我穿，见我畏同学笑话，又取出最心爱的羊绒大衣去改——集庆路当年还是一条窄窄的巷子，那个精瘦的老裁缝摸着料子连连叹息：“这上好的衣裳，改了可惜啊。”姑母只是喃喃重复：“改罢……”她眼里似乎在说：我老了，横竖没什么了，能给你的，唯有这些。

如今想起多年以前那件羊绒大衣翩然的样子，心下便隐隐作痛。那华贵的大衣内衬，想是还带着老人家的体温吧。

爱原是自私的，爱亦最排他——那时独我一人占尽这份偏宠，族中亲眷难免微词，可老人家却始终无悔，亦无改。多年后思之，我从未因这过分的厚爱而轻狂骄纵，到底未曾辜负她的苦心。如今想来，她的亲子之道，恰是溺而不纵，宽严相济，方栽培了今日勤谨之我。

“三爸爸”年轻时是何模样？我自是在老照片上见过。老人家的生平，我所知终究有限。她是20世纪初年生人，幼时还裹过小脚，走起长路来当然不易。

偏是这样一位旧式女子，竟在觉醒年代走出去，成了我们龙氏家族少有的读书人。抗战烽火连天时，她携着全家老小辗转逃往陪都重庆，这一路的艰辛，我也从未听老人提起。只隐约听亲戚说起她与史良律师的交集——那位巾帼英雄曾邀她一同西行，后来终究没有去，大约还是放不下家中这一众老幼罢。

我的“三爸爸”一生未曾大富大贵。前半辈子教书，月入不过十几块大洋，却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后半生十三年在职场生涯，辗转于中学小学，教过数学，也教过语文——我后来每月替她领退休金，档案里工龄一栏写着“十三年”。这十三年，是她相对比较安稳的岁月，也是比较清贫的岁月。那些年她站在讲台上的身影，想是比年轻时更多了几分淡定。只是那粉笔灰，把她的鬓发染得更白了。老人的同事和学生，我童年见过一些，那种超越职业生涯的情谊，至今仍让我为之感叹。

老人家的眼睛是高度近视的，镜片厚如酒瓶底，偏是心里头雪亮。她这一生，爱起来掏心掏肺，恨起来也嫉恶如仇——真真是大性情的人。怒时拍案而起，对奸佞之徒，那目光简直能喷出火来。

岁月催人老，我们相依为命的日子里，老人家是真的老了。几次中风，几次跌倒——每念及此，我便愧悔难当。那几年正是我职场紧要关头，终日奔波，竟不能晨昏定省。家中住的又是朝北的老平房，真正冬冷夏热。万般无奈，只得将老人送进附近的敬老院。我每日早起去探望，下了班又赶去守着说一会话，常常夜深才归。

记得有一回，老人家病势沉重，偏我公务在身不得不远行。一路上悔恨交加，忧心如焚。车行一路，我祈祷了一路，电话打了一路。幸而老人终于转危为安。归来那日，我匆匆赶到养老院，已是夜色深沉，铁门紧锁——隔着一道门，却不得相见。我以拳捶门，捶了许久，忽见门上有湿痕蜿蜒，停手细看，原是拳头早已破皮见血，竟浑然不觉。

那夜月光清冷，照得养老院的走廊格外幽长。我踉跄奔至床前，见老人家安睡如婴孩，这才瘫坐床侧，许久无语。

最后那一夜，万家灯火俱灭。天地玄黄，我的神明归位了。九十七载风雨跋涉那么久，老人家终是走累了。阴阳两隔，从此不见。每每念及“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古话，我便觉有钝刀在骨缝里来回锉过。老人去后，我整理她的遗物。在樟木箱底发现一叠泛黄的备课笔记，字迹娟秀如列阵的蚂蚁；又见几封未寄出的家书，信封上我的名字被她摩挲得起了毛边。最是那副深度近视眼镜，镜腿缠着胶布，镜片上还留着模糊的指痕——我戴上试了试，刹那间天旋地转，这才惊觉，原来这些年，老人家竟是在这样的迷迷糊糊里，把迷离的世界看得分明。

其实，老人家与我相依为命多年，不是父母胜似父母，却并没有在法律上办理过继手续。九九年的那个世纪末，冬阳惨淡，我给老人家立起的墓碑上刻写上“儿敬立”的字样，把那些年缺失的名分，一锤一锤凿进了冰冷的碑石里。